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

    自上世纪80年代未以来，广州即充任了中国开放和变革的桥头堡，以最早的自由经济吸引全国各色人纷纷南下。今天的广州，其城市建成区为3700平方公里，已然是一座人口超过1400万的巨大城市，而流动人口在其中就达600万，分别高出北京和上海300万和200万，几乎与广州原住人口数量相当，可谓是中国最大流动人口城市。仅以天河区为例，当量人口密度超出每平方公里3万人，若以50%为流动人口计的话，即意味着天河有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与世界的来者，这样的一种构成，令广州总有不同于其它城市，而它的流动性，则更具有某种历史的渊源传统。即将到来的2010年第十六届亚运会，又将再次带动一场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和流动，可想而知，这座城市将更加拥挤和热闹喧哗。

    广州作为中国近代“离世界最近的地方”，一直都有着独特的历史流动感，也制造出一次又一次波及中国命脉的喧哗和骚动，而令中国发生数次历史的穿越。在这里，既有道光年间太平天国的发轫，也有光绪年间戊戌维新的创始，更有孙文辛亥民主革命在此的宏大策源。如此众多的变故与革新交集于一身，令广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帝都北京和金陵南京以及远东纽约上海的独特身份。仔细考究的话，这种身份不是皇家气派，也不是泊来的洋泾滨，更非西安古都的闷骚沉重，而是融合欧风美雨与中国东西南北思想的集萃，以及早熟的近代工商业和世界贸易通商，更形成为一种迥异不同的“独立平民”特质，使之成为中国最具民主、自由、平等与开放思想的土壤，也成为中国社会播火启蒙的肇始之基。

    广州特有的流动，也使之孕育出特有的喧哗和骚动，即便是今天，当你走在纷纷攘攘的街头，都难得有片刻的宁静，你甚至会怀疑，广州还有没有安静之处？乍看起来，广州不似京城的匆匆，然而却比北京更加忙忙匆匆，它也不象上海臃塞，但却比上海更加臃塞，它远不似重庆混混乱乱，然而却比重庆更加混乱。广州就是这样，一个复合的多元体，也是一个历史交集，对待它，你只能以一种包容的眼光和心境来品评和欣赏。你若是个有心的人，那么，你便会对这座城市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一座流动的自由街市，一份内在的平等，喧哗之下总似乎别有启示。

近代史的再次启迪

    品味广州，需要一种纵深度。刚刚过去的150年，可谓是中国巨变演进史，而它的发端即是广州。所以谈到广州，不能不谈中国近代史，谈到近代史，又不能不谈到这个古老国家与世界的首次大冲撞，这场大冲撞之下，中国前所未有的被迫与世界开埠通商，而造就这一段历史大冲撞的另一个主角不列颠，当然也不能忘记。

    150年前，19世纪中叶的全球格局与今大不相同。当时的世界中心，既不在美国，也不在遥远的东方中土，而是大西洋上的岛国不列颠。经过一百余年的科技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英国已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建立起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贸易帝国，它的势力和能耐，不仅仅只是哺育起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还一直波及到遥远的印度和中国。

    人类历史上有一条这样并不成文的规律：先进文明总是向落后文明流动并渗透，并以这样的方式取得人类整体历史发展的均衡。比150年更早半个世纪，中国曾经有一个机会与世界齐头并进。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间，英王乔治三世专程派出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庞大使团来到中国，谒见皇帝，拟修好通商，为此，英人还向乾隆皇帝晋献了近600件代表当时世界科技发明最高水准的科技工艺精品。然而中国的皇帝自以“君临天下，统驭万方”为尊，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实在是只知自己，不知有世界，所以拒绝了来自新世界的合作，引至半个多世纪后的东西方首场战争，由此而被迫改变历史。这场战争不仅给清廷带来割地赔款，也给中国带来了新文明思想，并最后引致清廷覆亡。倘若以更大的历史观来审视，会发现某一些属于客观规律的东西，抑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这一点，如同分别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成为新历史的必写者。无论是在东西方，这些规律都呈现客观的历史一致性。因此，当30年前广州再一次率先开放时，中国的历史也就完全改写了。

    有时，历史规律的惊人一致性，由于一定的深度而难以让当时的人们敏感观察到，这一点，对于习惯于经验依赖的中国社会尤其如此。文明的悬殊，科技水平的差异，有时往往会被经济物质的表面繁荣所遮蔽，而无法令人看到其本质。200年前那支来华的庞大英国使团中，就有一位画师威廉.亚历山大，他的任务就是画下了一路见闻的帝国景象，并把这些最具直观的印象带回西方。以他当时早已领先于中国普众的知识和文化程度，几乎一览无余地发现了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实力悬殊。

    在此，摘录了一些他当时作下的画记，可以看到他对当时东西方文明差异以及这一古老帝国在世界文明中的衰落的客观记载。在解说《舟山的士兵》画时他写道：“人们猜想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使用火枪火药了。但自从这个国家被鞑靼占领后，火药却主要被用来做礼炮礼花。他们在对烟花精巧的设计中表现了杰出的技能。现在的中国军队在训练上相当差，军队的力量仅仅存在于数量上。由于对军事序列的无知，军队在战斗中不可能得到补偿，仅寄希望于士兵个人的勇气。普通的军装是像被子般填了絮料的镶边衣服，相当累赘，对南方诸省的士兵来说，这几乎会使他们窒息。”而在另一幅画记中，他还写道：“在中国，每件事情与别的国家都不相同，军队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组织上和军装上。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军队，一种是鞑靼军，他们驻扎在边界和全国要塞之地，一种是汉军，他们驻扎在小城镇或村子里以维持治安。汉军士兵做地方警察的工作，以及收税、护卫粮仓和援助地方官吏。在公路、河流和水渠沿岸，设有驻兵6-12人的小哨所，他们传递官方指令，维持公路和河流的治安。当重要官员或外国使节如马戛尔尼爵士经过时，士兵们会穿上在背上插有旗子的最好的军服，就如画上画的一样。他们的护心镜和护肩，仅仅是用棉布或填上棉花制成的；头盔虽然看上去很威风，但却是用多层硬纸制成的。士兵的火枪看上去像葡萄牙人用过的老式火枪，可以假定，火枪是葡萄牙人介绍给中国的。”这种观察和心得，就如同我们深入到中国内陆某个封闭的村寨一样，感受那些原始农耕文明和久远的冷兵器时代。而正是这样的差距，为不久后东西方所发生的那场战争及其胜负结局，早早埋下了伏笔。

历史流动的沙面

    谈到沙面，还需看看广州流动的历史。广州的发展，一直都有着地缘之优和远离帝京管辖双重便利的“一口通商”地位，可谓独特而悠久。唐代时，广州贸易的外国番船就达千艘之多，至元代，更是成为200多个国家与地方的通商口岸，到明朝时，繁盛已远超秦淮数倍，至清，在闭关锁国之策下，广州则长期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可见地位之殊。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割占香港，并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1856-1860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并将两广总督叶名琛押送印度，成立了由两名英国人、一名法国人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掌控广东衙门所有日常工作。1859年，英法联军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劳崇光要求以沙面作为屯兵驻扎处，至1861年9月3日更由英国领事柏克与两广总督劳崇光正式签定为期99年的《沙面租借协定》，将0.23平方公里的沙面割让，其中西边4/5面积划为英租界，东面1/5面积为法租界。至1949年广州解放，沙面才正式回归中国。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沙面，批示要保持旧貌，作为历史见证。1996年，沙面建筑群与上海外滩共同列为仅有的二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若去沙面，则已是被大都市所挤迫的一小块江渚小岛，几乎看不出它原有的开敞与闲逸了。昔日的沙面，原是广州白鹅潭畔的一片沙洲，由珠江上游流沙冲击而成，后来渐渐发育成为迎送官吏的场所，后人以“鹅潭夜月”评为羊城八景之一。《广州坊志》记载：清道光26年（1846年），书舫尤盛，妓船鳞集以千数。岛上郁郁葱葱，古树浓荫，素有“拾翠洲”之誉，至今沙面现存的古树中还有超过300年树龄的。沙面签为英法租界后，整个区域从兴建之始进行了统一完整的规划：一条贯通东西的主干道辅以5条南北向次干道将全岛22面平方米分作大小不等的12个区，有酒店、酒吧、餐厅、领事馆、教堂、会展中心、美术馆、网球场和邮局、电报局、商行、医院等完备功能配套，供各国领事馆、银行、洋行的人员以及外籍的税务官和传教士居住和工作。

    沙面租界地四邻环水，以东头的法兰西桥和西头的英格兰桥与陆地相连。宽阔的绿化带分布在各主次道路的中间形成街心花园，道路结合绿化占了相当大的面积。今天徜徉其中，古榕参天，香樟林蔽，一抹的茵茵绿意中间或着各式建筑。今天的沙面，仍保留着150年前的原有规划格局，以及158株古树和150余栋西式建筑，成为现代广州的一个独特的观光游览去处。据载，沙面的大量建筑基本上是在19世纪末以后建造的，最盛时，沙面外国洋行达30多家，一个世纪来有近70座楼宇由14个不同国家用作领事馆、银行、商行和教堂。据统计，若按建筑形式来作区分，沙面的各式建筑大致可分4类：新巴洛克（Neo-baroque)、新古典(Neo-classic)、殖民地券廊式（Colonial Style)以及仿哥特式。路德教堂（沙面大街14号）是仿哥特式的建筑，越南有不少这种风格的小教堂，与其东西相呼应的英国圣公会(沙面南街60号)，塔顶是罗曼式的穹隆，掩映在葱茏百年香樟和榕树之间。

    我在一个下午的时间，留连在沙面的光阴之中。这里早已是游人的天下，更有一组又一组的新人在此留影作纪念。一些国外的友人，也在此徜徉，或许，他们是在寻找自己先辈在此留下的故事？而时光的流动，一如不远处的珠江水，当是义无反顾地汇向南海。忽然想，这种永不止歇的流动，正是这样造就着历史。也正是这样的流动，孕育着广州。在这一流动中，一切皆变化，而我只是它其中的一滴，也将汇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