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复苏尚未稳定以及国际体系正处于重构的背景下，严重的生态环境对各国造成了明显的压力。这些压力在“基于自由讨论”的哥本哈根会议进程中表现的甚为清晰。

　　谈论生态问题，固然不能将问题局限于一个国家，甚至不能将问题局限于全球，还有一个世代的问题。对现在一代来说是最大的幸福，但对未来一代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把未来一代考虑到生态问题中来，那么要做到公正的分配绝非易事。退而求次，将问题局限在世界政经单元——民族国家上来，尤其是一国资本的积累方面。与会各国也是这么做的。

　　保护环境的工作概括来说有两种，对生产活动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消除或者是投资于已经消耗的自然资源使之再生。这两种工作常受到一些企业的抵制，原因在于投资这些活动会削减生产，进而影响就业（敏感的话题）。因此，对于国家来说面临着“囚徒困境”，选择也并不多。要么压缩其他开支来应付恢复应有的生态平衡水准，加强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创生力，防止进一步恶化。要么是让企业家自我消化由生产引起的外部负效应的成本，这将对资本积累造成很大的限制。如果由国家来做，要么提高对企业的课税，同样也会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要么提高对人民的征税并削减公共服务，而这样会对政治带来消极后果。

　　显然国家不愿独自消化解决生态问题的成本，那么就会以知识产权的形式来转嫁从而提高资本积累的增量，低碳经济也即如此。在低碳经济方面，源自技术水平的差距，这种势能引起的溢出效应将重新建构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基础，其结果将会以新一轮的更为纵深的全球化话语权来体现。

　　中国承诺的减排量，作为世界市场的扩张部分前景，对资本积累的前景影响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