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你与那几位“大学者”的对话，我旗帜鲜明地赞同你的观点。他们长期缺乏直接的社会实践，很多精彩的思想是不甘寂寞的“闲士”“苦思冥想”出来的。现在的教育、文化宣传确实存在着不足和弊端，但如果由他们担任文化部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则会把中国的思想、文化、道德搞得更乱。说是全面彻底否定孔子，但本质上的思想背景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当今社会，“批评现实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就同历史上的“恐怖”和“毛主义”是红色革命，而现在的“恐怖”“毛主义”则把世界更不安、矛盾更激化、更复杂，成为全世界谴责和打击的对象一样。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是“建设现实主义”，在确保社会稳定、大众福祉持续提高、国家长治久安和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地、渐进地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但我又认为，社会对他们、以及对他们这种思想的人，要持宽容态度，尊重他们思想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我甚至主张，让他们有机会到地方挂职（省地县都可），不要带书，更多读社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机关干部等）这本无字“天”书。
徐景安---邹东涛：
谢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打破体制僵局。如果你是想推进改革的领导人怎么办？总得找一个站得住的说法、站得住的理由。要走向现代文明，必须接受自由主义，但举自由主义这面旗行吗？传统文化应该继承，但复古儒学行吗？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但走回头路行吗？谢韬也是帮助党在找旗，但民主社会主义毕竟是欧洲社民党的，同样搬不来。谁都明白，挡道的是特权利益，要削弱它、限制的，除了现实的政治力量外，必须高举如“替天行道”这样一面旗帜。
以实现人的幸福为核心理念，将“自由主义的爱自我、传统儒学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整合起来，就可以解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又坚持社会主义。可现在的思想文化界，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互相对立、各执一词，甚至水火不容。这样吵下去，没有共识，要上面怎么办啊？“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不仅能成为治党治国理念，也可成为治家、修身理念，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而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的理念能有这个功能吗？讨论创建新文化，可避开政治，然而实际上是为经济、政治、思想改革找旗帜。
徐景安---朱学勤
您是思想界的著名学者，很想听听您的意见。“有些提法我甚至持反对意见”，我更想听听，促进我的思考。诚请赐教。
朱学勤---徐景安
我的浅见大致有二：总的说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具体说来，“现实性”一节，很难苟同。这些话题说来很费时，难以详述。
徐景安---朱学勤
中国思想界的有些分歧和争论，我感到很难理解，文化与制度问题就是之一。我很想请教。
一、中国的制度有问题，恐怕没有人否认，要不怎么有30年的改革？问题是制度怎么改，往什么方向改，这不就是理念、思想、主义、文化的问题吗？邓小平有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才会起动改革。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哪来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制度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体现。当然，制度形成后会倒过来决定、影响观念。这又什么可争论的呢？我看到一些文章，一个劲地说，是制度决定了文化，这样的常识问题也用讨论吗？我看是受了西方制度学派的影响。
二、说空话没用，关键在于制度。中国的现状就是一大堆好口号，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我明白，这是强调制度重要的理由。然而，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呢？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光说不练呢？知道散步有利于健康，但就是不去做，为什么呢？这就是价值判断。因为应酬比散步更重要，所以散步的习惯养不成，制度也建立不起来。散步有利于健康，只是一句口号，而没有成为指导行动的价值理念。
三、今天中国要建立什么制度呢？自由主义主张民主，儒学主张仁治，老左派主张专政。怎么办？一是武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打出一个制度来；二是文斗，说服当政者改革，那就要理念的正确、神圣；又要理念的可行、现实。现在，您、我不是都在做后一件事吗？
四、大家都明白，理念的背后是利益。现在改不下去的阻力来自特权利益，这是历史上一切改革都面临的问题。那么，怎么制服特权呢？我想，您我都不主张革命吧？那就要靠体制内的力量。这就是我在《标准》一文“现实性”中谈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能够为中国领导层中的杰出开明人士所接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战胜维护特权利益的旧理念，树立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新理念，成为体制内先进力量制服旧势力的一面旗帜，然后才能向新制度转型。我想，这些道理不复杂吧。万望指教。
韩德强---徐景安
对附件所倡建设新文化，我总体赞同。只是，一个“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新文化必须解决三者之间，或两者之间的矛盾。否则，各取所需，还是冲突不断。历史上各大宗教、各大思想流派、各学说主张，恐怕原则上都赞成这三爱，但是，侧重点各不相同，人物藏否各不相同，历史取舍各不相同，反而形成诸神之争，冲突大规模升级。所以，动机虽好，赞同者也会日众，但是“一中各表”，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数痴迷，难以沟通。徐先生能发宏愿，创办善网，身体力行，确属不易。然而，历史上凡能感动众生者，不但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楷模，而且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否则，众生眼中，无非是一冬烘先生。
徐景安---韩德强
您对我所倡议的新文化表示总体赞同，十分感谢。这使我们有了基本共识，就可继续讨论了。
一、您说：“历史上各大宗教、各大思想流派、各学说主张，恐怕原则上都赞成这三爱”，这个判断值得商榷。就从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这三大思潮来说吧。自由主义主张“爱自己”，并不主张“爱他人”，更不主张“爱大家”。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理性地追求自我，就是利他、利社会。儒学主张“爱他人”，但不主张“爱自己”，就是您说的倡导“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儒学也主张“爱众生”，但没有维护公共利益的意思，所以不是我说的“爱大家”。传统社会主义主张爱祖国，但不允许“爱自己”；主張爱集体，不倡导爱一个个的他人；要求“毫不利己”、“大公无私”。所以，我认为这三大思潮都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需要整合、互补。
二、各流派总体赞同“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成为主流价值观，但每个流派可以各有侧重。这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就是承认对方、尊重对方，而不是攻击对方、敌视对方。所谓“不同”，就是各有偏爱。这不会造成大规模冲突，恰恰是和谐的实现。现在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是各派互相敌对，不仅是争而不同，还是骂而不同。对主张“爱自己”的自由主义，认为是颠覆；对主张“爱他人”的儒学，认为是愚民；对主张“爱大家”的社会主义，认为是专制。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愿对理念与事实作区分，用实践中被势力集团利用而发生的蜕变、异化作为反对的论据，从而否定理念的合理成分。而我企图把各流派的合理成分提炼出来，以求共识。
三、据我所知，您原来是反自由主义的。现在，您对“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新文化，“表示总体赞同”，就是意味着并不反对主张“爱自己”的自由主义，只是保留您的偏爱与侧重。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我所期望的进步。
四、您对我有所赞扬之后，即写道“历史上凡能感动众生者，不但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楷模，而且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否则，众生眼中，无非是一冬烘先生。”我大惑不解，意思是要求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楷模”，那已是非常高的要求了，实在不必“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已大大超过“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要求了。先生如此强调，不知出于何意？至于您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数痴迷，难以沟通”，更难理解。您把众生都视为“痴迷”，惟我独醒，恐怕这种理念，无论如何不是新文化，而是属于旧文化了。万望继续指教。
吴敏---徐景安
尊著“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基本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只是担心这会被当政者指责为“意识形态多元化”而遭到否定。因此，从可操作性方面考虑，是否还需要讲一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
徐景安---吴敏
这不用担心。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讲过，共产主义是人性的自觉复归，人的普遍共同本性就是追求幸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本质上就是实现人的幸福。凡是有利于人的幸福的学说、流派、观点，马克思主义都不应该排斥，而应该吸收。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来源于非马克思主义。将一元与多元对立，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靠权力排斥多元来维持，而是海纳百川、吸取精华而成为真正让人折服的真理。
樊桂---徐景安
我总体反对——文化应是多元的，文化的生命力由其自身魅力而定。统一的标准将使文化趋于封闭，将使文化无法更开放地接纳新元素，无法自我创新，也会使文化交流产生严重障碍，也会使现有文化萎缩。这是一条文化死路。
徐景安---樊桂
按照这位先生的逻辑，人类社会的一切规范都是不必要的，比如技术需要什么标准，那不是束缚创新？行为需要什么约束，那不是限制自由？交通需要什么规则，那不是带来行动的不便？我之所以提出文化的标准问题，是希望各个流派能够取长补短，更好地发展；同时寻求共识，形成主流价值观。多元的发展、完善，有利于共识的形成；共识的建立不妨碍创建新的流派、产生新的认知。
这位先生的核心意见，是不承认人类社会需要共识，需要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文化专制主义变为文化相对主义。你可以认为这些标准不对，但不能说不需要标准。再说即使有了共同认同的标准，你仍然可以标新立异。人类社会不就是从一个共同认同的标准，走向另一个共同认同的标准吗？
现代社会的文化是多元，还是一元？表面是多元，实际是一元，即有钱就快乐、有钱就幸福。国家把目标定位在经济上，社会把成功定位在消费上，民众把追求定位在金钱上。这就是物本位的一元文化。中国要创造新文化，人类要创建新文明，就是要使社会的价值尺度，从一元变为多元，真正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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