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师造化 自出机轴

——评青年书画家刘星的作品

沈克

(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国绘画史上，从顾恺之“传神论”到谢赫的“六法”，从唐代张怀灌“神妙能”三品再到朱景玄“逸神妙能”四品，均以气韵为评画第一要素。五代荆浩提出“神妙奇巧”，宋人黄休复“逸神妙能” 四个品格，并详细做出解释。荆浩不仅是理论家也是技法大师，他对中国画的评价标准最为可信。荆浩之评价标准如下：“神者，亡有所为，任运成象。妙者，思经天地，万类性情，文理合仪，品物流笔。奇者，荡迹不测，与真景乖异，致其理偏，得此者亦为有笔无思。巧者，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总体上说，那种率意天成，不拘形似又能得自然之妙，极尽绘画能事但又不露痕迹者为最高水平。

    宋以后直至晚清，中国绘画品评原则基本都基于上述理论。民国31年（1942）全国第三展美展上，定下的金奖标准是“具有领导时代之独创性，而造诣甚深者”。只到2002年《美术》杂志第二、第三期上，先后发表陈传席等十余篇《关于“艺术质量标准”讨论》的文章。陈传席认为“功力、样式、思想”是基本评价要素，周积寅认为大师的标准是“一流的画家、精通绘画理论、对美术事业有贡献”，薜永年认为是“文化尺度、艺术尺度”，刘曦林认为是“创造性、时代感”，郑奇认为中国画的评价标准要基于“境界、笔墨、独创性和影响力”四个方面，并要定下详细评分标准，给历史上的大师逐个打分，周京新认为“笔墨最重要”，范扬则认为是不仅要看画，还要看对中国绘画史的贡献。

    综上所述，无论从绘画史上还是当代的画家、理论家，对于中国画标准的定义是模糊的。那么，中国画是否可以定标准？笔者认为，艺术的个性和风格是多变的，多样的，多元的，但是共通性是不变的。所谓共通性，就是贯穿于艺术始末的基本规律。对于中国画而言，要把它定位于“文化的、艺术的”这个大范围，然后从“形式、技术、文化品位”三个方面，就可以得出一个可以作定量分析的评价体系。在这个评价体系中，要把“独创性、笔墨功力、艺术影响力”三要因素放在首位。

    对于中国画的艺术标准问题，画家们可不像我们的理论家这么叫真，他们按着自己的理解，坚定着自己设定的方式，不懈地努力着。今天，刘星在这里也用自己的作品，展示了属于他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想法用作品化为行动，融入在当代中国书画探索的大潮之中。刘星的书画作品正是在“形式、技术、文化品位”三个方面，有着比较全面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星的艺术理念更多传统因素，他多取传统笔墨形态与趣味之长，但有着自已独到的理解，我们姑且把它理解为当代中国书画多元中的一元。刘星的书画更多是他心态的写照，有时心静如禅，作品便高古而纯粹；有时情重势大，书画也因势生形，形情互补，出神入化。

    就中国画来说，它不仅标示着中国的绘画，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在标示出中国画的传统。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有着特殊的规定性，我们的革新，自然不能作过分的本质置换。另外，中国画造型观念为写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也是一种规定性，过分地抽象与写实似乎也有背于“中国画”的概念。当然，我这里说的抽象，有着一个“度”的范围，由中国画程式化语言与图式而形成的抽象，具有着类似图像学中“母题”的意义，不能理解为西式的纯粹抽象造型。写实也不排除造物的准确，如中国工笔画，但其意趣即造型观念仍不是对象的翻版，在表现过程中，它需要艺术家运用写意观念来处理对象。刘星的中国画笔墨的运用，呈示了传统的意趣，他驾驭笔墨以及运用这一笔墨表现对象的能力，深得传统程式语言之精华。在造型观念上，刘星紧扣写意的准则，无论是花鸟还是人物，其作品均意趣横生，非中国画写意造型而不能为之。

    就书法而言，更是传统延续下的一种艺术样式。中国书法成熟之后，这一传统都在不断地延续着，但每个时代又都同样在用它的“程式”创造着属于不同时代的艺术，因为它呈现出的趣味属于书法家个体的，当代也不例外。刘星的书法仍然秉承传统，无论从结体还是用笔，几乎全来自传统经典，所以便有“立”起来的功夫。但是，刘星毕竟属于当代的一分子，其情其趣必然透出些当代的样子来，这可从他对当代“草圣”——林散之书法悟得“真经”而见之一斑。那墨与势的灵动，那行笔与线的蜿蜒，如“蛇行”般谱着悦耳的乐趣，多么动听，多么悠扬。

    刘星的书画使我想到了中国书画真正价值之所在。中国书画的当代价值取向，应更侧重于对现代人精神需求的实现。人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必须平衡和谐一致，立足于现实物质世界之一极，而又永恒追寻着精神理想世界之一极，在喧闹、繁杂、异化人性的现实世界，寻找超越升华的精神家园之道，无疑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中国的现实正表明，在人们疲于物质变化的同时，中国书画无疑已成为中国人最有慰籍魅力的精神寄品。中国书画的精神价值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创造主体的自得慰籍。通过创作过程本身，艺术家可以净化自己的生活。在这里，创作往往成为艺术家寻找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无可替代的方式。二是艺术欣赏主体，即艺术的接受者精神的慰籍。在都市化情结不断浓重的当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日益散文化，它急切地需要精神的给予与调节。艺术在这里的意义更特别，人们可以在艺术欣赏和艺术家的活动中，把自已置入艺术世界，敞开自已的生命状态，并与艺术创造主体对话、共鸣，达到情感共鸣、视界交融的境界。欣赏者可以在对艺术的观照中摆脱现实物质世界和功利的束缚，消除由此带来的心灵疲倦和感觉的麻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书画在现代人精神建设上有着其它艺术无法替代的特殊功用。中国书画呈现中国传统精神即“天人合一”，有着引导人与自然融和、回归自然的心理平衡；中国书画笔墨追求“静气”、“文气”与“书卷气”，怡悦性情，这对于当今烦乱与噪动的都市人的精神冲击，有着反拔之功。刘星的中国书画创作就具有这两重意义，中国书画之于刘星是他自身的精神寄品，刘星因为作为当事人，他在受用那难以名状的快乐的同时，他的人格获得提升，他的精神因此而张扬。作为精神产品的创作者，刘星也以自已的作品慰籍着现代繁忙而不安的都市人，其意义与价值似乎有着更大的现实魁力。

    刘星的书画成就，来源他的勤学苦练，同时离不开他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执着与痴迷。当然，他的重于思考、多生想法的性格也促成了作品的不断完善。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刘星的成功似乎正好应验了孔老夫子的至理明言。

    刘星正处艺术生命的勃发期，当为其创作与探索的黄金时段，我真诚地企盼着他能有更多更好的中国书画作品问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种行为，在当代中国书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刘星的探索也许可以暗示着一种方向，这也便具有了一种集体的企盼意味。那么，这么说来刘星的探索对于中国书画界，也就显示出了更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