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火》（２）

吴高兴

接着，学校保卫科以书面形式分别通知我和阎定山：“放假期间不得外出，台州地区公安处随时要找你谈话”。我的朋友——台州地委党校讲师邹达祥、台州师范专科学校青年教师陈ＸＸ、东达公司经理王Ｘ、台州电业局职工陈ＸＸ等人，也都接到了同样的通知——“六四”以后的最初几天，我们这些人曾经多次在东达公司开会，商量如何发动临海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六四”屠杀。整个暑假，公安处三天两头找我们这些人“谈话”，清查我们在八九民运期间的活动，重点当然是“六七”游行。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北京戒严以前，虽然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已经把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但那时赵紫阳还在台上，整个中央对民主运动的态度实际上是不明朗的，而且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不知道总书记赵紫阳是同情学生运动的——五月初，我和邹达祥发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签名，联名致电赵紫阳，“命令”他立即赶赴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对话，就是一个例子。那时，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都在播放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受这种大气候的感染，临海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都曾举行过示威游行，而且这些游行大都是由官办的学生会组织的。对于这些游行示威活动，当地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但起码没有反对，台州地委机关报《台州日报》还作了正面的报道。

戒严以后，尤其是“六四”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临海这个当时不足十万人口、仅有台州师专一所高校的小城，一切公开的活动都已销声匿迹。记得五月下旬，北京刚刚戒严不久，我实在不甘于临海的麻木，偷偷写了几幅标语，深更半夜一个人悄悄贴到街上，意欲为临海这座死寂的小城添上一点生气，表明临海同样有民主之火的闪烁。但是，我也实在不敢书写公开反对戒严的标语，所写的内容仅仅是“自由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可是，这些标语犹如投入深潭的石子，掀不起一点波澜。

但是，“六四”的枪声一响，我们这些热血的“傻瓜”就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正义之火了。接连几个晚上，我们聚集了一些人在东达公司楼上开会，商议如何发动示威游行，抗议北京当局的暴行。不过，也是仅此而已——我们绝对不敢成立“高自联”、“工自联”一类的群众组织。六月七日上午，台州师专数百名学生抬着花圈，举行了无声的游行抗议活动，打破了临海城的沉默。第一炮终于打响了，但是，眼看后继无人，小城马上又恢复了死寂。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当天傍晚，我约了阎定山一起，骑自行车赶到离城十来里路的台州供销学校，贴出海报，举行了演讲大会以后，当晚就打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横幅，拉起浩浩荡荡的队伍进城了……我们游行以后又连夜举行了静坐示威，直到第二天凌晨，群众围观者如堵，纷纷给我们送水送草席……这一次，台州府城沸腾了！

台州地区公安处的所谓“谈话”是分头进行的。负责跟我“谈话”的，是地区公安处政保科科长项一峰和另一名姓陈的警察，这两个警察的年纪都比我大，而且很左，项一峰口口声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初一交手就知道是一位善于搞阶级斗争的高手；做记录的是临海市公安局政保科小范，挺开明的，每次做了记录都让我仔细核对和作了纠正以后才要我签名，这给我留下了实事求是的印象。同时，地委党校的邹达祥、台州师专的陈ＸＸ、东达公司的王Ｘ、台州电业局的陈ＸＸ以及其他一些人，也被地、市公安当局分别找去“谈话”。我们白天到公安部门去“谈话”，晚上就秘密串联，交换“谈话”情况，商议如何保护自己的对策。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在“六七”事件中，其他人的活动是隐蔽的，而我和阎定山是抛头露面的，因此，清查起来，公安当局的火力自然集中在我们两个人身上。情势是明摆的：要抓人，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和阎定山。王Ｘ虽然是几次会议的中心人物，但游行队伍不是他带的，他既没有参加游行，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讲演，公安当局抓不住他的辫子。至于在东达公司开会的事，他可以说公司里面平时就人来人往，人多嘴杂，即使有议论“六四”的事情也不关他的事。而且他父亲原来是台州地委副书记，刚离休没有几年，关系网多着呢。其他人也都好办，都可以说是到东达公司玩的，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而我和阎定山以及台师的陈ＸＸ历来与王Ｘ不熟悉，要说也是到东达公司玩的，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不过，只要我和阎定山咬定不说，其他人就可以稳坐钓鱼台，安全过关。

公安部门找我们这些人“谈话”的目的就是要查清在东达公司召开的几次会议，说实话，我和阎定山最大的压力，倒不是参加东达公司开会问题（我们演讲也演讲了，游行也游行了，还在于东达公司开会这点事情？），而是如何按照朋友们统一的口径来对付公安部门的查问。有的朋友多次深更半夜上我家敲门，要我和阎定山如何如何与他跟公安当局说的口径统一起来。说心里话，我希望把东达公司开会的事情摊开来说，免得公安当局“穷追不舍”，而我和阎定山又无法自圆其说——为此我多次和阎定山交换过看法，他的想法完全跟我一致。但是，碍于情面，我和阎定山还是顶住了公安当局的巨大压力，替朋友们承担了我们有可能承担的责任，减轻了他们的压力。

有一次，三更半夜，台州电业局的陈ＸＸ敲开了我家的门，告诉我他是如何应付公安的盘问的——他子虚乌有地编造，六月七号那天何时在何地碰到吴高兴，吴要求他为台州供销学校的游行派汽车，借横幅等等。陈还告诉我，公安部门对他是“传唤”，而我和其他人则是一般性的“谈话”，这说明现在对工人的处理很严，对教师和学生则宽得多，请求我在向公安“交代”时，一定要与他的口径一致。我当时想，反正我已经掉到火坑里去了，尽可能帮助朋友摆脱危局，这也是应该的。因此，直到判刑，我一直按照陈约定的口径进行“交代”。

现在回想起来，对工人的处理从严，对学生和教师的处理从宽，这或许确实是当时的政策。但是，公安当局对其他人全部是“谈话”，唯独对陈ＸＸ是“传唤”，这说明公安当局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陈ＸＸ这个有缝的鸡蛋上下蛆了——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现在对你还只是传唤，但要是你不配合，不为我们干事就让你坐牢——这使我想起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上在我家上演的“群英会蒋干中计”的双簧，当时浙江公安当局和国安当局都得知杭州的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第二天就要来临海的情报，陈ＸＸ这个小角色及时地来到我家，以为我没有识破他，把我当作蒋干，但他想不到自己成了蒋干，反而彻底暴露了他自己，完全丧失了他的“价值”——这是又一个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