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贺雪峰
一、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李昌平多次讲过，丧失了村集体对土地的权利，村集体就会成为一个空壳，村民自治就缺少了经济基础。道理很简单，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合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所有权主体是村社集体，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主体是农户家庭。村集体最主要的依据是其作为村社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及在这一地位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各种关系。村一级虽然是一个行政层级，但并非基层政权，而是一...
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农民的搭便车问题，是最为常见也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其令人困惑之处在于，为什么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农民能够克服搭便车难题，而在另一些农村，农民却因为搭便车的存在，而使社区中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 http://www.tecn.cn )
从经济学上讲，公共品就是指那些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非排他性是说，公共品不能排除其他人的消费。农村社区中存在大量不能排除他人消费的物品，比如农村的水利和道路，再如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等等。按经济学的假设，每个人都是经济人，每个人都倾向于让个人利益最大化，...
（一）
刘岳在谈到取消农业税前后国家与农民关系时，形容取消农业税前国家（通过县乡村）与农民“打在一起”。乡村干部与农民关系好不好？“打在一起”当然是不好的，乡村干部向农民收税费，农民不愿交，两边玩捉迷藏，不时玩出格，被“焦点访谈” 曝光。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倒是不再与农民“打在一起”了，因为乡村不再向农民收税费，农民的事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乡村干部也有...
三农学者贺雪峰：刺激农村消费需理性
第一财经时报 田享华
“刺激农村消费，拉动内需”，“家电下乡”，正当这种建议和做法成为主流时，一位三农学者却发出了不同声音，他就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
10多年来，贺雪峰每年都有2个多月时间住在农户家中调研，他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往往会与主流意见有所差异。针对力度越来越大的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他提出应理性刺激农村市场，引导农民适度消费。近日，贺雪峰接受本报专访，深入地探讨这一观点。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注意到各级政府和学者都在...
一、农地效率问题
农地的产出能力（农地效率）是一直以来广受关注且多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劳动投入和农田水利是决定农地效率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从劳动投入方面解释19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制度的成功，已成为一个不容质疑的“真理”。劳动投入不仅有量的方面，而且有质的方面。人民公社体制下面，集体组织即使可以一年让农民在田间劳动350天，农民也可能以怠工来抵消这些漫长的劳动时间。农业生产具有难以监督的特点，在没有内在积极性的情况下，劳...
前几天《开放时代》在上海召开第四届论坛，讨论建国六十年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笔者应邀参加了这届论坛，并以乡村治理的逻辑为题作了发言，其中涉及人民公社部分，以为正是人民公社为1980年代的分田到户提供了基础。若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积累，分田到户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分田到户是正确的，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应该坚持土地承包制度，另一方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因此认为人民公社搞错了。人民公社与承包制之间的关系，应是承接、互补的关系，而非对立的关系，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所采取的都有合理性成分的政策。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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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农村的想象，依然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肩挑人扛，农民因为农作的艰辛而饱含沧桑。
无疑，农作是艰辛的，“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用身体直接与土地打交道，一些关键环节的劳动量之大之重，凡有过切身体验的人都一定印象深刻。春播秋收，春天插秧播种，秋天收割，都是重体力劳动。农业劳动的繁重与其收益的微薄，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当前中国农村农作的艰辛，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情况要好一些。原因很简单，目前中国农作的大背景发生了变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轻简便农作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使农作变得相对轻松，而农作的季节性使从事农作的农民，可以有较为自由支配的余暇时...
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
——辽宁大古村调查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村庄生...
湖北省“以钱养事”改革再调查
——以湖北京山调查为例
一、
过去写过两篇文章，评论湖北省推行的乡镇事业单位“以钱养事”改革，后来遇到参与此事的湖北省委政研室宋亚平先生，他建议我到咸安和京山看一看，说这两个地方的“以钱养事”改革应该是很好的。也因此，2008年国庆到京山调研，专门走访了县乡两级的有关部门，及注意问及有关改革的情况。遗憾的是，从调研情况来看，很难说京山“以钱养事”改革是正确的，原因是大方向错了。宋亚平之所以建议我到京...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兴起了“打工潮”，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已经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小农社会。除了为了赚取收入，维持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外，另一原因则是为了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或获得逃离村庄的资本。由第一种原因向第二种原因转变具有必然性。但是，如果国家不考虑城市吸纳能力（提供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的能力），片面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甚至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交易获得进城买房资金的政策，中国可能会因为出现远远超过城市新增就业机会的农村人口进城，而降低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致使中国城市就业丧失弹性，从而危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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