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先生写的《李大钊年谱长编》序言
董宝瑞
今天，贴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张静如先生为《李大钊年谱长编》写的序。
张静如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中共历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多年来，他主要从事李大钊、中共党史党建、高校党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等研究工作，首倡中共党史学研究，以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共党史是历史科学及其重要意义，发表有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有《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共党史学》、《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国共产党通史》、《张静如文集》、《中国现代社会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等40余部专著和教材。其中《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李大钊生平及思想的著作，《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获北京市1996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国共产党通史》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
张静如先生于1933年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在北京大同中学读书，195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1953年调入调整后的北京师范大学，195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获研究生学历。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和工作期间，他曾多次聆听陈垣等名师的课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期间，又接触过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石峻等先生，从而铸就了既重史学基础，又求思维创新的研究品格。张静如先生于1960年评为讲师，1979年评为副教授，1983年晋升教授。1986年成为由国务院授予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所长。他从教50余年，桃李遍天下，其中不少学生已成为国家级知名学者。
笔者自1977年10月第一次到昌黎碣石山中凭吊留下李大钊革命踪迹与似水柔情的五峰山韩文公祠遗址，开始研究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我接触的第一本研究李大钊的专著，就是张静如先生于1957年3月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这本书不厚，仅有104页，6.5万字，却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李大钊的专著，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张静如先生在1957年1月为《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写的《前言》中说：“这本小册子是作者的一篇论文习作。它最初是由苏联专家萨坡什尼柯夫同志提出来的。在专家的鼓励和教研室的帮助下，开始了这篇论文的写作。一年完成初稿，后又经过几次修改，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本小册子只是根据李大钊同志的主要著作，把李大钊同志的思想依历史的发展作了简单的整理，所以，也就根本谈不到是对李大钊同志思想的专门研究。由于作者理论水平很低，见到的材料有限，加之受到时间的限制，因此这个小册子的质量是一定不会使人满意的。其中，某些问题的提法，可能有一些错误或不妥当的地方；在材料的选择上，也可能有不合适之处，希望学术界前辈和读者们能随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正。”并说：“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的老师石峻先生给了很多的具体帮助，并最后校阅定稿；同时，在内容上吸收了许多先进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为节省篇幅起见，故不一一列举），特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更加可贵的是，全书正文后面附有当时搜集比较齐全的《李大钊同志著作年表》。所幸的是，昌黎县图书馆藏有几册《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这给笔者适时踏上李大钊研究之路，提供了很大便利。
与张静如先生结识于1984年10月中旬。当时，第一次全国性的李大钊研究学术研讨会——河北省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乐亭县城举行，我携论文《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参加。作为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开拓性著名学者，众望所归的张静如先生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安排我在大会作专题发言，介绍了《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的主要内容。后来，我随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韩一德老师，为编写《李大钊史实综录》，几次去北京参加一些李大钊研究活动，与张先生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相互之间变得比较熟悉。1989年春天，张先生为联系他所领导的马列主义研究所在昌黎黄金海岸举办一个主要为“创收”的全国性政治理论辅导学习班，专程来到昌黎逗留两日；作为东道主，我自然是全程陪同，并找辆吉普车把他送到了唐山。那年夏天，张先生又两来昌黎，一是在河北与北京等省、市在唐山举行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结束以后，共同陪同与会的日本一位学者专程到昌黎瞻仰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一是看望他们所在昌黎黄金海岸的办班情况。后一次，他是坐火车自己来的，送他走的时候上车没有座位，站着几乎都挤不上去，我通过昌黎火车站的一位管事的熟人，把他送上了最前面的邮政车厢。后来，张先生几次提起此事，大家都开玩笑，说是我把张先生“寄”回北京的。在那之前，同到昌黎陪同日本那位学者瞻仰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时，中午一点多钟吃过赵家馆饺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先生（代表作为《五四运动史》）要赶到北戴河海滨一个辅导班讲课，来不及买火车票，我把他硬塞上了东行的火车；他到北戴河车站，跟着别的旅客从一个栅栏口“钻”了出去，上演了一个名牌教授“逃票”的“喜剧”。当然，那时的铁路交通就是那样一个状况，再知名的人物也难以怎么照顾。
下面是张静如先生为《李大钊年谱长编》写的序：
序
张静如
对李大钊的研究，从这位先烈就义之后就开始了。在民主革命时期，多以回忆、纪念、宣传为主，用以介绍他的革命事迹，说明他一生的贡献，为当时革命者树立学习的榜样。也有一些学术性的研究，比如胡绳、艾思奇等就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而且不乏深刻的分析。胡绳在《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一文中，说到五四时期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时，明确表示不同意胡适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但认为胡适提醒人们不要丢开具体问题而空谈主义，还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当时确有这样的人。胡绳说：“主义之是否正确也就看它是否能够据以解决具体问题，抱着一种主义而不用以解决具体问题，虽有主义无足贵！另一方面，因为要去认真解决各种问题，也就自然会有主义，所谓‘不谈主义’，正表明了不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胡绳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既肯定李大钊的正确观点，又说明胡适的劝告有一定道理。可是，这种研究难于进一步深入下去，因为当时虽有李乐光、方行等秘密收集李大钊的著述，而一般学者却不掌握足够的材料。新中国成立后，对李大钊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许多学者努力收集李大钊的著述和有关的史料。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在此前后学者们写出了许多有一定质量的文章，我也在1957年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而且大、中、小学教材中都或多或少选人了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进入到上世纪60年代，李大钊的研究因开始受到一定限制而被淡化。到“文化大革命”则由于李大钊被“四人帮”说成民主派、叛徒，致使李大钊的研究完全停止。“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李大钊的研究重新兴起，逐渐进入繁荣阶段，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经过多数学者的努力，到21世纪初，李大钊的著述已收集到六百多篇，不同出版社出版了两套全集，其中一套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辅助阅读的注释。年谱、专著出版多部，发表的各类文章难以数计，不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成立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而且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也相应组织了学术研究团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学术研讨会经常召开，不少会议还有国外学者参加。
河北是李大钊的家乡，研究李大钊责无旁贷。在河北，有一大批研究李大钊的学者，努力钻研，不断结出硕果，既有文章，也有专著，如《李大钊年谱》、《李大钊在河北）、《李大钊与故乡》、《李大钊人格风范》、《历史的丰碑》、《李大钊研究辞典》等。本书编者，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朱文通为首的团队，就是李大钊家乡研究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我了解，这个团队很团结，每个成员都很努力，事业心强。他们对李大钊的著作和有关史料比较熟悉，尤其在考证方面下过很大工夫。这个团队的带头人朱文通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现在还正攻读博士学位，是河北师范大学苑书义教授的学生。1984年，他大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1987年调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至今。他在李大钊研究中下了多年苦功，成果累累，不仅发表许多有理论性的或考证的文章，而且主编出版了《李大钊传》，主持编辑了有关李大钊的书籍，其中尤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有学术价值。近日，这个团队又送来《李大钊年谱长编》，是他们的最新成果。
此前，李大钊的年谱已有几部，但编的时间都比较早。多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挖掘，李大钊的著述和有关李大钊生平的史料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原来编的年谱已不够用。所以，重新编辑，把目前所能够掌握的材料都容纳进去，确有必要。我翻阅了这部长编，觉得有它的特点。大致说来，可点出几个：
第一，写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和著述，都有史实根据，或注明出处，或援引史料内容，使读者看后心里踏实。整个长编大部分条目都做到了，下面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记到
第二，把现有的李大钊的著述和有关李大钊生平的史料，都纳入到长编之中。应该说，这部长编是目前最完整的李大钊年谱，以往出版的李大钊年谱不好与之相比。这固然首先应归功于多年来众多学者的努力钻研、挖掘，但确实同长编编者们下大工夫千方百计收集各种资料和研究成果所作的工作分不开。做事认真、到位，值得赞扬。
第三，对长篇中所用史料涉及的人名、地名、制度、典故等都加了必要的注释，这也是一般年谱中没有的，可以使读者省下许多必要的查找资料的时间。比如，长编的谱前部分涉及科举制度，遂即加上这方面的注释。又如，记到
第四，对有关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予以记载，有的还写下了长编编者的看法。这有利于读者了解以往的研究状况，起到一定的学术史的作用。比如，记到1898年9月时说：“可能抄录《富国策》。存疑待考。”随加按语介绍《文物天地》1987年第2期上发表的胡景春《新发现的李大钊九岁墨迹》一文的观点。但长编却提出疑问，一是署名李大钊并非九岁时所用之名；二是所写《＜富国策＞叙》中内容非九岁李大钊所能为。又如，记到1912年12月时说：“北洋法政学会出版《＜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由于李大钊两次提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长编随即介绍天津的研究李大钊的学者刘民山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上发表的《李大钊与幸德秋水》中的观点，认为李大钊“在《言治》时期初步接触幸德秋水及其他社会主义”。
我想到的就是以上几个方面，也许还有，那就让读者去评论。这部长编是不是有不足之处呢？我看还是有。任何一部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有做不到位的地方。前边说到整个长编大部分条目都做到或援引史料内容，或注明出处，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没做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却不做？由此我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条目只注出处，而不把史料内容引出来，那样读者用起来省多大事？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就是长编不是一个人弄的，没有完全统一起来。长编中还有其他毛病，比如有的与谱主无关的背景就没有必要写。不过，弄个长编要看大量材料，是很不容易的事，编者们确实尽力了，有些毛病也算不了什么。
总之，这是一部有用的书，对研究者特别是新加人这个圈子的研究者非常有用，十分感谢这个团队所作的贡献。朱文通要我写几句话，说了上边这些话，可能对读者有些帮助，就算是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