儒教和基督教的沟通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沟通基督教和儒教的时机已经到
       来,而且是一项重要任务。
    
    李政道博士指出,十五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西方,十五世纪以后西方逐渐领先于中国。这个问题,可由分析作为东西方文明推动力的儒教和基督教的特点而得到适当的解释。
    周公号为“多才与艺人也”,为儒教下定奠基石的孔子则是一位知识卓越的老教师。他提出的诗书易礼春秋之教,只有文化很高的士才有资格研究,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工、商人民群众则无法问津。而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士的人数不可能很多。儒教文明因推动力不足而进展缓慢。
    但若从周公算起,儒教比基督教约早一千年,若从孔子算起也早五百年。当公元五世纪时,现代西欧诸国人民的祖先还处于野蛮状态,中国早已衣冠礼乐相当文明了。所以能长久居领先地位。
    耶稣立教简洁: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爱的化身,舍身钉十字架为万人赎罪。只要悔改信他,听从他的用“爱人如己”一语概括的教导,就可以得天国永生。其教法之妙,令人赞叹不尽:他能复活在你的心中(至善的本性被唤醒),作你的救主、良师、密友。他是神人中保(惟复性可以合天)。他差遣圣灵(良知)时刻指引你的道路。基督教实行重于理论,耶稣十二个使徒中的十一个也殉道而死,感人之力极深,野蛮人听了也会化为仁慈。基督教社会进展神速,发展到了十五世纪就超过东方了。基督教《圣经》妇孺能晓,宗教革命后的新教,主张人人读《圣经》,直接向上帝祈祷,自动担任传道者。这种超前趋势继续加大。
    但到了生产力发展到可以实施普遍教育的现代,人们文化知识水平提高,就会对《圣经》中许多事情提出质疑:如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世子孙即全人类就都有罪;以及将现代的宇宙生成理论和《圣经》旧约中的七日神造论相比较等等。而虔诚的老信徒只能以信耶稣确能使内心享受奇异平安,从而“见证”天国永生是真的。基督的爱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应当爱弟兄等话告诉他人。这叫“作见证”,但却不能提出理性的解释。有文化的年青人既没有老信徒所见证的那种经验,又得不到满足的理性答案,因而疏远教会。
    孔子的理性主义的儒教,适于在高知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儒教非常易于将其基本原理和各门各类的知识相贯通。就如诗与文学通、书与政事通、易与哲学通、礼与制度科学技术通、乐与音律通、春秋与历史通之类,而且可以因、革、损、益,与时俱进。社会公众文化的提高,对传播注重理性分析的儒教是大大有利的条件。现在在儒教文明圈中,比较简易的宋明新儒学特别受到注意。倘若能借鉴基督教,进一步简易其纲领,注重躬行,儒教就更易为人们接受。另一方面,基督教中的高级神学家应该知道儒教天、性、心三位一体的原理,和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内容,从而使神学得到一种理性主义的支持,对于阐述基督教教义很有好处。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现代,使儒教和基督教相互理解,融洽相处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时,欲使东西方文化融成一体,这也是一项中心任务。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赛有独特的重要性。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竞赛归根到底是国家间文明素质的竞赛。过去的时代人们认为,要使国家经济发展,那国土面积就要大,自然资源就要多。现代统计数据表明,只要国家间的文明素质水平相近,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也会相接近。大国如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缺乏自然资源的日本,小国如丹麦、冰岛,这些国家国民的文明素质近于相同水平,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接近相同水平。这一事实应该可以提醒我们,今后国际竞争在于发掘自身无尽宝藏和可以无限提高的国民素质。在这一竞争中,儒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因其文明有永不匮乏的生命真理作为源泉,历史已表明其有取胜的能力,并将继续取胜。
    人是天地之心,而人的良知就是至善本性的发见。这一本性就是“未发之中”,就是复活在你心中的主耶稣。人们只要遵循往圣先贤的遗训,戒慎恐惧,存诚修德,就可以复其“未发之中”。致之于用则有“中节之和”,而可以开太平之业。闪耀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光明、自由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