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首先我要申明，本文仅仅谈论我自己的观点。与国家未来政策选择无关。因此你们不要把我的观点看成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预测。本世纪初，当时在任的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回答提问时谈到人民银行权限时说，汇率、利率和资本帐户开放这三件事是由国务院定的，除此之外，由人民银行定。这种状况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本人离国务院太远几乎不可能影响总理决策。如果政策正如我分析的那样，那也一定不是我的功劳。那应该是北京那些离领导人近的朋友们与我是英雄所在略同而已。

第二，我要讨论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据称美国国会要在什么什么的报告中写上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等等）。我们是不是要理它？我认为无须理会。大家看看国际货币史就知道，在1946-1971年实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汇率与美元是钉住的，而且汇率变动不能超正负1%。超过时间过长，就是国际收支基本不平衡，要通过本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在那时，国际货币协议规定，汇率锁定是法律要求的，而汇率波动是不合法的！后来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投入50-60万兵力泡制出一大堆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与本世纪反恐和发动伊拉克战争效果相同），美国入不敷出，向全世界违背承诺，关闭黄金窗口，单方面抛弃必须接受各国央行用所持美元兑换黄金的国际协定。此后世界进入浮动国际汇率时代。美元中期跨度内出现高达20-40%的大幅度波动。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与1995年8之前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及之后的大幅度升值有关。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在为主要来自美国的对冲基金提供了巨大获利机会的同时，则带来了发展中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看看国际金融著名学者蒙代尔和麦金农的论文，就知道大国货币或大的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不稳定是世界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不要认为美国主导或制定的国际规则就一定是天尽地义的，各国必需遵守的。美国制定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规则，并以此抢占道德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历史、理论和战略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透彻，容易被他们迷惑或忽悠，说理也说不过他们。当然，从国际政治上看，有一个两国关系的摩擦和协调问题。有美国学者朋友建议，说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应该给奥巴马一个面子，让他对选民和国会有个交代。无论如何，奥巴马的多边主义要比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可爱一些。其实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想肯定这一点，并鼓励奥巴马变得更可爱一些。但是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血腥味对国际短期资本这些大鲨鱼的诱导，这个面子只能不给了。

第三点，我想谈一下美国目前经济转型对各国政策协调方面的内在需要。昨天我说对冲基金做空欧元并非美国的阴谋，有两位朋友希望我能展开讲。首先我想说“阴谋论”的提法在国际政治领域是不上台面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国际战略研究不够或对其他国家的国际战略了解不够就说别人阴谋。当然写小说另当别论。时下阴谋、恐怖之类的故事正流行、正畅销。美国目前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消费大国转变成为生产大国。他们需要强化的是生产和出口能力。以增加国内就业，并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因此需要创造一个中短期内美元贬值的、有利于出口的国际汇率环境。而且美国负债累累，美元贬值是美国减轻其国际债务负担的传统技俩。欧元贬值显然打破其如意算盘。有朋友问，美国是否通过做空欧元以便低价收购欧洲产业？金融危机前也许是，金融危机后至少现政府不是。为什么？因为收购欧洲产业得益的是美国资本家，而发展本国产业并加大出口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和收入。这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立场上的差异。而且奥巴马面临中期选择和两年后的竞选连任，现政府首先要解决国内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巩固大后方，而不是频频出击欧洲或亚洲。根据美国专家的最新研究，美元与欧元的汇率目前是处在相对均衡的水平。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低估近25%。因此当务之急是压人民币升值，以带动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整体升值。

现在谈谈我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

2002年底日本倡导G7压人民币升值。此后这个话题成为国际大热门。国内著名学者余永定先生主张人民币升值。我的观点也基本相同。我在2004年第三季度还给外管局送过一个建议，建议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当时我的师兄张志超主张人民币小步升值。他认为升值预期对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利因素，不要轻易破坏它。那一段我们主张升值主要还是从宏观经济和对外平衡的角度讨论的。后来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题目是“人民币升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这应该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从内部汇率的角度讨论人民币汇率作为结构性产业政策的意义。这篇文章的所有分析仍然有效。我今天全文上网，供各位朋友参考，此处不再赘述。后来我研究国际货币史，特别是英镑、美元和日元国际化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时，发现一国货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货币的国际化。而升值在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不仅不利于本币的国际化，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升值所推进的不是本币的国际结算和国际定价，而是成为投机资本投机获利的资产或工具。这使货币的国际化出现头脚倒立的状态，从国际资产和国际储备货币做起而不是从国际结算、国际定价货币做起，会使一国国内出现巨大资产泡沫，而泡沫一旦破灭，不仅货币国际化会失败，而且经济将陷入持久的萧条或低迷。这就是日本的教训。这篇文章我也上网。

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的意义我在上面提到文章中已作出分析。但由于国际热钱的冲击，这就使汇率的变动与国内工资、生产要素价格、税收等政策工具相比，在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只能放在次要的位置。事实上出口制造业的过度扩张是由我们的众多政策和制度的扭曲导致的。如果这些政策和制度不改，仅仅采用人民币升值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其作用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析将是我下一阶段的重点话题。）

具体而言，出口产业的利润取决于人民币汇率、利率、可获得的信贷、产业组织（一个行业有多少家企业，以及企业相互之间是联盟还是恶性竞争）、环境成本的社会化还是内部化、工资水平、能源矿产等生产要素价格、非贸易产业的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出口制造业产能和劳动力的退出机制及其向其他产业转移的弹性或刚性等等。可见要对产业结构作出调整，汇率只是这么众多的因素中的一个。其他因素不变，调汇率会有多大作用呢？特别在要素流动性和市场准入有众多限制的场合，我们似乎很难指望汇率这么一个相对价格的变动可以产生市场调节作用。如果市场机制不健全，我们能指望相对价格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吗？因此在北京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我谈了一个看法，即美国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怎么又要求中国通过相对价格（汇率）的市场化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呢?

总之汇率调节产业结构需要有相对健全的市场体制和机制，特别是考虑到汇率变动对资本项目下或国际金融资本不稳定流动的影响，汇率只能排在经济政策选择的相对靠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