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申“增长的极限”
杨于泽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批评一些省市“十二五规划”增长指标定得过高；而昨天，《人民日报》表扬部分省份将GDP增速目标降至个位数。唯GDP思维受到舆论批判，但也有人为GDP辩诬，认为落后地区的高增长是个好东西。
　　增长是个好东西，没有GDP的增长，难言社会进步。中西部落后于东部，中西部需要高增长，这在逻辑上没错，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在东部以现有速度增长的时候，中西部愿望的高增长真的可能吗？因为有追上东部作为理由，中西部把增长目标定到两位数，就不是唯GDP思维了？
　　经济增长到底有没有极限？这是一个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存在“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人口、技术、投资等多种变量，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变量对增长起到不同的制约作用。世界经济史已经表明，经济增长有其极限。现在经济全球化，全球资源、投资、技术等聚集到某个国家，使这个国家的增长不受制约成为可能。但实际上，对增长的制约仍然无所不在。
　　39年前，罗马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报告，该报告认为，增长是存在着极限的，这是由地球的有限性造成的。全球系统有五个因子，即人口、经济、粮食、资源和环境，后三个因子构成对前两个因子的限制。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受到人口、资源、投资、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世界为中国的资源、投资提供了无限可能。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增长，归功于国际资本的“提携”。但与国际投资源源涌入同时，国内仍存在民间投资不足的问题。于是政府投资赤膊上阵，收税、卖地越来越多，国民宏观负越来越重，四处传来民众的喘息声。这种喘息声，本身就宣示着“增长的极限”。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国内资源已经不成其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但资源最后变成污染物，污染了中国的环境，这也是一个事实。以中国之大，环境容量仍然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的压力。江湖污水流溢，蓝天不再，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这也构成增长的天花板。
　　在经济增长中，东部与中西部既有发展溢出、携手共赢的关系，也存在零和博弈。东部积累了资金、技术、人才，可以向中西部扩散。但在财政投资、减排量、能源甚至放贷指标的分配方面，东部与中西部是一种竞争关系。中西部落后了，必须奋起直追，自然要当仁不让。但东部调低增长指标，并不意味东部真的放慢增长速度，中西部把增长指标定得再高，其实也占不到便宜。
　　倒是中西部计划高增长以后，各省市其实无法可想，只好“内部挖潜”，唯一的办法就是征地、拆迁，发展房地产并推高房价。结果就是农民没地了，居民荷包被掏光了。更可堪忧的是，城市政府将来无地可卖，这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成了问题；居民储蓄率急剧下滑，将来国内投资、消费能力也值得怀疑。
　　中西部定出两位数增长目标，看起来是想创造发展的奇迹，但奇迹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仅有现世的代价，还有未来的代价。在美国，增长的各项条件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的，但其60年增长均值只有3.3%，这也证实了增长极限的存在。偏离世界常态太远，奇迹也行之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