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张鹏
中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学的起步如同其经济的发展一样略微滞后于发达国家。随着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和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中国的环境问题和
生态平衡问题随一些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如“九八抗洪”“禽流感”“非典”“太湖水污染事件”“洞庭湖鼠患”“2008年雨雪冰冻自然灾害”的突发而引
起社会重视，它也促使中国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开始关注生态问题。数年间涌现出一批反映生态问题的作品，同时也诞生了生态批评，如今生态批评已跻身显学之
列。2007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更是特别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方略，这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后的理论创新和突破，标志着弥散于学界
和民间的生态环保意识已经正式被主流意识接受，并以文件形式确立为中国发展方针。本文分别结合散文、小说和诗歌等文体选择典范性作品，梳理中国当代文坛生
态意识的觉醒、创生及其内在理路。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对人与自然的问题做过深刻思考。其中最核心的生态思想莫过于“天人合一”了，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里有言：“故道
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局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对天、地、人、道的浑然一体的思考，把自然、社会、哲学、
精神、人类有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为“天人合一”的理念。西汉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史学家司马迁论及
他的写史目的时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意思是说：要成一家之言，必须通晓古今之演变，而要通晓古今之演变，必须探
讨天人之关系。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重视，点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核心。这里所谓天人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人和世界）的关系的
概括。在当今反映生态问题的文学书写中，“天人合一”思想仍然是优秀的精神资源。
任林举先生大型生态散文《玉米大地》呈现给我们的是广袤无垠的泥土和茂密生长的玉米，这是生命最真实厚重的依托。从北国的乡村走向世界的任林举关心着
田园的农耕、土壤的芬芳和玉米的气息。倾心于家乡的田园和农事，注视着赖以存活的泥土和粮食，这应该是作家真正的精神返乡之旅。自然哺育了我们，对自然的
反观是作家最天然朴素的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任林举笔下的北中国的玉米地堪与鲁迅笔下的绍兴水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孙犁笔下的荷花淀、路遥笔下的
黄土高原比肩而立，共同丰富了华夏中国的乡土风情。“风吹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带着久违了的气息和熟稔的温馨，流过村庄，流过人群，流过我迷茫的心头”。
广袤的玉米，它们扎根在大地上，耀眼地、疯狂地、沉静地、低调地、欢乐地、悲痛地、喧嚣地生长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挑战着风雨的洗礼，展示了生命最
坚强不屈的韧性。“像一种问候，来自时间的深处，悠远、厚重，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苍老”。玉米地的尽头，是村庄，是“父亲扛着锄走在田间小路上”，是“母
亲安静地坐在父亲的身旁”。在任林举的哲学世界里，“人与村庄、村庄与土地、土地与庄稼、现实与记忆……所有的界限全部消失。有一种神秘的血液，在所有的
事物间传递、流淌，村庄已经不再是村庄，庄稼已经不再是庄稼，人民也不再是人民。在大地与天空之间，我们不过是一种存在方式。我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形式，
我们是大地之子，是他的一种表达的言词或者一句倾诉的话语”。
玉米、泥土、毛驴、野兔、风雨、杨树、亲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北国大地的存在形式。任林举的作品透漏着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大而化之的哲学理念。在这种
哲学理念里，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天地精神呼吸吐纳圆融通透。玉米富有生命的灵气，与土地、气候和季节形成了生命的互动，进而又与作者主体发生感应，达到了
天人混一、互相会意的境界。
任林举写道：“在一些风雨交加的夜晚，人们纷纷躲在自己的蜗居里，守候自己的安宁进入深深的睡眠。而此时的玉米却要在自己的世界里进入狂欢。风不停地
吹，玉米的叶片在尽情地挥舞，整个玉米的植株在激情与喜悦中不停的颤栗。雨水流过玉米雄健的花茎，流过它微吐缨络的美丽雌蕊，顺着叶根一直流到深入大地的
根系。在大地与天空、大地与植物、植物与植物的狂欢里，玉米们尽情地体味着生命的真意。一梦醒来，如泪的露珠挂在玉米的叶片上，仍让人们分辨不出发生过的
一切到底包含了多少激情、多少悲欢。到底有多少难忘的体验与记忆珍存在玉米的生命里。”在这里，万物都是富有灵性的，玉米和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相互沟通的。
玉米的身上闪烁着生命共有的智慧、性情、感觉和悲喜。任林举所表现出来的玉米，与海子笔下的麦子一样，都是饱含人类气息的植物，它不仅是一种存在于天地之
间的自由生长的植物，更是人类赖以活命的粮食。“玉米是骨性的植物，面对这种坚硬的粮食，我经常会怀疑，如果人不吃玉米还会不会直立行走，如果牲畜们不吃
玉米还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力气”。他笔下的玉米成了北中国大地和人民的象征。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麦子，想起海子深情礼赞的平凡而伟大的植物——麦子。苇岸在
《大地上的事情》第十节中对麦子有这样的评价：“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
麦田是五月最宝贵的财富，大地蓄积的精华。”（《上帝之子》第15页）。麦子,这一人世间最平凡也最常见的事物,一经海子诗意地诠释,饱含感情地反复咏
唱,从而被赋予了更深远也更伟大的涵义,它象征着整个民族的秉性与传统,也洋溢着属于诗人自己一个人的别样忧伤。同样，作为世世代代赖以为食的玉米，也倾
注了任林举的忧伤和甜蜜的诗意，成了一个民族不屈灵魂的意象，成了大地和人民的精神纽带。
任林举笔下的玉米也和人类一样拥有自身的语言系统，请看任林举是如何走进玉米的语言世界的：“玉米是一个有着自己语言的部落。每一个宁静的夜晚，当它
们不需要向人类传达自己的信息时，便会进入到仅属于同类之间的秘语，那是另一种频道、另一种波段，一种拒绝器官，而只有用细胞才能倾听的波长。玉米们就这
样静谧地交谈，神秘的心语如天上的星象一样难以破解。不知道这个时候它们是不是在倾谈成长的艰辛、爱的愉悦、生命的尊贵、上天的恩情等等。当一个人和玉米
一样久久地站在植物中间，站在土地之上，站在无人的夏夜，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和快感将如夜晚的露水一样，一层层把你湿透。也只有此时，一个人才会认识到人
类自身的粗糙、狂妄、愚顽和混浊，我们在漫长的征服自然过程中，几乎丧失了与自然交流的所有能力，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动物、面对植物、面对自然的时
候，如盲如哑如痴。”这样的反思和思辨是直逼人类的盲点的。自以为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狂妄的人类，如何才能在自然面前低下骄傲的头颅呢？
任林举还写到了他和父亲在深夜坐在地垄上倾听玉米拔节的声音：“性情粗犷豪放的玉米却如土地上的乡亲一样，并不懂得拿捏与含蓄……那声音，是断断续
续，疏密相间的。稀疏时，如临近年关小孩子在街上边走边放鞭炮，东一声西一声，庄严中夹杂着寂寞；浓密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好一片骨骼蹿动的声响，让人
听了感觉自己的骨头都在疼痛。”在这里，作者和天地万物平等对视，融身于苍茫大地，用心灵感应天籁地籁的启迪。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应
该“像山那样思考”，亦即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态世界整体面前，人类应该谦卑地学会“换位思考”，摒弃盲目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世界里的万事万物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天地人神四位一体，海德格尔在谈到人与自然时是这样说的：“大地是承受者，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为岩石和水流，涌现为植物和动物。天
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四季轮换，是昼之光明和隐晦，是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气的温寒，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大地上，天空下，是有生有死的
人。”海氏从梵•高的油画《农妇的鞋》中感受到了大地无声的召唤及其对成熟的谷物宁静的馈赠，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人类了解自身的同时，也在用心
灵倾听大自然的倾诉。
比较有意思的是，《玉米大地》中借助于一次“久旱无雨，祭神求雨”对生态和人文关系的思考。任林举的故乡遭逢过一次罕见的干旱灾害，“三十二个晴朗无
云的日子，像三十二把烧红了的烙铁，一字排开，一把挨一把地烙在大地之上。一缕缕白色地烟尘，从牲畜的四蹄，从行路人的脚下，从落在田地的锄头上蒸腾而
起。太阳像索命的债主一样，每天在天空巡视一遍，脚步异常踌躇和缓慢”。所有的玉米叶子都在太阳的炙烤下由绿变黄，几近干渴而死。早已尽失水分的大地，热
浪滚滚，水井先后枯竭。于是，在旱情最肆虐的时候，人们怀着惊恐的心情去拜神求雨。村头人声鼎沸，香烟缭绕，人们摆上馒头、鸡鸭鱼肉作为牺牲和祭品，巫婆
神汉口中念念有词，可是最终老天爷还是滴雨未降，人们只好悻悻而归。在这里，任林举反思天气异常的原因：“一场灾难，无疑是上天对人们的一次惩罚，但通常
却并不是谁有过失就惩罚谁，天的行为是针对大地上生活的所有子民。比如说，某一伙人占用农田兴建工厂、高楼等等，造成了生态失衡，于是就有的地方干旱，有
的地方洪涝，但往往过失者并不受直接的惩罚，而仍处于受惠状态。环境破坏的结果仍就是城市受益，农村和农民受灾。”如此，任林举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达到了新
的高度——地区经济和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一个地方的破坏行为由另一个地方“埋单”，这一点从国际背景来思考仍是如此，往往发达国家会把自己国家的高污染的企
业转嫁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自己享受着蓝天碧水，让别国承受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恶果。
中国当代作家接续了中国古代哲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信仰，又借鉴了西方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发展出独特的“天人”生态意识，奏出了独特的生态文学乐章。
小说主要叙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临时工宋长玉如何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着重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人性的变异和灵魂的扭曲。20世纪80年代中
期，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宋长玉，为了能够转成正式工，处心积虑地追求矿长的女儿，可是矿长借故将他开除了，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他将红煤厂
村支书的女儿追到手，并成为村办煤矿的矿长。随着金钱滚滚而来，他的各种欲望急剧膨胀，将人性的丑恶充分释放出来。这是一个中国式的“于连”的故事，也有
人把《红煤》称为中国的《红与黑》。在文本中，伴随着宋长玉的个人命运波澜起伏的，是红煤厂村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造成的恶果——自然的恶化和人性的恶化是
同格的。宋长玉是自然生态的破坏者，同时，红煤厂村自然生态的恶化也反过来导致宋长玉命运的由盛而衰。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自然生态危机向人类的生活
方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那种在现代化工业文明中形成的西方生产消费主义真正合理吗？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成为同义词的心态下，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深刻的反
思。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克服自然生态危机，就必须在经济上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还必须修正物质消费主义的惯性渴求，以营构一种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又无愧
于人的尊严的生活方式。
刚刚从农村来到煤矿的宋长玉，带着强烈的个人野心攀附矿长的女儿，企图把婚姻作为跳板，实现自己由临时工向正式工的身份转变。这时的宋长玉凭借自己写
作才华参加了矿上的通讯员学习班，有一次学习班的周老师带领学员们到野外春游参观，红煤厂村这时作为国有煤矿周围的一个自然世界，是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的：“纵目望去，一望无际的麦田青碧连天。油菜花已经开了，这儿黄一片，那儿黄一片，金箔般点缀在麦田之间。一块云彩移过来了，与云彩相对应，下面的一块
麦田顿时有些发暗，像笼罩在雨中一样。云彩的朵子虽小，被遮了阳光的麦田却有很大一片。然而云朵很快移走了，刚才发暗的那块麦田又恢复到明绿的色彩。麦田
上空还有一层雾岚，雾岚盈盈波动，如水似烟，像是为麦田披上一层轻纱。”如同比利时著名生态学者迪维诺所说:“绿色具有永不衰败的魅力,它可能有益于人类
的健康,因而它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一系列活泼的或低沉的,单一的或复杂的色调将由枝叶的绿色中分出,而在一种不可理解的奇迹之下,它们从来也不互相冲突或
互相损害。”这儿美丽如画的风景令人感到清新自然，宛如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这时候的主人公还有着来自农村青年的善良朴实，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展望人
生。
为了进一步展现红煤厂村的美丽风光，刘庆邦还借宋长玉和唐丽华恋爱中的一次春游所见，又一次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红煤厂村的自然和谐的乡村世界。在宋长玉
和唐丽华眼里：“阳光明媚，春风荡漾。麦子一片葱绿，油菜花遍地开放。紫燕在麦田上方掠来掠去，村子里传来的公鸡的叫声是那么悠扬。在阳光的照耀下，稻苗
呈现出鹅黄的色彩，很是亮眼。”水稻到处都是，其原因用唐丽华的话说就是：“水道水稻，哪儿水多，哪儿就可以种水稻。”这时的红煤厂村水土保持相当好，一
派江南水乡风光。特别是这里还出产一种优质的大蒜，并且大量出口到国外。刘庆邦不惜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这儿的水：“水很清，能看见水下的马牙砂和羊脂玉般
的小石子，有一层水跟没有差不多。水是活水，由西向东缓缓流动，流速几乎看不见。水边不远处有一池莲藕，荷叶特有的清新之气阵阵袭来。荷花还没长出，荷叶
却扑扑闪闪罩满了池。”这样的环境自然很有吸引力，城里的人都喜欢来这里游玩。
后来，追求矿长女儿失败反被矿长借故开除的宋长玉来到红煤厂村的砖厂。随着他把村支书的女儿明金凤追求到手，他又成为该村村办煤矿的矿长。由于长期的
狂挖滥采，地表径流一天天下渗，造成了红煤厂村周围自然生态的渐趋恶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水资源的逐渐减少：“红煤厂村没水了，红煤厂村的水不是呼啦一下子
干掉的，而是逐年减少，逐月减少，一点一点消失的。”由于缺水，自然风光与从前相比不啻霄壤之别，这时作者刘庆邦又让读者沿着当年宋长玉和唐丽华春游的路
线感受到一种触目惊心的变化：“入村的那座桥仍在，只是桥下没有水了，那条河早干得见了底。河底龟裂着，每条龟裂的缝隙差不多都能塞得进拳头。河坡里没有
了草，也没有了花，光秃秃的，连一粒羊粪也看不见。既然没了水，就没了鱼，没了虾，没了螃蟹，戏水和摸鱼捉蟹的小孩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同样因为缺水，
红煤厂村山上的树木几乎死了一半。已经死了的，枝干发枯，发黑；没死的，树叶也发干发毛，一片燥色。山林间没了水气，也就没了灵气，路边的野花没有了，鸟
鸣也听不到了。偶尔有风吹来，也都是干风，灼得人心起燥。到红煤厂村游览的人越来越少。偶尔有一两个游客慕名而来，走一处，失望一处，只能是乘兴而来、败
兴而去。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说：“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互相作用的历史。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代计，而是
以千年计。新情况产生的速度和变化之快已反映出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更为严重的是，红煤厂村的村民的日常用水都成了问题，需要
用机器打深水井。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但是已经迟了，人们纷纷把怒气发泄到狂挖滥采煤炭资源的宋长玉身上，他们派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
人去郑重地告诫宋长玉：“红煤厂村地底下的煤不能再采了，再采连吃的水都没有了。”严重缺水最终迫使宋长玉计划建一个水塔，但是水塔还没来得及建，宋长玉
的村办煤矿却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透水事故，导致二十九个矿工死亡。为了逃避责任，宋长玉逃之夭夭，成了亡命天涯的罪犯。
海德格尔说过：“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牧人。”应该说，刘庆邦是把对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的罪过归之于宋长玉等人竭泽而渔式的毁灭性的开
发，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是无情的。经济的发展不能成为破坏环境的借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高度发达，必然导致人类生产力的提
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和科技神话在创造大量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存活的自然环境。人类必须在与自然危机四伏的关系中，重新思考如
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掌握了自然
规律的人类，一定要更加自觉地按照自然规律文明地对待自然。因此，恩格斯同时也警告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
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当前，随着生态问题的凸显，生态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伦理通常是
指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人类的自然生态活动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又蕴藏着人与人的关系，表达出特定的伦
理价值理念与价值关系。人类作为自然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自然生态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客观条件。因此，人类
对自然生态系统给予道德关怀，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道德关怀。人类自然生态活动中一切涉及伦理性的方面构成了生态伦理的现实内容，包括合理指导自然
生态活动、保护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对影响自然生态与生态平衡的重大活动进行科学决策以及人们保护自然生态与物种多样性的道德
品质与道德责任等。生态伦理的核心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保护自然资源，实现生态平衡。
汤因比在《人类和大地母亲》一文中说：“人，大地母亲的孩子，不会在谋害母亲的罪行中幸免于难。”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呢？恩格斯说过：“我们必
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
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我们比一切其他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通过对《红煤》的解读分析并且联系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笔
者认为应该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观念。人类永远是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人类的生存发展一
刻也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觉维护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和善待我们人类自己。二是在
全社会大力倡导科学精神，正确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永远也不会停止，问题在于如何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这就必须认识自然，
尤其是认识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只有在科学认识自然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按自然规律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三是高度重视和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与生态建设。面对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和环境污染日渐加重的严峻现实，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治理环境污染
的力度，坚决禁止各种掠夺和破坏自然的做法，坚决改变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采取坚决行动保护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
谐。同时，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四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要满足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努力实现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应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资源的观念，培养节约资源的良好风尚，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
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对自然生态的忧思，使刘庆邦的《红煤》在展开主人公的人生故事的同时能够放眼具体环境和人的互动关系。人与自然的视角也使这部小说获得了一种大气，一
种忧患意识。
那一天新的购物中心破土动工领导剪彩群众围观，
在众目睽睽之下工人砍倒了这棵棕榈，
当时我正在午餐吃完了米饭喝着菠菜汤，
睡意昏昏中我偶然瞥见它已被挖出来地面上一个大坑。
它的根部翘向天空叶子四散已看不出它和木料的区别，
随后又锯成三段以便进一步劈成烧柴，
推土机开上去托起一堆杂石，
填掉了旧世纪最后的遗址。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于坚对棕榈树的哀悼，其实饱含了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反思和诘问。我曾经试图用一些关键词来把握当下中国的外在景观，但是都觉得不
够贴切恰当。比如，有一个时期，我选择了“工地”这个词来透视中国，因为你无论到哪个城市出发，触目惊心的都是高大的脚手架和爬上爬下的农民工，我没去过
别的国家，不知道人家是不是也整日忙于拆迁和建筑。与城市的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相映成趣的是蛛网一般密集的大中小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和雨后春笋般横空
出世的开发区。楼房对大地的覆盖速度远远大于森林和草坪。顾城说，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绿油油的牧场和草原。工业化难道真是现代化进
程中唯一的选择吗？速度和紧迫难道必须取代诗意和悠闲吗？电视节目真的可以取代我们对深邃的星空的仰望吗？数字化和网络真的能够取代我们对蓝天碧水和雁阵
鹤群的凝望吗？依靠电脑合成技术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真的能够让我们倾听猛虎啸谷的赫赫神威吗？
是的，面对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大楼房，面对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花色品种齐全的商品，面对几乎人人都配备了的手机，面对一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还有温饱
问题基本解决的农民，我们无法不承认社会的进步。可是，在进步的背后，是农村由于长期施用过量化肥农药导致的土地的板结，疏于管理导致的水土流失，留守儿
童缺乏父爱母爱导致的情感缺失，以及金钱统治一切的麻木、冷酷、无情和社会表情的默然。难道偌大的国土上所有的县市区都要招商引资吗？难道不能允许一些地
方仍然保持封闭和原生态吗？难道男耕女织守望田园就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吗？发展，发展，多少丑恶借发展之名大行其道！
张炜在《你的树》一文中写道：“许多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对于世俗的得失出奇地敏感，而对于自然，对于土地的变化却十分麻木。这就是我们的艺术衰落和让人
失望的一个原因。”
森林是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具有经济、生态、社会的多重效益。而现在，在生态学家看来，森林最大的效益
是其生态效益。“森林对周围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态环境效应和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防止和减少自然灾害、净化环
境、消除噪音等多种生态功能。森林有固体水库的美称，而一旦森林系统遭到破坏，必然造成严重的风蚀和水土流失，使大片肥沃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造成河流淤
塞，水旱灾害，导致生态失衡。森林是最大的一种陆地生态系统，是维护陆地生态平衡的枢纽。明的发展成生过并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城市是人口、资本、生产和消费聚集的地方，城市由于聚集而产生了农村无法比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城市像个变压器，把社会的闲散资金和无序的个人行
为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产生新的巨大力量，形成新的效率，创造出新的财富。由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处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期，城市的人居环境日益粗鄙化。
特别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原来的树木、绿地、湖泊的破坏导致了生态的失衡。余杰的《屠杀的血泊》就是反映扩路毁林的佳作：“北京的街道，我最喜欢的是经常
行走的白颐路，因为路上有树。一路都是高大挺拔的白杨、梧桐，夏天绿荫如伞……因为有这些树，街道才有几分田园乡村的诗意，令我想起久已不归的故乡……漆
黑的沥青将迅速铺到柔软的泥土上，很多年以后的孩子们，不会知道沥青下面，曾经是树的根系。我最后一次走向树的年轮，它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和潮气。树是不流
血的，或许流的是一种比血更浓的东西，渗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旁边坐有几个休息的工人，是他们挥起锋利的电锯，顷刻之间便将树们砍杀？我知
道，临刑前你们不曾屈过膝，不曾呼过痛，你们像嵇康一样，最后一次仰望已经不是蔚蓝的天空，然后渐渐仆倒，声如落发。广陵散响起来。”
被屠杀的树木成了余杰哀悼的对象。余杰认为，一个肆意破坏树木的民族意味着灾难和厄运。树为人在提供诗意的栖居，背叛树就意味着背叛自然、背叛历史、
背叛文明。在对树的态度上，现代人是极其迟钝的。各国的民间故事里，几乎都有老树精这一角色。某些印第安部落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便寄居到树里，永远不
灭。一旦有什么重大的决策，祭司便到森林里去，聆听树的指示，也就是祖先的指示。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愚昧与弱智，而显示着：树是人类某种特定观念标准的化
身。大跃进时期仅仅把树看作炼钢的燃料，于是这个民族将长久地承受没有树的灾难，“我行经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时，一整天没有遇到一棵树，那时，我只想
哭”。树怎么也想象不到，那群当年在它们身上玩耍的猴子——人类，会如此残酷地对待他们昔日的恩人。没有血泊比血泊更加可怕——自然给人类一个天堂，人类
还自然半个地狱。绿荫消失了，根被拔起来。心中的绿荫也消失了，人类自己的根也被拔起来。我与故乡唯一的联系被斩断了，我真的成了流浪儿。作为美国博物学
家和以创建美国国家公园为中心的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约翰•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的结尾饱含深情地写道：“任何一个白痴都会毁树。树木不会跑开，而即使
它们能够跑开，它们也仍会被毁，因为只要能从它们的树皮里、树干上找出一块美元，获得一丝乐趣，它们就会遭到追逐并被猎杀。伐倒树的人没有谁再去种树，而
即使他们种上树，那么新树也无法弥补逝去的古老的大森林。一个人终其一生，只能在古树的原址上培育出幼苗，而被毁掉的古树却有几十个世纪的树龄。”人类如
果认识不到毁坏森林极其容易而培育新的森林任重道远，就永远不会停息向森林开战的鲁莽和短视。在高行健的戏剧《野人》中，生态学家一直在寻找“那壮美的、
宁静的，未经过骚扰、砍伐、践踏、焚烧、掠夺、未曾剥光过的处女般还保持着原始生态的森林”。可是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与理想中的森林有着天壤之别的混沌的、
污浊的泥沙和工业废水和城市垃圾俱下的江河，哪里还有被人类紊乱了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平衡的那绿色的森林呢？面对盗伐林木者的欲壑难填的行为，高行健借梁
队长之口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人要三十而立，树呢？一棵树没有三、五十年长不成材！可现在都在使用那油锯、电锯，一棵树只要吱啦一下子，就彻底完了。人
啊，要由得他发疯，那就像铺天盖地的蝗虫，好端端的一片庄稼一眨眼的功夫就吃得精光。别看你们这会一个个都那么乖巧，一个个都像狼一样贪着呢，恨不得能把
我吃了。”面对满目疮痍的大自然，作家无可奈何，只能悲天悯人地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呐喊和呼吁。
无独有偶，阿城的《树王》更是把“文革”期间下乡知青在所谓“战天斗地、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极左思潮的蛊惑下，滥砍滥伐原始森林，大肆破坏自然生
态的倒行逆施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知青们为了开荒种地而砍伐一棵被当地人称作“树王”的参天大树而展开的。“树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
思，那便是当地一个外号叫“肖疙瘩”的以树为命的农民。知青们刚到生产队，肖疙瘩就问：“你们是接到命令到这里来砍树吗？”当听到知青们建设祖国改变一穷
二白的落后面貌的豪迈回答时，肖疙瘩十分不解：“那为哪般要砍树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把没用的树砍掉，种上有用的树。”这样的回答漏洞百出，不合逻
辑，甚至让人觉得颇为滑稽，但在当时“一张白纸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大社会环境下却是非常正确的。接下来，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知青们“骄人”的战绩：
“目力所及的山上，树都已经翻倒，如同尸体，再没有初来时的神秘。”所有的树木都砍光了，只剩下那棵树王孤零零的矗立在山巅了，它成了知青们表达革命决心
的最大的障碍，也就命定了走向死亡的悲惨结局。无论在村民的心目中树王有着多么神秘的地位，无论肖疙瘩怎样以身护树、以命抗争，树王还是逃不脱被砍伐的命
运。树王终于被砍倒了，作为人的“树王”肖疙瘩的魂魄精气也奄奄一息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意味深长的悲剧故事，肖疙瘩与大树的生死相依实际上象征着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一致的关系，大树倒下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破裂，而肖疙瘩的死亡则象征着大自然对人的惩罚。
张炜在《绿色遥思》一文中表达了与树木在一起时，人类的孤独感和恐惧感被战胜的故事。作者一个人在荒僻的山间的一所孤房里，心里格外惊恐。因为周围坟
茔遍布，可是“接下去的一夜我是在野地里挨过的，背靠着一棵杨树。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因为我周围是没有遮拦的坡地和山影，是土壤和一棵棵的树。那一夜我的
心飞到了海滩平原上，回忆了我童年生活过的丛林中去。我思念着儿时的伙伴，发现他们和当时当地的灌木浆果混在一起，无法分割。一切都是一样地甘甜可口，是
已经失去的昨天的滋味。当时我流下了泪水。我真想飞回到林子里，去享受一下那里熟悉的夜露……就是那个夜晚我明白了，宽阔的大地让人安怡，而人们手工搭成
的东西才装满了恐惧。”这是张炜经过与树木和大地零距离接触得到的启迪，是的，树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
苇岸在《去看白桦林》一文中倾诉了自己与大自然中的白桦林的精神交流。秋季的白桦林让他的内心变得柔软细腻，他悟到了这样的真理：“在白桦林的生命历
程中，为了利于成长，它们总会舍弃那些侧枝和旧叶。”人的一生也是在不断否定自我、不断自新的过程中成长和成熟的。与张炜一样，触摸到白桦树光洁的躯干
时，苇岸如同触摸到黄河那样，明显感觉到了温暖：“我深信它们与我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的体内同样有血液在流动。我一直崇尚白桦树挺拔的形象，看着眼前的
白桦林，我领悟了一个道理——正与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哪棵树在生长中偏离了这个方向，即意味着失去阳光和死亡。正是由于每棵树都正直向上生长，
它们各自占据的空间才不多，它们才能聚成森林，和睦安平地一起生活。森林世界的这一永恒公正的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中也同样适用。”其实，把树和人乃至人
类社会联系起来类比，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
徐刚在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中，以振聋发聩的声音警醒那些乱砍滥伐者，告诉人们森林对于人类是何其重要。本来，人类的祖先就是来源于大森林之
中，人类和森林是休戚相关的，浓密的森林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态资源，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可是，自私和短视导致的滥砍滥伐正在天天减少森林
的面积。我们砍下的每一棵树都是无辜的，树的不幸和人类的不幸是紧密相联的：“人类有多少灾难，森林就有多少灾难，护卫着人类的森林，它所承受的又往往是
人类强加给它们的灾难。自然界的奥秘最终却又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才发现所有的惩罚都是属于人类自己的。”徐刚用令人惊心动魄的语言，描写了森林被
毁坏的惨剧，盲目砍伐森林，已经并将继续给我们的未来造成巨大的损失。报告文学立足于生态危机的现实层面，冷峻地解剖现实，思考解决之策。在他的笔下，
“无论在阳光下还是月光下，只要屏息静听，就会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中国的滥伐之声，正是这种滥伐的无情、冷酷、自私组成了中国土地上生态破坏的恶性循
环：越穷越开山，越开山越穷，越穷越砍树，越砍树越穷。毫不夸张地说，阳光下和月光下的砍伐之声，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同胞砍杀的是我们民族赖
以生存的肌体、血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天天在流血的国家”。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上个世纪中期，那个颠狂的大跃进时代，当时，中国沉浸在“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迷梦中，大炼钢铁，砍伐了很多原始
森林。那个时候在全国流行着一首气壮山河的民歌《我来了》，诗曰：“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该诗展现了一种藐视自然的盲目乐观主义倾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已经进入21世纪的我们，冷静回首民族的狂热和盲动，汲取经验
教训，遵守自然规律，科学和谐地发展经济，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当务之急。
作家张炜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上无数法则、无数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这方面出现问题，其他所有方面的条理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如果人类文明
与地球灾难一块发展和扩大，这种文明最终就会将世界引向死亡。”著名学者张兴成先生在他的《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中直言不讳地说：“生态危机正在
挑战人类一切的现代性哲学观念、伦理道德、政治模式乃至基本的生存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未来的冲突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明的冲突，人类必然会
发展到为争夺生态空间而大动干戈的时候。”世纪之交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向纵深推进，生态问题日益严峻。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生存环境受到极大
的威胁，保护生态环境，缓解生态危机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学创作和批评应该自觉承担起警世作用，生态文学的萌生和发展正是这一问题在文学领域
的热烈响应，关注和研究生态文学日益成为文学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
统的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焦虑”作为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母题，它背后深度关
切的是文明的盛衰。生态危机引起人类对文明的自我反思，许多思想家认识到人类普遍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文化以拯救地球为出发点，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人类真正了解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
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生态理想的追寻，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信仰和文学维
度。
生态文学，是我们借助文字的力量在大地上播撒绿色，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手段。文本内的生态意识，既是对诗意栖居的追寻，也是对生态危机的峻急呼喊
和温和劝诫。
【说明】此文为我和张鹏博士2008年5月完成的合作 成果。论文的主题和思路由我倡议，并提供了部分资料，张鹏博士负责撰写初稿，之后由我修改定稿，并代表我们两人投稿给《社会科学》。但因种种原因，该稿待 发两年，最近才得以正式刊出（2010年8月号），发出时遗漏了张鹏署名，我已致信编辑部说明情况，并请编辑部登载相应更正说明。此事可能给读者造成困扰，特此郑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