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消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昨日出席“中国金融：变局与对策”论坛时表示，中国拥有过多的国有金融机构，政府习惯性地过度监管，导致了中国金融体系监管成本过高，金融体系发展不足，灵活性太差。为此，樊纲建议，中国应放宽私人之间的信贷限制，发挥私人产权和私人信用的作用。

　　说白了就是放宽民间借贷的限制，也就是允许一定程度的“高利贷”。这个利息是多少呢？目前浙江市场公开的标准是月利率3个点左右，但事实上这是上面的“允许范围”。对于小额民间借贷，实际上利率高得惊人。据一位做个人信贷的朋友讲，“由于个人信贷风险很大，一般它们只做超短期借款（一星期到三个月之间，最多不超过半年），按月利或“协议”结算，时间越短利率越高。目前20－50万的借款，月利最高的竟达10％以上，100万－500万左右的短期借贷，普遍也在月利5个点以上。甚至有很多借贷者借款做赌本或者还赌债，那么其背后的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民间融资确有中小企业为解决资金的临时周转困难，解燃眉之急，暂时渡过难关。但问题是如果高的利息有多少可承受之重呢？目前，“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在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压力下宣告破产，“银根紧缩”更是雪上加霜。“个人信贷”的放开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我并不反对樊先生的一些观点，但向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要想做到监管确实不容易，请在这方面做好准备，否则容易适得其反。这样做政府或许可以获得短期“解脱”，但长远看总是脱不了干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