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文坛的两位黄金搭档


 安康文坛的两位黄金搭档

———张会鉴、李厚之之探访 

曾德强 

永强主编嘱我探访张会鉴、李厚之合作研究安康地域文化,已经很有一些时日了。其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手头事务繁杂算个原因,主要的还在于心里有些发怵。张会鉴是我多年来敬重的“文化大腕”,李厚之则是安康的“文史权威”,为这样两个人“画像”是很费力的,我能获得他们的首肯吗?我能不辱使命吗?但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又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不得不走进他们的书房,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这对志同道合的黄金搭档在地域文化研究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可以探究出多种原因,但高雅的情趣、执著的追求、渊博的学识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高雅的情趣
   
张会鉴、李厚之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张会鉴在《安康日报》任编辑,负责文艺和文化版,经常主动地向李厚之索稿。在安康任女子淘金队队长的李厚之,虽然身份只是省地质局工人,但已在《陕西日报》上发表散文,他作词的《地质队员之歌》、《帐篷就是我的家》,广为传唱,歌词《深山来了地质队员》获国家地质部一等奖。这样的角色当然有条件成为地方党报文化文艺版的主笔。但更重要的是两人情趣相投。那时编辑发稿是“认文不认人”,张会鉴一门心思地想把报纸办好,自然只需要好稿而别无所求,李厚之的文章写得漂亮,也就不需要物质交往便能与编辑平等相待。
   
后来,张会鉴创办了《金州》副刊。他坚持以发掘、整理、研究地域文化为主旨,开设了“金州史话”、“金州人物”、“金州考古”、“金州风情”等栏目,吸引、聚集了一大批地方文化史爱好者。其中李厚之便是重要作者。
   
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共同的爱好和志趣使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文来信往,倾心而谈,慢慢地就成了挚友。
   
当我采访张会鉴时,他说:“我跟厚之的认识和交往,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不仅仅因为他的学识渊博,还因为他的人品好,很淡泊,很放达。我交了许多朋友,他算是至交。”
 
李厚之则说:“我这一辈子就是爱读书,搞点文化研究,其他啥都没做。我最大的不足是不愿参与社会上杂七杂八的活动。经常接到参加某活动、入编某名典之类的邀请和通知,但我都不参加,连表也不愿填一张。”
   
这朴实而坦诚的寥寥数语,道出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情趣相投,志同道合,互相欣赏,用心专一,注重精神享受,淡泊名利物欲。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同一性”,他们才能清心相印,文思相通,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才能成为黄金搭档,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之外,自讨苦吃,成就另外一番事业。
   
对地域文化,张会鉴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地域文化是一门专门研究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文化地理学。它们都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性,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及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对地域文化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和研究,不仅能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中认识中华文化的同一性,从而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对创造和发展新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的繁荣昌盛,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比如说,安康不少人为什么对路灯、行道树等公物不爱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安康多数人都是外来移民,他们对这片土地缺乏主人翁意识和家园意识。
   
具有这种认识的,还有李厚之等一些志同道合者。这种认识成为他们重要的内驱力。 
他俩合作研究安康地域文化,始于1995年编辑《安康文化概览》。当时,汉中有关方面牵头编辑一部《陕南文化概览》,聘请张会鉴为副主编。张会鉴如约写出了部分内容,但整个工程因故搁浅。他不甘心,一次与地委书记谈俊琪出差时,谈了想编《安康文化概览》的打算。谈书记说:“好么,能弄起来吗?”他说:“没问题,你任主编,我任执行副主编。”得到地委主要领导口头支持后,他就紧锣密鼓的组织人员,把李厚之、丁文、杨克、束文寿、姚维荣、朱广琴、徐生力等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招募在旗下,成立编委会,落实编写任务。
这是一项非常浩繁的工程,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只给了1万元启动资金,但他们干得很起劲,因为它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事情,如果要说个人利益,那就是出书以后大家都有一项研究成果,多少能得一点稿酬。但书稿印刷之际,地委书记奉命调离,原来承诺的由财政支付几万元印刷费的事,顿时悬空了。经张会鉴再三恳求,才决定由地委办、行署办联合发一纸通知,由作者负责把书卖出去,所收款项用以支付印刷费。这一变故可把他们给害苦了,尤其是张会鉴压力很大。从不求人的知名记者,凭着一张老脸和原有的人际关系,东奔西走找人销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歹把书卖出了大半,履行了与印刷厂的合同。至于“个人赚钱”,当然是无从谈起的。
    1998
2月,李启良、李厚之、张会鉴、杨克搜集整理校注的《安康碑版钩沉》公开出版了。此书收录了安康唐宋以来摩崖石刻碑文450余篇,为安康文化史研究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虽然他们为此书的编校、出版弄得身心俱疲,但是,当此书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尤其是被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高老庄》中引用30余处,并在后记中对编纂者表示感谢时,他们都深受鼓舞,感到非常欣慰。
   
如此浩繁的历史资料从何而来?带着这种不解,我问张会鉴。他谦谦一笑之后,夸起李厚之的博学:“那些东西主要是从他那儿来的,自己虽然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积累资料,而且兴趣很浓,但与厚之兄相比,就差远了。我主要是做了一些策划、组织、联络工作。”而李厚之则说:“我们合伙编书、出书,会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社会责任感强,为人正直,思想理论水平高,很大气。”
   
取长补短,相互倚重,不仅成就了事业,而且加深了他俩的感情,成了挚友。2000年,张会鉴不幸患上脑中风,住进了医院。李厚之刚好才退休,几乎天天前去陪伴,在病榻前笑谈人生和人文掌故以解郁闷。出院后天天陪他锻炼身体,早晨6点起床,在河边转一圈,步行约5公里,边走边聊,很多文章便是在这路途的闲聊中扯出了题材,确立了主题,拉出了骨架。8点来钟回到办公室,清茶一杯纵论古今,说到兴致浓时,便提笔挥洒,一上午便写出一篇好文章。这样,身心得以愉悦,各自都有收获。
执著的追求
   
自发地研究安康地域文化,没有物质的刺激,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充裕的时间,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超出常人的执著和勤奋。
    10
余年,300余万字。这组数字背后隐藏着多少辛劳、多少付出,稍有常识的人可想而知。透过300余万字的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我仿佛看到了“苦行僧”挑灯夜读、孜孜求索的身影。其实,他俩何止耗费几多不眠的夜晚。在荒山废墟,在断碑草丛,在街头地摊,他们徜徉、寻觅、搜集、抄录……于是,那些珠玑篇什又光耀于识家之手,那些尘封的历史又鲜灵动活了起来。
   
李厚之搜集史料的“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尤其令人感佩。
   
为了考察和研究安康过去假币泛滥的历史,李厚之先后对全市带“钱”的地名渊源都去进行了探究。平利县的铜钱河、旬阳县的铜钱关、汉阴县的铜钱乡、石泉县的铜钱峡、汉滨区的麻钱山、麻钱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搜奇觅珍之举,效果未必尽如人意,一些是无功而返,一些却是不虚此行。加上他的认真考证研究,一篇篇论文登上了有关报刊并获奖,《岚皋白杨五珠钱考识》获陕西省社科院钱币学会一等奖,《汉阴出土的半两钱》获陕西省社科院钱币学会二等奖,《陕西安康清代私铸钱觅踪》获国际钱币研究论坛优秀作品奖。
    为了抢救和挖掘史料,他甚至不怕冒生命危险。2004年夏,他听说汉滨区五里镇一个水潭边埋了一块大乘佛教碑,就赶忙跑去,想看过究竟。但因大部分埋在泥里,他走近细看时,不慎陷入泥沼,深至腹部,像红军过草地时陷入沼泽一样!他本能地大喊“救命啊”,却因周围无人,没有呼来救兵,所幸没有继续下陷,他扒拉了近两个小时才自我拯救出来。差点把命丢了,他却还不死心,几天之后,他又去了,自掏腰包20元,请农民把这块碑挖了出来。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浸泡,下半部分字迹已漫漶不清,失去了辑录的价值。
    1989
年夏,李厚之在旬阳县博物馆看到了《蚕桑简要章程》木雕书,便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工作人员说是从赤崖乡下弄来的。他觉得这东西很有价值,由此联想到那里可能还有别的重要的东西,就独自一人去了神河。在余姓农户家,他果真发现了清道光二十二年安康举人张补山著的《救荒三策》。他仔细阅读了上面的内容,觉得它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有研究价值,对于今天的救灾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打算用100来元钱买下,但对方要价1000元,他只得离去。但他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个东西,过了不久便又去买,由于双方给出的价格差距还是较大,没有成交。没隔多久,他又买了点心、酒等礼品去了这家,但对方除了热情招待之外,仍然没有答应卖给他。后来,他约了一位朋友,在大热天提了个大西瓜,第四次登门求购。主人终于被他的诚恳和执著感动了,没要一分钱,愉快地把“宝贝”拱手相送。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张会鉴做事也有一股倔劲。出书、卖书过程中吃了那么多苦头,搁在一般人头上,早就洗手不干了,但艰辛和挫折并没有熄灭他心中的希望之火,还是乐此不疲。
他想:安康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集中存世,我等地方文人应该尽力,但政府更应该起主导作用,财政应该拿出一定的资金予以鼓励和支持。于是,他们一方面继续研究安康地域文化,一方面积极向领导建言献策。1998年,身为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安康记者站站长的张会鉴向地委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关于安康地域文化研究的构想,列出了15个选题,建议地方财政拿出10万元作为基金,每年出书两部,书售出后支付有关费用,保证那10万元基金始终存在。由于地方财政拮据,也由于领导未予重视,递交上去的报告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但是,他还是继续游说领导。在徐山林、段吾勇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812月,李厚之、张会鉴、杨克编纂的《安康历代文萃》三卷———《安康历代散文作品选注》、《安康历代笔记小说选注》、《安康历代诗词点校》,终于奉献在了读者面前。他们欣喜地在《后记》中道出了三幸———安康有幸、安康文化有幸、编纂者有幸。他们“愿此三幸安康常有”,因为,高雅的情趣和崇高的追求需要人们的理解和认可,需要当政者的鼓励和支持,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
   
这套书随后获得安康地区“五个一”工程奖,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慰藉。
渊博的学识
   
“黄金搭档”研究的地域文化,涉及多领域、多学科,这自然需要他们具备渊博的学识。他们就具备这个底气和能耐。
   
张会鉴从文40年,以新闻记者为职业,兼好文史。在安康日报耕耘15载后,调至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22年,其中任安康记者站站长12年,并被评定为高级记者,荣获“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多篇稿件在全省、全国获奖,不少文学作品见诸报刊并被选入集,出版了《吃春记》、《岁月》、《重辟一片新天地》(任执行副主编)等多部著作。记者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必须与各色人等打交道,与各种知识有接触,还需具备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些,都为他牵头研究地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厚之办过《陕西地质报》,弄过戏剧、电影、考古,从事文博工作数十年,博古通今、满腹经纶。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多项理论研究成果而由工人当上市博物馆馆员。后来落脚于地域文化研究,《安康日报》长期开辟专栏刊登他和张会鉴的文章。
   
对张会鉴来说,最能彰显其学识、表现其“大家”水平的,是他任执行副主编的《安康文化  概览》。正如徐山林同志在《序》中所说的那样:“《安康文化概览》以科学和系统的方法,甄采考索,梳理坠绪,博观今鉴汉南数千年社会文化之流变,兼取各学科研究之成果,名曰概览,无愧大成。书稿在对文化现象的评估上,美丑不掩,各从其实;在议论发皇上,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在史实考订上,征以史乘,见诸文物,一扫黎丘之感。书稿包含的内容真率丰富,从不同角度隐现交错地揭示了安康的历史人文概况;所立篇章也大抵涵盖了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分之足以为珍,和之则成玉美……”汉中
师院教授李锐等专家评论认为,此书“既体现出学术性,又体现出趣味性,既得到学者赞赏,又受到一般读者的喜爱,是一部于现实、于历史,于所有想了解安康的人都大有裨益的好书,是对安康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出版界认为:“《安康文化概览》作为地市级地域文化研究专著,填补了全国的空白。”从而获得安康地区1998年度“五个一”工程奖。
   
今年3月,他俩联手一次性推出的110余万字的《兴安谭丛》四卷———《安康经济钩沉》、《汉上拾韵》、《南山采微》、《安康金石佚文点校》,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历史、政治等方方面面,可谓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是他们这对“黄金搭档”成功合作的又一次集中展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平在《序》中评价道:“鸿篇巨制,琳琅满目,构成了安康地域文化的恢弘画卷……史料珍贵、典籍荟萃。读来,厚重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深深的祝福暖流涌上心头。卷丛中可以了解历史、领略文化、教诲人生、净化心灵。”这种评价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张会鉴、李厚之地域文化研究的又一座高峰。
向来低调、不事张扬的张会鉴如今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我之所以接受采访,是想使我们的愿望和呼声引起共鸣,是想让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理解、关心、支持地域文化研究,为地域文化事业做出贡献。”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李厚之的心声。 
       
一些年轻的读者也许会问:现今已是制造“超女”、“粉丝”追风的时代 了,而卑人再提这些陈年旧事有何用处?殊不知,文化的大厦是一砖一瓦构成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这种创造和发展都是在继承前人智慧及成果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而不会凭空产生。在时空坐标上,安康人特定的文化品性和艺术创造,对任何区域的人都可借鉴,具有启迪作用。中国文化既具有强烈的同一性,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同一性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使政治经济统治持久稳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忽视多样性、丰富性,就像用单一的音符谱写天籁之曲,用单色的画笔描绘繁花之荣,必然失去其固有的风韵。我们生长于这块土地,应该明白自己的祖先曾经创造过哪些灿烂的文明,他们曾用汉字记录过什么事情。岁月的风袭雨击、浪打涛涌,使一些亭阁、栈道、渡桥、作坊等等已经毁掉,而文字却留下种种史料与景象,供今人资治、教化,使我们能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增强自豪感、自信心。所以,我们应珍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
   
我和“黄金搭档”一样充满着期待。
    (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