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济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济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古老的泉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毫不动摇地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摆在重要位置，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巩固，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文化产业实力显著增强。当前，济南的建设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了城市建设跨越提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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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地。相传，大舜曾耕于历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任北宋齐州(济南)太守期间对此作过详实考证，济南亦有舜祠、舜井、娥英祠等舜迹遗存。春秋战国时期，济南是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处，尚功利、求革新的齐文化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在这里有机融合、兼收并蓄，长久地滋润了济南的地域文化、城市性格。秦汉以来，又有伏生传《尚书》、娄敬谋国策、终军请缨出使南越、曹操相济南等重大历史人物、事件在这里风云际会，其中伏生口授《尚书》，对于填补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的汉初文化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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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人的饮食以面食为主，马蹄烧饼、油旋、盘丝饼、锅贴、甜沫等都是民间喜爱的食品。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在中国专制社会里，服饰一直是等级制的外在表现。地处齐鲁文化交汇处的济南，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穿衣戴帽等衣饰方面，具有遵守礼仪、恪守旧制的趋向，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行业性衣饰变化较小，但也最能体现出一地的衣饰风格。如古时济南店铺掌柜多穿质地高档讲究、样式合于传统的服饰。一般是长袍马褂、扎腿的中式裤子和方口布鞋。由于商人历来是士、农、工、商四民中最富裕的阶层，因此其着装心理和着装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济南人的衣着习俗，那就是重质地、轻样式。古城济南及郊区下层居民对衣着的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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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说：“济南士好经术，城乡绅家，罔不课读；即农夫胥役，亦各送子弟受读。学校如云，名里相望。” 作为文化的先进地区，有不少大师级学者如施闰章、黄叔琳、于敏中、翁方纲、阮元、刘凤诰、黄钺于、何凌汉、何绍基、俞正燮、顾炎武等先后来济宦游，促进了济南文教的发展。济南也有许多饱学之士，马辅的《绎史》、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成就最大。历城叶承宗的《历城县志》也是有分量的著作。清代学者、藏书家周永年与朋友筹建的借书园，是为公共图书馆之滥觞。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被视为辑佚史上的创举。王象春的堂孙王士稹却大大超过了前辈而成为一代诗宗，与王士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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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北临黄河，南依五岳之尊泰山，交通发达，兼得山水之灵秀，“泉城”之称是对她独一无二的美誉。她不仅是齐鲁之邦的省会，还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著名小说家老舍在文章中说：“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它的妙处是：泉、池、河、湖，四者皆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色与可贵。” 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它强制性地终结了东方古老帝国闭关锁国的时代，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作为一个北方的内陆城市，战前的济南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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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一点儿也未曾提及，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著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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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的求索和较真的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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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几成定论的问题，近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就认为武帝乃至整个汉代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汉代只是将儒学当做了社会的主导思想，并未对百家进行剿杀，与秦代的“罢黜百家独尊韩术”有质的不同。武帝初年虽“罢申、商、韩”，但不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范围，因为此时“黄老”是主导思想，儒家乃在野学派。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虽是儒家所为，但不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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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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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人士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但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所谓《三策》是班固所伪造”，而“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却值得商榷。即使董仲舒确实向汉武帝进献过《三策》，也证明不了董仲舒向汉武帝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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