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一代’面临求职噩梦”、“中国大学生就业进入30年来最艰难时期”——世界媒体上近来充满了对中国“80后”学子的类似担忧。这是一批诞生于中国最好时代的年轻人，在全球金融风暴席卷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可能面临人生的第一个巨大冲击——失业。中国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将有75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大军。这个数字令不少西方媒体感到吃惊，以，至于有德国媒体形容说，“如果说大学毕业生在欧洲多得像洪水，那么在中国简直就是海啸巨浪”；还有媒体认为，这个“群体危机”’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稳定。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在中国，“失业”的政治含义要比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得多；在美国属于正常社会现象的“失业”。在中国却往往被“上纲上线”。而且，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之庞大，这个数字也不该被过分放大。但无论如何，让世界寄予厚望的中国“鸟巢一代”，无疑将在此过程中接受人生观的重大洗礼。
“牛年，一股担忧的寒流袭向中国年轻人”
《纽约时报》近日讲述了两位中国大学生的故事。“在北京火车站，董师伟正在排队购买火车票。他毕业于大连一所商学院，但没能在北京找到白领工作。他将不得不在一家快餐连锁店干一份每月 220美元工资的活，这低于北京人的平均月收入。”董师伟对该报说：“现在找份工作太难了。我不抱太大希望。工资真的很低，远低于我的预期。”报道中的另一位主人公——
据报道，去年中国560万大学毕业生只有70％在8月份之前找到了工作，剩余的150万人将与今年毕业的600万人一起进入就业大军。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自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以来，这个群体的人数每年递增10％至20％”，“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简直是海啸巨浪”。面对激烈的竞争，很多大学生不得不放低身价。英国广播公司说，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生开始竞争富人家保姆的工作。报道称，在广东，去年最后一季度，平均每个月都有五六百人来应聘保姆工作，其中90％以上是大学生，还包括几十名硕士。《华盛顿邮报》2日报道了一个名叫刘永泉(音译)的机电工程学专业毕业生2007年毕业后来到北京郊区某镇一个村当图书管理员的故事。来自山东的刘永泉接受这份工作是因为一来能帮他解决户口问题，二来农村经验对他的公务员考试会有帮助。报道说，与刘永泉有同样想法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在重庆，大学生“村官”的录取比例已从去年的6：1变为今年的16：1。德国《世界报》说，几年前，中国大学生“下乡”还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但现在，他们被称为“开拓者”。还有媒体将大学生就业困境与中国的稳定大局联系起来。路透社将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称为“潜在的定时炸弹”，认为他们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在全中国蔓延。英国《金融时报》将大学生与同样面临失业危机的中国农民工对比，称农民工至少还有自己的土地，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是十几年来最爱国、政治热情最高的一代人，“或许也将成为十几年来对现状最为不满的一代”。
各国大学生都为找工作发愁
“毕业即失业”绝不仅是中国大学生的担忧。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说，“从中国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学生们都在担忧找不到工作”，“全亚洲的大学毕业生都面临着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就业形势”。
2月是韩国大学毕业生加入就业大军的关键月份，但去年底，韩国新增就业人数已开始出现负增长。《朝鲜日报》称，目前韩国大学生连找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都极为不易。韩国经济研究院委员朴成俊担忧地表示，“不能进入中产阶层的青年人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实际上，韩国6个大学生团体近来已经在首尔光华门政府中央办公楼门前举行了集会，要求政府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普通高校毕业生能有l0％的人找到理想工作就算不错了，连往年抢手的工商管理硕士也很难找到工作，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售货员、大学生司机。从德里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一年的乔希，已经记不清给多少家公司投过简历了，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乔希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很多同学都和她一样，几乎每天都待在网上找求职信息，一个家境稍差的同学甚至被迫到一处修地铁的工地上搬运砂石。
在美国，失业率已升到7．2％，为15年来最高。据密歇根州立大学高校就业问题研究所主任加德纳测算，2008年适合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入门级”工作岗位比前年减少了8％。在英国，一项对该国100家知名公司的调查显示，已经有l／6的毕业生工作岗位被削减。调查还显示，一些公司只招收5所顶尖学校毕业生，另有一半的公司将今年招收毕业生的数量减少了一半。英国《卫报》称，“今年将是20多年来英国最为严峻的毕业生就业年份”，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多少针对大学生的救助良方，因为它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近100万的成年失业人口上。
中国大学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缓慢而生涩
同样面对失业压力，中国大学生的心理落差可能要比西方学生大得多。美国《洛杉矶时报》说，10年前，一个大学学位就能使你步入精英分子的行列，因为中国政府会为大学毕业生在政府部门或者国有企业中安排工作，根本不存在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时代周报》说，大学生在中国曾是享受“特权”的精英——体制保证他有工作，这个“铁饭碗”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保障。与早在高中阶段就习惯打工、求职的西方国家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显得缓慢而生涩。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还在中国读大学。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裴敏欣回忆道，当时的大学生不仅有“物以稀为贵”的天之骄子的感觉，还有很强烈的幸运感和来之不易的珍惜感，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通过竞争激烈的高考而踏入象牙塔的。那时的大学生对物质追求不高，有极强的求知欲。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有一种文化特权感，觉得自己需要被特殊看待，被社会尊重.现在，中国社会变得多元、开放，但对大学生的社会地位认同观念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相比之下，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并不视自己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毕业的大学生与蓝领工人没什么区别，什么工作都可以做。裴敏欣说，他现在的秘书，大学毕业后就先做了一份餐馆服务生的工作，后来才慢慢地找到现在的工作。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伊恩卡普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英国的大学生其实对于失业并没有太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从象牙塔走出来，就理应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深知资历和经验的重要性。伊恩卡普教授认为，正是这样实际的价值观让西方的大学生在被社会“搁置”一边的时候，少了很多埋怨，更愿意自力更生。
在与中国人价值理念接近的一些东亚国家，大学生的观念转变也先于中国。在日本，大学生普遍没什么精英意识，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当“普通劳动者”，上小学学唱的第一首歌的第一句就是：“当我成了一年生，能交朋友一百名”，而并非人人要当“科学家”。日本社会仅将大学作为教育的一个阶段，大学生一般被视为“半成品”，日本公司大都将新职工视为“培训对象”。此外，日本各行各业都有细密的“资格考核制度”，包括司机在内的许多工作岗位都需要接受严格的资格认定。有着与中国“高考”一样经历的韩国大学生，也曾经认为大学是通往中产阶层的第一道关口。但随着“人人都可以上大学”的实现以及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他们现实了很多。比如硕士、博士现在纷纷竞争银行前台柜员这种工作，而在几年前，这一职位还是高中毕业生、专科学校毕业女生的竞聘之地。
中国大学生是全球最大的大学生群体
“经过这几年扩招，中国近3000万在校大学生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大学生群体，而他们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涉及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着全球经济的供应链，因此世界媒体格外关注”，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大学生遭遇的就业难，其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问题，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大学生就业缺乏灵活性的问题必然暴露了出来。“实际上，世界各国给年轻人创造最多机会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因此中国大学生的机会要比美国、欧洲多得多。张颐武认为，中国大学生本身的素质很好，是非常优秀的劳动力，这都决定了大学生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一位在中国高校工作多年、现在日本从事研究的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大学生群体具有很强的精英意识，这与中国千年科举制度的传统熏陶有关，也受到一百多年来中国救亡、启蒙、革命等时代浪潮的影响。他认为，今天的大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积极的力量，也是离国际主流最近、最活跃的人群。但与这些宝贵财富相交织的是“出人头地”的观念以及过于单一的学校生活环境，这可能使他们易于养成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毛病，缺乏在艰苦、平凡的岗位上扎实工作的心理准备。而且，今天的大学生是经济高速成长期长大的独生子女，少磨难、不成熟、欠忍耐，此次金融危机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困难局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对于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出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他们应该更多地到中小学甚至农村去教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投资不够，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的教育资源也非常贫乏，大学生可以做出巨大贡献。裴敏欣还主张，“不要把大学生看成特殊群体，甚至不需要‘大学生群体’这个独立的概念”，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把所有人都视为平等的公民。裴敏欣承认，当前的中国大学生正在变得越来越务实，就业的心态正在放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中国社会的总体承受力在强化。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不解决大学生就业根子上的问题，从长期来看，这将成为对中国社会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