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心灵中，有一种本能的信念，就是相信事物总有一种恒定的秩序，这源于心灵本身就是一种有序的结构。无序，就会人心灵感到痛苦和不安。因此，相信世界有序，不同于人的其他信念，它来自心灵对自身的感觉，而心灵的结构又“同一”于世界的本性。可见这种信念最根本的驱动者，正是这个世界的客观本质。所以，人类的一些自然的心理趋向，已经将我们与世界紧紧联结在一切。这就是人类理性的逻辑思维所以产生的原因。由此而产生的人类思想，便成了人类走向世界的最根本力量。思想不仅让人有了“自我”，也让人有了更辽阔得世界。

    思想在历史上的威力，来自人与社会在逻辑上看到了现实的新的方向，从而改变了个人与社会的行为方式。因此，一种不阻止思想发展的文化，必定也是一种让社会不断创新的文化。

    人类的逻辑思维，在不断的进步之中。而中国的逻辑思维，却停滞在对存在“关系”的外在排列阶段。因此我们直到现在，都极易满足形式上的“一致”或形式的“有序”。比如，我们对“和谐”的理解，皆不会超越一种静态结构，只会简单的认定，“和谐”就是一种排除了“冲突”的东西。然而，世界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世界永远是一个充满纷争的世界。并且，正是在这种充满纷争世界的动态关系中，才构筑了一个“同一”的世界。但是，中国的思维智慧，却无法理解世界关系这种由纷争必然走向“同一”的过程。因而中国式的道德思维认定，一个“同一”的世界，必须是一个消除了纷争的世界，因此就需要一个可以独霸世界的权威，来压制甚至消灭一切引发纷争的主体。由此，中国式的“和谐”，就必然要依赖一种为我独尊的价值核心和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这就是中国所谓历代“盛世”的本质特征。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对世界关系的认识，几千年来都没有逻辑性的进展。

    而世界真实的“同一”（或“和谐”）过程，则是存在关系自身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从存在的各个主体间的相互对抗、相互对立必然发展到相互牵制、相互协作到相互融合的过程。进一步地说，世界的真正“同一”（或“和谐”）过程，并不由一个单一的“权威”核心，去取代一切存在的主体，恰恰相反，世界的发展或“同一”过程，正依赖于存在的各个主体的独立，以使存在之间产生一种互动的关系，从在一切存在的不停调整中，发展出它们之间越来越“协调”的秩序。在这种新的秩序中，不仅改变了他们的世界，也改变了他们自己，进一步又引发出了他们新的关系，以及由这种新关系必然带来的新的协调方向，因此世界的发展才会生生不息，人类的进步才会永无止境。由此，世界也就在时间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向前发展，这正是宇宙存在的自然形态。

    人类的思想也是如此，也就是一种依据逻辑的发展，而不停的进步过程。人类也正是依靠思想的进步，来不停地扩展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却反自然而行之，用一种幻想和一个独霸一切“权威”（非逻辑非理性），去强制性地解除个体的和社会团体的独立性，也解除了人类思想发展的自然状态，从而也解除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让中国社会成了天地间最为畸形的一种存在。因此，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停滞在几千年前得不到丝毫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没有思想发展的社会。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与文化如此热衷于“专断”，就等同于抛弃了人类进化最伟大得成果：智慧与思想。

    而在西方历史中，一种新的思想总是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激发出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变革，使得西方文明不停地向前发展。因为真正的思想是不可能停滞的，反映在思想中的逻辑，与现实的逻辑一样，总是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向前发展的。因此，思想在正常的社会里，就相当于一种生存杠杆，不停地撬出人类新的希望和新的世界。

    而一种桎梏思想的文化，必然是一种让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人类思想的那屡屡奇迹，也就永远不会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之中，这里的国民也无法感受到思维逻辑的力量，于是越是愚昧的国民，对思想越容易采取轻视的态度，也就越容易对思想本身进行一种随意妄为乃至不着边际的评头论足。因为没有思想的人就不会受到思想的制约，也不会体验到真正的思想对他那些胡思乱想的打击。因此，真理对无知者是无力的，这就是权势者喜欢愚昧百姓的原因，因为面对无知的百姓，真理永远不可能比他们的权威更有力。

    所以，即使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任何思想都无法激起真正的“波澜”。可见，中国社会与文化，依然没有回归到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因此，在我们的思维里，就依然可以毫无阻力地接纳任何荒谬的东西，包括权势对我们的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