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商吏各领风骚十数年

　　

　　五十年代初期学者很风光，延续了民国年间重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另一因素是知识分子通常左倾，在土改和三反五反期间，相对而言知识分子阶层与新政府关系最为融洽。那个时候大学生毕业之后去当中学老师，月薪可达80元，比机关和工厂的两倍还多。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打倒一批知识分子，也把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打下去了，从此风光不再。

　　

　　大跃进期间，不仅饿死数千万农民，城乡二元体制也建立起来。六十年代，进国营工厂当工人“吃国家饭”，成了数亿农民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在苏联的援助下，国内的兵工厂初具规模，再加上国家资源集中投入其中，进兵工厂成了根红苗正的权贵子弟首选。

　　

　　七十年代，军装成了流行时装。军队成了躲避上山下乡和社会动乱的场所，当兵成了年轻人的最优选项。后来被称作“永不落空”的群体，多半在文革初期当过一轮保皇派红卫兵之后进了部队。文革后期军人出场收拾动乱残局，各个关键部门军人充斥，权倾一时。

　　

　　八十年农民终于迎来了舒心的日子，机会成本为零的农民成了最先活跃的经济主体。无论沿海走私的渔民，还是温州的家庭作坊，或者苏南、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种养专业户，都是在那个时期最为辉煌。“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九十年代，大陆正式引入新加坡的亲商原则，开始尊重私人产权，商人成为最受人仰慕的社会角色，大批精英阶层下海经商。乡镇集体经济在港商台商和私营经济的冲击之下，每况愈下，纷纷破产。农民的唯一资产——土地被政府剥夺了处置权，离乡别土外出打工成了农民无奈选择。

　　

　　二十一世纪，在日益沉重税收和严苛的行政管治压榨之下，民营企业风光不再，垄断国企喧嚣尘上。富豪榜成了杀猪榜，下海经商创业不再是学子们的主动选择。眼看着官员们工资福利直线上涨，公务员考试愈来愈热。

　　

　　回顾近六十年历史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放在较长的时段来看，有“永不落空”的家族，没有永远兴盛的行业。因此，大学生择业的时候，对社会的发展要有前瞻性，与其打破头挤进热门行业，不如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行业。

　　

　　中国仍是身份社会

　　

　　择业之所以让国人焦虑，在于中国仍是一个身份社会。所谓身份社会，是指个人权利与所从事的职业和家庭出身有关。家庭出身对事业成败起到关键作用，择业成败反过来又会影响身份升降。可谓一着不慎，祸及子孙，怎么能不焦虑？

　　

　　天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状元与状元之间地位差别是很大的。元代有人戏言：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评价的。官和吏算是“对国家有贡献”所以地位最高；僧、道、医对社会和谐有贡献，地位居次；工、猎、民是国民主体，供养了上层社会，也算有贡献；儒、丐不但不事生产，还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地位最卑贱。

　　

　　上面说的是封建皇权社会，莫以为现在就平等了。实际上身份鸿沟不仅没有弥平，反而拉大了。过去虽然有等级，但是国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只要够勤劳不用担心被亲人邻居鄙视。现在社会分工细化了，等级细化了，各个阶层的特权更具体了。大致也可以分为十等：一官员，二专家，三公务，四事业，五国企，六外商，七老板，八市民，九农民，十民工。别说整个社会分层，就是同住一个小区的住户也可以细分出三六九等来，等级无处不在。

　　

　　也许上述状态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也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速度之迅猛。所谓现代社会，重要标志就是法制化，也就是去身份化。现代的法律条文一般不会注明身份，否则视为歧视，会遭受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身份社会下，人生就如同一场永无止境的高考，不断被等级组织择优录取或淘汰，个体没有选择权。假如身份社会今后也不会变动，那么个人只好往高等级阶层奋斗就是了，无所谓择业之说。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将导致社会的身份观念将来会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有知识修养、有能力、能帮助别人的人将受到尊重，而财富与地位成为衡量人们身份地位的一种外在标志，但不是唯一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