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长假期，四处游荡（15）：

大理：华师与喜州

2018-1-30

下午三点多到了喜州古镇。

在停车场停好车，往古镇北门方向走去。在路北不远处，有一座高大的门楼，上书“五台中学”四个大字；仔细一看，大门左侧还有一块竖着的牌子，上面有“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字样。门楣上还有电子显示屏，不断闪现着“欢迎光临华中师范大学喜州附属中学参观指导”的信息。真让我惊喜，我上次来曾经打听过华中师范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西迁喜州的旧址，没人知道。想不到今日竟得来全不费功夫。当初问人而不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来那是八十来年之前的事情，时间太久；二来华师既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名气不大当然知道的人不多；三来抗战期间来喜州避难的时候，我们学校还叫做华中大学，而不是华中师范大学。

我兴冲冲跑过去拍照留念，伸长脖子朝大门里面张望。我很想进去看看，也许还留有遗迹，还有一些当年的老建筑。我问门卫能不能进去参观，门卫说现在正是上课期间，不接待参观。我刚刚想到要表明一下自己华师老师的身份，又觉不妥。门卫执行制度，就是在维护学校正常的学习秩序，即使我被特许入内，也很不好。一来是破坏了学校的制度，二来也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我为自己刚刚冒头的那个想法而惭愧，同时也为自己的及时觉悟而庆幸。如果我亮明身份还是不被允许，而且被人抢白——你一个小小教师，搞什么特殊化，你以为你是谁啊——那该多么丢人现眼啊。

也怪我自己没有好好做过功课。五台中学其实只是华师当年在喜州办学时的教学场所之一，华师在喜州办学真正的旧址，是在喜州古镇南边的大慈寺。去年七月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还在大慈寺修建了“华中师范大学西迁纪念馆”。我要是做了足够的功课，了解这一信息，应该到大慈寺去参观才对。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中大学离开战火纷飞的武汉，最先是逃往广西桂林。在桂林仍然逃脱不了日本人的轰炸机，教学根本无法展开。碰巧当时的校长，著名哲学家韦卓民认识喜州巨富严子珍。严子珍盛情邀请华中大学前往喜州，支持迁移经费，并提供办学条件。这样，在喜州人民的庇护之下，华中大学得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生存下来，保持了学脉，保留了香火。这样说来，喜州人民对于华师恩重如山。如果没有喜州人民的支持，没有喜州这样一片安静的土地来摆下书桌，华师的学脉说不定就已经断了。同时作为华师人和云南人，我心存感激，同时骄傲。

我所了解的联系华师与喜州的事情，一是华师西迁喜州，二是我们单位董教授参加的洱海水污染治理的研究课题。据说那是一个国务院的重大课题，总经费上亿，老董主持的一个子课题就是好几百万。他们课题组办公就在喜州。应该是二零一几年前后的事情，院里很多老师都参加，还有研究生好几个月呆在这边作现场观察。那时候老董每次回学校，都会跟我说大理很好玩，喜州人民很热情，还邀约我同来同乐。我是外行，加上事不关己，没太在意。课题应该是完成了的，结项的时候在学校开了大会，还邀请了相关专业的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还出版了大部头的著作。不过说实在话，课题研究只是课题研究而已，课题研究成果并不一定就是实际的成果。我这些年经常到大理，经常去洱海边。就我的观察而言，最近这几年，洱海的水质是明显变坏了。洱海的水污染治理需要科学，但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除了科学，可能还需要政治。最近治理洱海水环境的过程中，双廊的很多临海客栈被拆了，包括杨丽萍的太阳宫，我以为这才是治本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