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陈应

1、民国时期:从德国移植,消除了传统户籍制度中对人口迁徙的严格控制。
  2、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人口迁徙管束较为粗放,表现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很容易,3天内到有关部门登记暂住户口,居住时期超3个月,就可申报常住户口。
  3、1958年1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提出“随母落户”原则;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证明以及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4、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装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继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准予落常住户口。
  5、1985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管理暂行规定》,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6、1994年,取消户口按商品粮为标准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而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
  7、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

偏重解读而忽视解释


  偏重解读而忽视解释。受詹姆斯·斯科特等人的影响,学界的农民上访研究大多采用了解读式的研究方法,注重对农民上访过程和组织机制特征的深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描述性概念。这种偏重解读的研究虽然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农民上访的行为特征,但是对深化有关农民上访问题的深层次、规律性认识的意义有限。

  陷入意识形态思辨的陷阱之中。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尽管对于我们理解农民上访的发生、机制和特征大有裨益,但是它本身却被其所固有的价值理念所束缚,从而容易陷入到意识形态思辨的陷阱之中。在这种范式下,研究者很容易将农民上访行为跟民主、权利等大话语关联起来,试图用激情化、浪漫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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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会而无国家


  只有社会而无国家。在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或者关照农民上访的行动策略、组织机制和特征,或者希冀从农民上访行为中发现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因子,以此达至促进公民社会发育、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目的。在这样的研究逻辑中,国家自然被学者们遗忘,成为一种选择性失忆。即使偶尔碰触到国家,也不过是将其视为一个背景或者衬托而已,其对国家权力展开自由主义式批判的目的也是为了反照和关怀社会。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典型表现在对农民上访策略的研究成果之中。这些研究过于强调农民上访的行动策略,使得他们的研究越来越技术化、碎片化,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农民上访问题背后更为宏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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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表征


  无论是斯科特研究进路抑或是农民上访过程与机制的研究路径,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将民主权利话语与农民上访问题关联起来。比如,李连江和欧博文认为,以上访为主要内容的维权行为可能有助于农民公民权意识的培育,从而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4]于建嵘的研究则指出,农民上访行为带有较强的公共性和政治性,它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具体的资源和利益,而且蕴涵着抽象政治权利的诉求。[7]尽管吴毅和应星比于建嵘等人更为注重对农民上访过程和机制的深描和阐释,但他们也在事实上共享了民主权利的话语和价值理念,其对目前农民上访机制特征的理解和苛责,暗含着通过变革现行政治体制达至民主化目标的内在渴求。学者们这一关怀的形成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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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困境


  跟注重农民抗争策略的斯科特进路相比,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影响的农民上访研究则将关注重点放置于上访的过程与机制上面。近几年来,随着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不断引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相关的理论资源对农民上访组织运作机制和行动逻辑展开研究。就目前而言,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较受学者们的关注。应星曾经从草根动员的角度入手,试图超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范式与印度底层社会研究范式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简单对立,从而深入理解农民底层政治的复杂性。他发现,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而造成这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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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 武器


  学界有关农民上访的研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詹姆斯·斯科特进路的熏染。斯科特曾经对东南亚农民在遭受国内外压迫时所做出的种种大规模起义和反叛行为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展开了深入研究。在后期的研究中,詹姆斯·斯科特开始从大规模的农民反叛和起义研究转向对农民日常抵抗行为策略的深描和解读,从而真正地将视角转向了底层社会。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生活的长期观察,斯科特揭示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抵抗策略,比如嘲笑、讽刺、不服从、磨洋工、装糊涂等等,并提出了“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

  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对中国学界理解农民上访问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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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艺术


  诸葛孔明未出道时被称为"卧龙先生",东汉大夫蔡邕饮酒上百斤醉倒路旁,大家叫他"醉龙"。所以凡是有品德、有才识,或者精工书文,或者为官清廉、或者行为举止出众的人,都可以比做"龙"。

      俗话说"望子成龙",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头上长有、据上长鳞、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怪物,而是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做一番事业。近几年流行的新儿歌中,有一首是〈〈100分是条龙〉〉,也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们常常听到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上有什么"歌坛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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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另一个文化象征意义


  龙的另一个文化象征意义是出类拔萃,不同凡俗。龙是神物,非凡人可比,所以人们常常又把那些志向高洁、行为不俗、很有能耐、出息和成就的人称为"龙"。当年诸葛亮葛孔明在南阳躬耕陇亩尚未出茅庐时,自比管仲乐毅,号卧龙先生,意思是空有鸿鹄之三志而怀才不遇。

      在汉语中,龙、虫是相对的,虫者何物,蛇也。蛇又称长虫,随处可见,种类繁多,稀松平常,不足为奇,不足为贵。"龙蛇混杂"即是说好东西和坏东西混在一起,很难辨别。这是从生物学上解释不通的现象--龙的原型,或者说龙的基本生理牲是蛇,龙和蛇不说是兄弟,起码也是同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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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就成了夏朝的开国君主


   传说时代的著名君主,大都与龙有着说不清、道貌岸然不明的渊源关系。尧在位的时候,世界上出现了大洪荒,到处是洪水泛滥,为了拯救百姓,他命令鲧去治水。鲧偷了天帝的息壤,采有"堵"的办法治水,劳而无功,被愤怒的天帝杀死在羽山,而烛龙刚好是这里的守护神。羽山这地主阳光照不到,常年靠烛龙嘴里含着的一支蜡烛照明,因而鲧的遗体三年不腐。天帝惟恐鲧会复生找自己报复扯皮,真实性一不做二不休,派了人个名叫"吴刀"的神,大概就天上的"刀斧手"吧,拿着宝刀下界啐鲧之尸,当吴刀剖开鲧的肚腹时,突然从里边咎出一条虬龙,长着一对尖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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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皇权挂钩的历史


龙与皇权挂钩的历史也很久远,从黄帝时就开始 了。
    在传说时代,有着龙的血缘的黄帝曾四处巡视体察民情。他叫人开采首山的同,然后运到荆山脚下铸鼎以纪念自己大战嗤尤的辉煌胜利。过了一段日子,鼎终于铸完了,黄帝专门在荆山举行了一个庆功大典来庆祝巨鼎铸 成。应邀出度典礼的不仅有各路神灵,而且还有八方百姓,大家都想看黄帝铸的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时辰一到,大概还是皇帝亲自揭幕,只见一只高逾丈三、口大如缸的铜鼎闪着耀眼的金光呈现于神、人之前,众人啧啧称羡,上前细看,鼎身刻着一条矫健的游龙在一片祥云中穿梭,周围是四方鬼神和各种珍禽异兽,可谓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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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凝聚和积淀


  龙,作为我们中国人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已扎根和深藏于我们每人人的潜意识里头,不但人们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几乎都有打上龙文化的烙印,而且龙文化的视角,龙文化的审美意识已渗透入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龙,在中国与天地世间万事万物都有有联系。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

      龙之所以具有这种文化象征意义,是与传说及神话中龙在天则腾云驾雾、下海则追波逐浪、在人间则呼风唤雨的无比神通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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