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内需
之所以敢出这么个题目，是因为郎咸平自认为自己就是《皇帝的新衣》的故事里那个讲真话的BOY。他那张讲真话的“乌鸦嘴”的喋喋不休中，讲什么中什么。说上市公司有猫猫腻，就有上市公司的老总有牢狱之灾；他说中国的股市要掉，中国的股市就真掉了；他说中国的楼市有泡沫，楼市就立即翻波浪。郎先生真神。
一、郎咸不真的长大了
郎咸平真是一只多产的鸡，数年来一下子出了十几本书，而且到处演讲。朗先生的书我看了些，也现场听过他的演讲，也买碟片回来看过。想讨厌他都来不及，因为他总是能不断的翻出新花样来，从经济模式和数学模式分析，再到产业链理论以及公司的秘密、行业的本质、金融超限战等等，内容和境界总在不断地升级而且层出不穷。最近他终于开始说文化了，又出版了《郎咸平说: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于中国人的文化魔咒》。因为郎先生开始说文化了，所以说郎咸平真的长大了。因为仅仅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模式、经济制度来解读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缘木求鱼，不可能有什么结论的。一切都必须回到文化上来，顺着我们文化的脉络，从文化的起点开始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起点。
正因为如此，看到郎先生的这本书，笔者就立即买了下来，并认真地学习。应该说，郎先生是西方经济学家，不是国学大师，谈中国的文化不是的长项，起码与他的经济学专业功底相比是如此。但此人真是不简单，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制高点，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来展开，这一下子让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土老鳖望尘莫及，而且把晋商、徽商、粤商、浙商这中国的四大商帮也拖出来作死对证，简直是匠心独具，不得不令人叹服。
中国人的浮躁、投机取巧的心态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以及中国人的四大茫然，就知道赚钱、不了解世界、不了解别人为什么那么看你，不了解自己的缺点。与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化的，三个“不喜欢”三个“不在乎”，即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无序，不在乎公共空间、不在乎实证、不在乎创新有异曲同工之美。
笔者对中国文化也有总结，如“传统文化下中国人的四大饥渴”，“中国式管理的魔咒：一个站着必然有九十九个人跪着”，“中国式管理的痼疾：中国式恶搞”，“中国式管理的幽灵：我不同意你，就有权打倒你”等。虽然这些观点，不能与名家大师相比，但却早就在从文化的角度，即基于某种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中认识我们自己。
但是，找到问题的症结仅仅是个开始，最终找到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才是最重要的，而一切正是要从传统的信念和价值，从早就存在于中国人心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出发。而这种改变绝对不是写几篇文章、出几本书、演多少次讲就能解决问题，与我们的历史一样，改变同样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
改变需要大量、系统、全面的学习，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知识和思想，同时还需要大胆的实践和尝试，在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上继续探索，不断前进，最后走成功的那条路才可以被称之为道路和模式，并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曾经付出的一切和已经走过的道路。
二、郎咸平真的长大了吗？
所谓文化的高度，说起来很玄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买房子，人们总在本能在追求从小到大，从差房子到好房子，从普通住宅到豪华别墅等，这仅仅是从物质和利益层面来考虑的。如果冷静下来思考下，多问几个为什么，可能解决问题思路和方法就会变得更简单。
如：为什么要如此一而再、再二三地换房子，面对房子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显然，不管买什么房子，都是基于想要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温馨的家。
2、既然是要一个温暖和温馨的家，问题的就不在房子上而在于人上。
3、既然是家，必定首先是由人组成的，因而家需要的温情、亲情和爱，而不是什么大房子、好房子。
4、如果家中充满着温暖、温情、亲情和爱，住什么样的房子还显得那么重要吗？显然就没有那么重要，起码没有仅仅把关注点放在物质层面上那么重要了。
相信经过以上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会变得更豁达、更大度、更理性，不会发了情一样一味地追求大房子、好房子了。
同样，赚钱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更好地过日子，自由自在地生活。如果能创造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显然钱就不是最重要的，而仅仅是个工具或道具。
同样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民富国强，难道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仅仅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吗？百姓普遍的安居乐业和每一个人的强大才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强大。
多少年来，按照西方经典的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中国内需市场提高不不起来，难道真的是内需不够的吗？显然不是，而是老百姓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需求按照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理论，是怎么也无法解决的，因为老百姓只有通过自己劳动力的出卖才能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如此等到他们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等多少代。
但是，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显然不适合我们，但我们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所以一直都只好在西方人为我们设定道路和模式上亦步亦趋，完全公有制的道路行不通，完全走私有化的道路与我们的信仰和国情又不符合。在进退两难中，只好无奈地通过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和出口来维持经济的发展。问题的悖论却由此而产生了，按照我们的理论百姓只能自己血汗换回原本就属于他们的一切，这就是市场经济来到中国以后的怪异现象。
那么如何才能从这种尴尬和矛盾的境遇是走出来，这原本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似乎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经济危机一来我们又只好无奈的投入了四万亿以扩大内需。显然，这又是扬汤止沸的消防策略，问题的实质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郎先生似乎也没有为中国找到一条更好的路，更多是在批判，或者要我们学美国。
所以，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不禁要问：郎咸平真的长大了吗？
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郎先生在书中，说汶川地震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大爱，其实远不止如此。汶川地震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大爱精神，同时也告诉了中国人该如何扩大内需，并彻底颠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的强度是8．0级，就这8．0级的地震给汶川及周边地区以毁灭性的破坏。试想一下，全中国抗震能力低于8．0级房子有多少，大城市的我们不好说。但就在乡镇和农村，起码有80%以的民房是低于这个标准的，把这些房子全部改造一下，我们内需有多大，我们的内需市场有多大？
根据汶川震后重建的标准，国家补贴一些，社会支持一点，老百姓自己拿一些，不够再向银行借一些，因住房的改造新增出来的内需几乎遍及一切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领域，家电家俱、装修装饰、建筑建材、日用生活品等的需求全面打开了。于是，企业有活干了，工人有班上了，商品经济活跃了，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兴旺了。而且受惠人口将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如此，中国还愁没有内需市场吗？
我们简单算一笔帐，中国现有农业和小城镇人口为七亿多，如果每人按3—5万元计算，就要新增21—35万亿的内需，如果再加上乡镇级小城镇人口，数字显然还会大大增加。如此仅此一项就会有至少40万亿以上的内需，加上带动的消费需求，数字还会增加。如果每年投资4万亿，如果拉动的内需10万亿。如此GDP显然又会明显增长，2008年中国的GDP为30万亿，如果内需市场再增加10万亿就是40万亿，按此比例内需市场产生的GDP比例至少会达到50%以上，如此中国经济的一味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将得以大为改观。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估算，细帐还得由郎先生这样的经济学家来算。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干，这值得人深思。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一定要逼着老百姓用自己血与汗的付出，换回原本就属于他们的东西。难道一定要在大灾大难到来的时候，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也许这是郎先生没有完全注意到的问题，在中国除了传统文化还有社会主义的文化，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所不及的新文化，只有这种强大的文化才能让中国真正走向强大，让中国的百姓真正走向富足和幸福。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市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内需。
邱旭瑜律师
2009年7月22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