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少华“落马”，暴露当今吏治四大弊端

昨天，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官网发布消息，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应该说，这是“十八大”之后被查处的第10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媒体普遍错误报道“十八大”后有11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是将2012年元月即被查处的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计算在内了。为凸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笔者依照“每月查处1名”的速度预测，至11月14日“十八大”闭幕一周年之际，应该还有两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将遭查处。而10天前，南京市市长季建业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如廖少华这样一名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又因为身为省委常委而官至副部级，毫无疑问应算是只“中老虎”了。而纵观廖少华的升迁轨迹，至少暴露出当前中国吏治存在着四大弊端：

一是“亦官亦商”，令某些人“官商通吃”。央企、国企高管们的身份转换，可以说是当今吏治的一大怪胎，这些人可以由官员迅速转变成商人，在央企高管的位置上狠狠地“捞一把”后，还能轻松地回到党政机关做官，迅速由“高管”变成“高官”。而因为央企、国企高管的升迁，并不受《公务员法》的限制，央企、国企又成为某些强人超常规升迁的踏板，等在企业职务弄得差不多了，又很快回党政机关任县长、市长、省长、部长或各级书记。廖少华在中铁五局25岁副科、31岁副处、32岁正处、33岁副厅，一年升一级，如果不是在企业，根本没有可能。而他在36岁时一个华丽转身，即由中铁五局的副厅级干部被提拔为正厅级的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二是团组织级别设置过高，成非正常升职的跳板。一个省级团委，竟和省发改委、财政厅、科技厅、教育厅、建设厅、农业厅、税务局等要害职能部门平级，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团委的重要性和其他委厅局相当，那就应该选一些有实践经验，且老成持重的官员去团委任职，而不是选一个“毛头小伙子”去当“一把手”。反之，如果说这些“毛头小伙子”很有能力，就不该让他们转岗时变成其他同级别部门的副职。廖少华在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党组书记8个月后，即转任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又15个月，成为六盘水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正厅级）。说明共青团岗位只是廖少华的一个跳板。

三是“边腐边升”现象极为严重，却无人担责。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被查后，媒体曾报道“近10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近八成腐败期间职务得到了晋升。”而笔者通过近几年的观察，也基本上认同这一结果，比如“十八大”后被查的季建业、蒋洁敏、李春城就显然是“边腐边升”；不久前被判无期徒刑的薄熙来，更是“边腐边升”的典型代表。而廖少华今年1月份才拥有“贵州省委常委”的头衔，我相信他的腐败行为，绝不会仅仅发生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而如此普遍的“边腐边升”现象，却鲜见有人为此担责，真是咄咄怪事。

四是官员调动过于随意，暗含腐败。本来，中国党政机关都有“换届”一说，可我们的官员却很多都不能干上整整一届，尤其是今年作为“换届年”，中国很多省长、市长都是刚被人大任命才几个月就调走，人大又得重新开常委会，任命代省长、代市长，然后再召开全体会议，任命省长、市长。这样的任免程序，肯定影响人大公信力，让民众产生干部任免中存在“朝三暮四”的感觉，怀疑暗含腐败。从廖少华身上，也很容易体现干部任命和调动的随意性。

可以这么说，一切腐败的根源都来自于吏治的腐败。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干部任免中的以上四大弊端，反腐败要想取得实质性成效，也只能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