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晓冬思想遗书之二
义丐徐超是开启精神生产方式大门的“金钥匙”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而提出“以义取利”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这一舆论的主观臆测导致了我们饱受挫折，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缺乏成人之美的美德和胸怀，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处心积虑的构思自己的“美事儿”。
这种思想在义丐捐款成名再乞讨的过程中可见一斑，“我把钱给你，你捐出去出名了，我能得到什么？”而就在我策划义丐“以义取利”的过程中，同样的思想又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傻子才会给他们钱呢，给了钱都装进了相晓冬的钱包。”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我“顶风作案”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在向整个社会传播一种新的思想，即“以义成名、以名取利”的新型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将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世界劳动人民锻造一把打开幸福之门的新钥匙。
一些所谓的营销专家和业界人士纷纷跳出来指责我策划的拙劣，他们纷纷以老马识途的资格谆谆教导起我这个初生牛犊，“你太幼稚了，哪有把挣钱挂在嘴边上的，要取利就绝对不能提利字，事后取到了再说也不迟，甚至永远都不说，闷声才能发大财。”这些思想我很清楚，但我的思想他们却一点都不清楚。
我岂能不知道“高呼取利就会取不到利”的道理，但我唯一在乎的是“以义取利”这四个大字能够登上报纸的新闻标题，进而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人们认识到这种以“精神变物质”为根本特征的崭新生产方式。
出现在我视野中的义丐徐超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乞丐，而是被我们的社会自动产生创造出来的一个矛盾体——义象征着他精神的富有，而丐象征着其物质的贫穷，而解决的办法恰恰就蕴藏在这种矛盾之中，即把精神变成物质。
而按照我在《智本论》中的理论主张，精神要变成物质，必须首先通过注意力效应进行信息的传播并进而凝结成品牌价值，再将品牌价值作为一项资产进行运营，好在义丐在为地震灾区捐款之际已经成名，我所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再传播，以使其品牌价值得到增值，同时对其品牌价值进行衍生品开发，比如写《义丐乞讨记》以及翻拍电影以及注册义丐酒商标等做法就属此类。
我之所以要借助义丐徐超阐述这种崭新的生产方式，乃是因为人类劳动已经从体力劳动演变为脑力劳动，而脑力劳动的本质是精神生产，其产品不仅表现为直接的精神产品，而且包括各种相关的衍生产品，就像迪士尼乐园和哈利波特的产业链模式一样，精神生产为脑力劳动者创造的是包括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在内的各种资产，因此其价值实现方式绝不能再遵循传统的工资分配模式，而是应该交给市场去完成。
简而言之，自觉的脑力劳动应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选择创业而非就业，创业为劳动者带来的是资产，而就业获得的只是工资，那是把脑力劳动当成了体力劳动的劳动力来出卖的产物。我之所以带着义丐徐超坚定不移地走创业之路，就是为了给人们做一个“精神变物质”示范和样板，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注意认识并最终选择这条新的发展之路。
我们都注意到了近期的《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不能再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干预企业的工资发放了，因为劳动力价格已经由市场供需矛盾来决定。而如果认识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崭新的精神生产方式来增加劳动者收入，即鼓励支持整个社会的底层民众以出名的方式实现脑力劳动的价值。
脑力劳动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每个有脑子的人都可以从事的新型生产方式——王海打假出名之后可以成为职业，义丐成名之后自然就成为明星，而甚至一个保安都可以用文言文写出最牛的辞职信，互联网时代的这些种种现象都已经说明，精神生产正在向整个人类张开怀抱，而这，正是人类劳动的最终出路和最后归宿。
面对舆论的质疑和不理解，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将十余年的思想成果凝聚成《智本论》一书，为的就是向人们阐明这种崭新的精神生产方式，而在其中，也把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定为体力劳动的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适合脑力劳动的系统价值论，即价值的创造增值过程源于各种生产要素组合积聚而产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统效应。
只要掀开《智本论》的封面，我们就将看到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方式，从而进入智慧文明时代的大门，在这片精神生产的崭新天地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打开自己的幸福之门，而我能交给大家的则是一把闪闪发光的门钥匙，那就是将要为《智本论》一书代言的义丐徐超。
义丐徐超是一个精神富有的人，因为他赢得了人心；但他也是个物质贫穷的人，因为他在成名之后还一度继续行乞；解决他命运的办法就是实现精神向物质的转变，而这正是《智本论》一书的主旨，因此，义丐徐超必然是为《智本论》一书代言的不二人选，让他代言《智本论》意味着我把他这把开启智慧文明时代的钥匙挂在了门上。
而我的这一举动也在向普天之下的知识分子宣告——真正的大智慧应该只为义谋利，为义而非为利所用，这种“以智取利”的模式才是“取之有道、取之有义”，让那些不义而富且贵者，都化作圣贤孔子眼中的浮云和阴霾，飘然而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