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被政治化一样，中国城镇化也被政治化了。从计划经济的政治要求，过去中国以粮为纲限制了农民进城。改革开放后，开放了择业自由，农民开始外出打短工流动。

有学者把农民工现象归罪于“户藉制和士地产权制”，这是不知道经济实际上如何运行的人的政治述求，中国从80%的农民减少到40%，都在“户藉制和士地产权制”下完成的。前30年择业受限，农民进城速度缓慢。后30年开放择业，中国城镇人口一下突增到6亿多，还放了4500万移民到海外。

说明城镇化是个商业化问题，基本与政治无关。户藉特权起了计划安置作用，土地产权调动了务农积极性作用，不是城镇化的阻力。

只要沿海或城镇收入高于农村，任何刀山火海都阻拦不住城镇化。例如海外移民。当美国最低工资高于中国时，移民潮永远不会停息，那怕杀头枪毙。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城镇化的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农业工的工资高于工厂，例如富士康平均工资不超过1500元，汕头地区守西瓜地农民工最低工资高达3000元。三线省份农业工日薪不低于60元，还包吃住，旱涝保收工作不累。城镇如何留得住人？

城镇真正留下的人是“老板和白领”。例如上海快餐厅的白领工资可达6000元/月，家政高达万元。于是一线城市留城农民工人满为患，而公共设施没有跟上，造成农民工受虐。实际上是配置不当的市场经济问题。若充许私人开发商业跟进公共基础设施，例如私人办学，私人办医院和私人开发房产等等，“三农问题”绝不存在。西方没有房价怨言和三农问题，因为市场经济自由和成熟。

总之，中国城镇化己经被市场经济供求关系解决了，由于银行和政府发动的大跃进式的城镇开发，市场供求规划不够，质量不达标。使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产生了不滿怨声。这是供需矛盾问题，不是分配领域的政治问题。

深层分析，根源在“国营经济为主体”的法令规束下的官僚主义。官员的贪大喜功的面子工程失去了民居意愿。

保罗·克鲁格曼最近不停地向“根本不知道经济实际上如何运行”的官僚开炮，从货币的“收与支”的流动链批判紧缩政策。

在中国还属于市埸经济的需大于供的困境下。例如环保、春运和安居工程，都是需大于供的、计划经济产生的毒素经济。加大刺激政策就行了，不必被讨论多年的政治恐惧和成见误导紧缩经济。

中国城镇化不是户藉和土地问题，是供需失调问题。只要城镇能让移民高于农业的收入，中国城镇化一定稳定前行。

怎样才能使城镇收入高于农村呢？请听市场的发言。

两会上反应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对资源分配的不满，例如房价高居不下，并不是全国共同的情况，农村和三线四线的房价与一线和人满为患的地区的房价差距10倍。这种现象是市场用价格调节供求关系，不能“打富济贫”，降价城镇化，造成“13亿人民住进中南海”的混乱。

前30年，由政府分配的政治房政策又在回潮。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商品房市埸正受到攻击。两会期间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网络评价，一股猖獗地“反对房售征税20%政策”和争房购的叫嚣，就是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回流。

CCTV采访的外出打工的新居民的夫妻分居状况，不是房购问题，他们在家乡都有房产，而且不止于一栋。有的甚至拥有大观园式的豪宅大院。但是，记者切割了全景，突出了临时工棚，煽情民意，攻击市场商品房政策。试问，将临时工棚建成豪宅，是谁的工程？政府的吗？若由政府动用公款改建，与乱建“楼台馆所”贪公财为私用有什么区别？

中国反对派中的社会主义毒素总是与贪官之为一唱一和！他们把公共福利的分配方案用于市场经济而怨天尤人。

这就是社会主义之特色。

庆幸的是，执政党并不按他们的反动言论去制定市场方案。中国的市场经济正稳步发展。若要持续，首先要排除市埸经济中的、平分的政治因素。

至于讨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内容，是与市场经济基本无关的话题。混为一谈的时评，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愚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