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历史就是人的活动。人的一切行动都在一定的思想支配下进行。不要以为儒学思想坚不可摧，那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进步，莫不得益于与之相称的思想指导。思想决定一切！思想是社会运转的根源！ 

遥看西汉初年，儒家在适度宽松的政经环境下，才开始扩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高、惠、文、景皆仁爱。又是让儒生做官，又是让儒生讲学，可以说对儒家是仁至义尽。但，到了董仲舒的时候，儒家羽翼丰盈，最后还弄了一本充满神学迷信色彩的《白虎通义》作为国家之“宪法”。最甚的时候，儒生经常劝皇帝退位。当然，皇帝没有那么傻，这些儒生基本都被正法了！靠一个和稀泥、捣浆糊的儒家来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不可取的。当然，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之道。但事事出头肯定不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也没有说永远不要出头。社会的每次进步，不正是在熊彼特先生说的那种“破坏性创新”的推动下前进的吗？现在的国学，说到底就是以儒学为主流的国学。这种国学就象范曾说的那样，相比西方，这种文化没什么明细的“逻辑学”。只会一味的以“道德”标榜自身的所谓“正义”。 

16世纪、17世纪后，中国的发明创造能力急剧直下，原因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丢弃了智慧，单纯地用改造了的孔儒主宰国民教育，使得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急剧直下。儒学只具备打造道德品格的作用。就像一个杯子，有了杯子，杯子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所以儒家文化不足以指引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人，尤其明清以后，中儒家文化流毒过深，骨子里鲜有“创新、创业精神”。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说白了，就是好好学习、当官、为国效力。从创业角度，自身发掘自身创新潜力，创立一个企业，带动更多的人完成一个事业，而这正是儒家的盲点。如果这种文化主导创新型国家、创业型社会发展，那将会直接扼杀中国人的创业人格，人格的缺失就是创业精神的缺失。 

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宝才认为：两千年来儒家和孔子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影响？自然与儒学适应以宗法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社会有关。我觉得这个观察角度值得学界注意。假如儒家真的与农业社会能够紧凑的链接在一起。那么，在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里，儒家学说还能独霸朝纲“显风流”吗？其实就是在兵荒马乱的战国时期，儒家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论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孔丘到卫国五年，卫灵公荒于政务，却向仲尼请教军旅之事。孔避而不谈。孔丘认为自己只曾学习过祭祀礼仪方面的知识，军旅之事没有学习之，自然了无所知。从这件事来看，孔丘的确是真诚的。但也充分暴露了儒家学说对战乱纷飞的东周时代指导意义是有限的。

儒家欠了诸子百家上千年的债，迟早要还的。今日不还，明日还。靠打白条的老办法似乎不太管用了。欠债不还，是会被乱棍打死的。这是江湖中的潜规则。中央学界朋友的理论水平很高，彻底看清了这点，所以在2008年01月02日中央政府网刊登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明确提出：“我们强调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为了在历史的高起点上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而不是要回到过去、守旧复古，更不是像有人提出的用儒家思想来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所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说到：“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发扬学术民主，倡导百家争鸣，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为科技进步和优秀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

不过，儒家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是讲孔子的游艺生活。只钓鱼，不网鱼，不要一网打尽，应保护小鱼和鱼苗。用带丝线的箭，射杀鸟类的时候，不射归巢歇息的鸟。以达致保护待孵、待哺小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