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诉诸“心”和“理”这一宋人的特色外，程朱二位的解释，也是落脚於能与不能上。值得注意的是，二位极力分辨愚民之术和圣人设教之绝不相容，则是前人所未曾明言的。不过，这一分辨，固然洗刷了圣人愚民之冤，却难免有置圣人於不知其不可的愚蠢地位之嫌，读来倒是很有趣味的。

　　及至近世，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对这一章的解释，另是一番情景。

　　康有为的《论语注》里这样说:

　　…… 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如以神道设教，则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无灵，大破迷信，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须忧道不明，而痛叹之乎？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