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教授的胜利不是经济学的胜利，而是法学、政治学的胜利，作为经济学家，郎教授的胜利只能是悲哀的胜利。
已经逝去的经济语境
从2004年起，主流经济学家就开始连遭厄运，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打击。
一是民间的公众，尤其是网民和股民们。在他们的眼里，主流经济学家不仅成为为富不仁的暴富者的代言人，而且成为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推手。
二是新左派的攻击。围绕着民工、股市、住房、医疗、教育等出现的种种问题，民间维权活动频繁发生，民生抱怨屡见媒体，使得新左派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批判的突破口，认为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以剥夺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而那些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仅是其中一员，更是他们的思想和政策上的罪魁祸首。
三是郎咸平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抨击。以郎教授的批评最为有力，因为他击中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误区：通过企业改制、上市等美丽的谎言，进行实质意义上国有资产的私分，从而牺牲了产权交易的公正性。 而丁学良的“在中国大陆,真正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不超过5位”，就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人格，连同他们的专业水准，一同扔进了污水池。
主流经济学家在遭受攻击之时，他们的言行也变得有些怪异，例如说“中国农民即将成为中产阶级”，“公共财产是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产权就算他的”，“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不是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这些表现只不过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不适应现在的中国社会环境，因为属于他们的一个经济语境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政府和民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完全的共识。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普通民众，无一例外，都对经济理论、经济知识报有强烈的渴望，这为主流经济学家营造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他们成为普及现代经济知识的导师，成为制定经济改革政策的谋士，从而掌控了中国人经济生活的话语权。他们抚育了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也造就了他们，使他们成为主流经济学家。
可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到2004年实际上已经结束。因为现在的问题，无论是国企问题、股市问题，还是民工问题、民生问题，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改革的对象，从农村生产队、城市公有企业这些经济单位，已经转到惟一的对象—各级政府部门。所以现在的改革，也许表面上是经济层面，但实质上都是政治层面的改革，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律体系改革等。
由于社会的中心舞台已经从经济舞台变成了政治舞台，这让主流经济学家不自觉地陷入到一个尴尬的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继续把经济舞台当成中心舞台，在大众希冀听到政治语言时，却站在中心舞台上，毫不自知地大谈“经济人”的理性，像不谙世道的成年人，在言谈举止上让自己不断在公众面前出丑；他们中的另一些人意识到了中心舞台转移，便急速把自己打扮成官员模样，发出政治语言，这却让他们更加尴尬，因为作为经济专家，超出自己的经济学科的边界，大放厥词，只会让自己的专业品格急速堕落。
主流经济学家要摆脱目前这种行为失态、即丢脸又失专业品格的尴尬局面，就是静悄悄地离开那个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社会中心舞台，回到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之内。如果他们不想继续让公众讨厌，这大概也是惟一的选择。
郎教授迎来了政治语境的时代
如果说经济学家超越自己的学科边界大放厥词，便会使自己出丑，那么，郎咸平教授的“新法治主义”，似乎是惟一的例外。他目前不仅大受普通民众的欢迎，而且对政府、学说界的影响力也在逐日增强。这主要是由于郎教授具有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的特殊性。
郎教授的第一大优势是，以“数据”、“事实”为依据的实证方法。主流经济学家要么缺乏调查方法和数学功底，没有能力进行实证研究；要么已得到一官半职，不屑于实证研究的艰辛，并且已经习惯于在万众瞩目下夸夸其谈，名利双收。郎教授的这种优势又因为他是芝加哥大学的财务学博士，更增加了公众的可信度。
郎教授的第二大优势是，他在各国法权治理上可以侃侃而谈。显然，郎教授的美国教育背景，使他不仅具有深厚的实证研究功力，而且还有一定的人文精神素养。主流经济学家有些人善于概念逻辑演绎却不懂得数理分析，个别人也具有与郎先生一样的实证研究功底，但在他们的经济学思维和经济数据的背后，大多数人显现出人文精神的严重缺乏。
郎教授的科学实证威力，再加上人文精神的指导，使得他对上市公司预言，如德隆系崩溃、顾雏军的东窗事发，屡屡变成现实，郎教授的胜利实质上是科学方法和人文精神的胜利。
可是，无论郎教授得出的结论，还是他自己行为的结果，似乎是悲哀的。因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郎教授最终不是因为在经济科学上的创新而名声鹊起，而是因为主张“信托责任”、“法治威权”而如日中天。郎教授的成功成名，其最终是超出经济学科的边界，屡屡发出法学家、政治学家的语言，成为类似于美国马丁·路德金这样的“股权”活动家！
实质上，郎先生和某些主流经济学家走的路线是一样的，都是用经济学家的身份，诉说着法学与政治学的语言。郎先生大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已经从经济语境转向了政治语境，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法学家、政治学家言说的时代。郎教授成了这个时代的开路先锋。
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反思改革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超越经济效率的标准，赋予更多的人文精神。作为倾听者的社会公众，已经把话语权默默地授予了那些有人文精神的政治家和学者，如郎咸平教授等，公众从内心中呼唤着，有更多的法学家、具有社会良心的政治学家的言说，来推进这个社会人道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