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知识阶级"的历史选择——读《关于知识阶级》及其他
（一）
１９２７年１０ 月２５日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一次重要的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顺便说一点，演讲稿也是鲁迅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有《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坟》），《革命时代的文学》、《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无声的中国》（《三闲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老调子已经唱完》、《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集外集拾遗》）等。 读这些演讲稿，可以想见（至少是可以部分地想见）鲁迅当年的风采，是很有意思的。
但鲁迅自己却在这篇《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一开头即声明："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鲁迅在好多场合都说过类似的话，在《南腔北调》"题记"里，他还这样自嘲说："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这里所说的"不入调，不入流"，所表现的是一种边缘心态，因此，公开演讲者所扮演的公众人物角色，是他所不习惯，甚至是要竭力逃避的。他在一篇演讲里，就说听众的鼓掌"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 也是表现了对在公众的鼓掌中失去了自我的恐惧。而更为内在的是他的自我怀疑，就是这篇《关于 知识阶级》里所说，"我想对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这也是鲁迅一再申说的，在《写在〈坟〉后面》里，鲁迅就说过："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 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还十分动情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未必有了罢"。 ——演讲就更是如此。鲁迅总是将自己思考的过程，自己的困惑，向听众袒露；同时强调仅是个人的意见，是可以而且应该质疑的：他要求听众与自己一起来思考与探索。在这个意义上，听鲁迅演讲是不轻松的：他逼你紧张地思索与不断地诘难演讲者和你自己。何况鲁迅这一回讨论的是一个如此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关于知识阶级。而鲁迅首先谈及的，却是视知识为"罪恶"，要"打倒"以至"杀"知识阶级的思潮。——鲁迅可以说一生都对这样的社会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五四以后，他即写文对"智识即罪恶"的反智主义的哲学高调予以辛辣的嘲讽； １９３０ 年代，当有人别有用心地高喊"知识过剩"，鲁迅立即著文尖锐地揭露："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碍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在具有愚民传统的中国，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是很容易泛滥的，鲁迅的警惕正是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尤其是当他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的审视的时候，就更有必要首先与这样的思潮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揭示，绝不能导致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
在肯定了这样的前提以后，鲁迅才开始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和平民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俄国的知识阶级和中国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痛苦告诉大众"，其原因是他们"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这里自然暗含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鲁迅在好些地方，都反复强调，"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正因为文字始终是"特权者的东西"，中国就少有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 即使有，一旦"跨过"门槛，成了"士大夫"，"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也就"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鲁迅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贵族"化，正是"知识分子的缺点之一"。——这自然不是无的放矢，并且是抓住了要害的。
鲁迅更关注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这同样也是一个要害问题，并且关系到知识分子自身"不可免避的运命"。鲁迅要人们注意两个事实："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倒有害"；"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鲁迅在同一时期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里，对此有更明确的论述。他说，"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文艺家（知识分子）"注定的运命"，他们是永远"不安于现状"的；当受压迫的时候，"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自然也会有人在革命成功以后来"恭维革命颂扬革命"，那其实就是"颂扬有权力者"，但这与知识分子、革命、文学都没有关系，鲁迅说："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由以上的事实，鲁迅引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
这里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所谓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两个矛盾。首先是与政治强权的矛盾与冲突。鲁迅在前述《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就讲到了二者思想逻辑上的对立："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而中国这样的有着专制传统的国家里，二者的矛盾是必然以政治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对文艺家（知识分子）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说话的权利以至生命，这样的反人道的方式来解决。在这样的严酷的国情下，很容易导致文艺家（知识分子）向政治强权的屈服，而如鲁迅所说，一旦放弃自己的社会批判的功能，成为权力的颂扬者，文艺家（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自身了。
更为严峻的是民族"生存"与"思想自由"的矛盾与冲突。处于落后地位的后发达国家，为了尽快地改变"落后挨打"的境遇，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即利用国家与政治强权的力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实行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总动员，即所谓"集中力量搞建设"；而这样的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很容易造成政治强权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假象，而强调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尽管从根本上他们是代表了民族大多数的利益（这是因为政治强权必然是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把国家发展的代价转移到普通平民身上的，即以多数人的相对贫困来获得少数人的富裕），却反而有可能被视为国家建设的破坏者，甚至"不爱国"的"人民公敌"。
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真正考验。鲁迅正是这样提出问题：面对政治强权在所谓"国家利益"的旗号下的对思想自由的剥夺与精神压迫，"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鲁迅作了旗帜鲜明的回答——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是天天进步；只是真非知识阶级非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应该说，这是鲁迅整篇演说的核心内容，应仔细琢磨。首先注意到的是，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真的知识阶级"。这是我们在第十讲已作详细分析的鲁迅"反对瞒和骗，区分真和假"的一贯思想的新的运用与发展，也是第十讲和第八讲说到的２０ 世纪初提出的"伪士当去"的命题与对"精神界战士"的呼吁的一个呼应。当然，最有价值的自然是鲁迅赋予"真的知识阶级"概念的两个基本内涵：任何时候他们都站在平民这一边，"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是"永远的革命者"。 如果说，２０ 世纪初鲁迅谈到"精神界战士"与"伪士"时，主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有的"精神"特质（精神信仰与精神的原创力）及反抗行动之间关系；而在１９２７年，鲁迅讨论的着眼点则是知识分子与民众和社会的关系：鲁迅的思考任何时候都是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出发的，同时也总是与他自我的生命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很容易就发现，鲁迅在这里强调知识分子的平民立场与永远的批判性，显然融入了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间，从"三一八惨案"到"北伐战争"到"四一二"上海大屠杀、"七一五’广东大屠杀……这样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历史经验，以及鲁迅个人的生命体验，借用鲁迅在《写在〈坟〉后面》里的说法，"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这是血的历史的思想结晶。这同时也是现实的思考：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大分化，鲁迅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与选择。因此，我们可以说，１９２７年１０ 月４ 日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不久，即在各大学作《关于知 识阶级》（１０ 月２５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１２月２１日）等演讲，都是别有一种意义的，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最后十年"正是由此而开始的。
鲁迅关于"真的知识阶级"的论述还有几点也很值得注意。他强调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同学们可能还记得，鲁迅曾将"伪士"归结为"挚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还指出那些"做戏的虚无党"其实都是些"行私利己"之徒；而"革命的伪士"尽管作出种种"急进"的姿态，骨子里却是"个人主义的论客" ：而现在鲁迅又强调真的知识阶级必然以追求真理与普通民众的利益为指归，"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这就再一次以是否超越个人私利为区分真、假知识阶级的重要标准，这是耐人寻味的。正因为真的知识阶级惟真理为所求，他们必然是有所坚守的，他们的思想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所发展，但绝不可能"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鲁迅提醒人们注意：那些"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的人，是"冒充的知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这又是区分真、假知识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准。鲁迅说："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这就说到了真的知识阶级的命运。如鲁迅所说，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有着巨大的社会承担，即我们在前几讲所说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仅只"热闹"而已；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早已说过，"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廖廖"。 这就决定了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不仅要因自己的永远的批判立场而承受永远的外在压迫，而且要因不被社会以至民众的理解而忍受孤独，而所有的外在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不断追问与质疑自身选择的意义和价值。而这样的质疑是十分彻底的，即使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痛苦，鲁迅也没有把它神圣化（人们在孤独中是很容易把自己的痛苦神圣化的），他强调"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也是一种精神病态，他是期待着"２０ 世纪初叶青年"，能够有一个"新的境遇"，"造成新的局面"的。——尽管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鲁迅当年的期待，反而更有渺茫之感。
而且鲁迅及同类真的知识阶级还必须面对一个他所说的"最可怕的情形"："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够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可能是更带根本性的，即所谓思想启蒙的有限性，这正是鲁迅从"三一八惨案"到"七一五惨案"，一再反省的：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就谈到自己目睹三一八惨案中军警"开枪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在经历了国民党的大清洗以后，他更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说话的"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他说自己终于"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留存。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鲁迅在这次演讲中，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表明了他正在寻求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即二者结合的新的可能性。这其实也是"真的知识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在第八讲中，曾经谈到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就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仅追求思想的自由，更强调主体的动作、实践的意义，这就注定了要不断地寻求实际社会运动的支持与合作。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努力：从２０ 世纪初寄希望于辛亥革命，到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支持孙中山发动的北伐战争，到１９３０ 年代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左翼文艺运动上的合作，鲁迅始终与反抗社会黑暗的实际运动保持联系，同时，又坚持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而几乎每一次都以希望开始，失望（以至绝望）告终， 然后又一切"从新做过"。 这样的虽九死而不悔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对鲁迅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动，而不仅是空谈而已。这也正是鲁迅和住在"象牙之塔"里的学者不同之处。鲁迅当然明白，这是"比较安全一点"的"一条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鲁迅说，早就有人劝他"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但鲁迅却不听劝告，理由也很简单："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彻底"；鲁迅早已一语道破：中国最安全的地方是"监狱"，"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真的知识阶级所追求的正是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在这一点是绝对不做任何让步的。这也是他们的自我选择的价值取向，也是不可动摇与改变的。而为这样的自主选择，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作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心甘情愿，在所不惜的。但这必须是出自自我生命需求的自觉的选择，是绝不能强加于他人的：对于真的知识阶级这又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因此，鲁迅接着声明："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自己活着（而且是活得有滋有味）却作出激烈的姿态，诱劝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去死，那是"冒充的知识阶级"；鲁迅说得好："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这又是一个区分真、假知识阶级的标准。鲁迅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尽管自己选择了时刻准备牺牲的道路，却是更重视生命的；他说得非常诚恳："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
在演说的结尾，鲁迅谈到了"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教授、学者，指的就是曾与鲁迅展开了激烈论战的"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他们在论战中一面自称"特殊知识阶级"，一面又将鲁迅这样的不同意见的文人学者宣判为"学匪"，扬言要借助于权力的干预将其"投畀豺虎"，这已与知识、知识分子无关，鲁迅因此说"不在我所论之内"，而且怒斥其"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藐视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一句："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诸君原谅！"这自然可以视为谦词，但不追求严密的逻辑性，有一点意思，即兴发挥，随意拉扯、发散开来，原也是演讲稿这种文体的特色。
（二）
如前文所说，１９２７年底所作的《关于知识阶级》等演讲，既是鲁迅前２０ 年（特别是五四以来的近十年）的总结，又开启了最后十年的新的生命历程。正是在《关于知识阶级》里，鲁迅宣布，他这样的知识阶级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最后十年里，鲁迅所面对的是怎样的"现状"，他的批判锋芒指向哪里？我们或许可以从１９３５年鲁迅写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说起。鲁迅谈到"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常能够"切贴"地抓住批判对象的本质特征，"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神情笔肖"，"这才会跟着他跑到天涯海角"。鲁迅说，这样的可以永存的"诨名"，有"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有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鲁迅接着又说了一句："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 ——这是颇耐寻味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鲁迅在五四时期和《新青年》的战友们主要着力于对"古之’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到了１９３０ 年代，鲁迅更为更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呢？
而我们知道，在１９３０ 年代的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以上海百乐门舞厅、国际饭店等建筑物为标志的消费文化曾有过极度的膨胀。这样的现代化新潮成了众多的文学者的描写对象，构成了人们经常说的"文学的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而作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以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烛照被人们认为具有"普范性"的现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如果说，鲁迅早在本世纪初在《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就有过对西方工业文明所进行的理论上的批判性审视； 那么，在１９３０ 年代，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的西方模式，尽管经过许多变形，但已成为鲁迅自己生存的具体环境，他的感受与批判自然是更为深切的。而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批判又是通过对在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新的社会典型的观察、描写来实现的；而且如前文所说，他总是以一个"贴切"的"诨名"来加以概括。
鲁迅首先关注的还是１９３０ 年代的中国社会结构。早在１９２７年鲁迅就在《再谈香港》一文中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香港社会："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山林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以后他又在１９２９年所写的《现今的新文学概观》里如此写到他眼中的"上海租界"——"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我们在第十一讲中曾经谈到，鲁迅曾在《灯下漫笔》里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 ；现在他在中国的现代都市社会里又发现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级制度的再生产，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由这样的上海租界的社会结构，引发出了对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构的揭示："梁实秋有一个白壁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有一个杜威，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兴的文学"。 这里仍然是以某一外国作家为中心，存在着某种依附的关系。——鲁迅是主张对外国文学实行"拿来主义"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拿来"必须是"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如果变成一种顶礼膜拜，一面附骥于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于国人，那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的等级关系。
在鲁迅看来，对西方的这种依附是全面存在的。在著名的《"友邦惊诧"论》里，他这样揭示中国的政治结构——
我们有"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
这里所说的"党国"正是准确地概括了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政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而"党国"尽管有着表面的独立，实际上却是依附、听命于"友邦"即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这样，鲁迅在１９３０ 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一种"半殖民性"。这就是说，中国１９３０ 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随的：对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生产出了许多新的社会典型。
首先是"西崽"。鲁迅在《"题未定"草（二）》里，专门为其画像。鲁迅说上海滩上洋人的买办、租界上的巡捕的可恶并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其"相"。"相"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他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所以鲁迅说西崽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其实质是依附于东西方两种权势，因此是双重奴才，却以此为资本，把同胞趋为奴隶，这正是西崽的可恶、可憎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特意强调，这些西崽虽然吃洋饭，却迷恋传统，"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 鲁迅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所看到的是新旧两种文化的杂糅，新的奴役关系中依然保留与发展着旧的奴役关系。鲁迅站在"群华人"即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他就发现在现代中国社会里，中国人受到了三重压迫：既是中国传统势力、传统统治者的奴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奴隶，还是依附于二者的西崽的奴隶：这三重奴隶状态的发现是触目惊心的。上海滩上还滋生着"洋场恶少"。鲁迅说他们虽是文人，但在文学论争中从不说出"坚实的理由"，"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 这就颇有些流氓气了。鲁迅曾这样刻画上海滩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犯他来凌辱，为的是能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可见上海流氓也是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秩序"。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 这样，"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１９３０ 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这与我们刚刚读过的《关于知识阶级》里所说的"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是颇为相似的："伪士"总是有股流氓气。而流氓文化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无理论，无信仰，无文化，"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算完事"。 所以，流氓文化的"横行"本身就标示着社会的腐败，无序与混乱，这其实是一种"末路现象"，如鲁迅所说，"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样的"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而作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于是，他发现了"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年来人们关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了很多，却忽略（甚至是回避）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分歧：梁实秋公开鼓吹"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 在鲁迅看来，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就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假相"，人们一方面怀着"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幻想，"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一面视与自己处于同一地位、"同在爬"的阶级兄弟为"冤家"，互相排挤、倾轧，"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地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 ：如我们在第十一讲里所分析，这表明"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产文明"的名义下的继续排下去，鲁迅又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这自然是他所不能接受，并必要加以揭露与批判的。
而这样的为新的奴役制度的辩护，在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绝非个别的存在。鲁迅在一篇题为《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杂文里，就揭露了这样一种"高论"："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有理的压迫"，而所谓"有理"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 这样的辩护士自然是资本家就求之而不得的了。因此，当鲁迅从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提升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概念时，他已经超越了梁实秋的个人性，他所面对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凡是为新的资本奴役制度辩护，将其合理化、美化的知识分子都在其中。而"乏"正是中国的这些辩护士的特点：他们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论，既无力作学理的辩解，就只有借助于权势者的权力干预来剥夺论战对手的话语权，从而"不战而胜"。——当年梁实秋就是这么做的：他在论战中，首先暗示对方是"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到ХХ党去领卢布"的；而在１９３０年代国民党统治下，这些罪名都是可以置对方于死地的。在思想论争中，不作学理的辩驳，而想借助权力的"一臂之力"，以"济"自己批评之"穷"，在鲁迅看来，这就是"乏"。
这里所提出的正是知识分子与权力者的关系问题。这也是１９３０年代鲁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在写于１９３１年《知难行难》一文中，指出："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这就是说，"做皇帝做得牢靠"的时候，就要求知识分子做歌功颂德、粉饰天平的"帮闲"；"做倒霉的时候"，遇到了统治危机，就希望知识分子出来"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但鲁迅说，帮忙与帮闲都是要有"本领"的，"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鲁迅因此而感叹："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鲁迅还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帮凶"，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在２０ 世纪初，鲁迅即已发出片面地追求物欲，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警告，而夸大"众治"的力量，也会产生新的危险；现在，在１９３０ 年代一切都商业化、大众传媒笼罩一切的现代社会，以及将"大众"神圣化的时代新潮中，鲁迅又看到了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闲"的陷阱。
因此，对这三种类型的"帮忙帮闲"的批判，就成为鲁迅１９３０ 年代文化批判中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京、海派之争中，鲁迅即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设海者近商"，"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而且鲁迅还发现了二者的合流，即所谓"京海杂烩"。鲁迅分析说："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起，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的耳目罢"。 这背后显然有商业文化的操作，鲁迅对此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在很多杂文中，都揭示了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下，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出版、学术、文艺、教育……界的种种"奇闻"。这里姑且抄录几段——
《文人无文》："拾些琐事，做本随笔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商定"文豪》："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
《各种捐班》："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６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
以上这些"无文的文人"、"商定文豪"、"捐班学者"……都是上海滩上的新的社会典型。
还有《文坛三户》——
"破落户"："他先世也许暴发过，但现在是文雅胜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的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于是他们的杰作上，就大抵放射着一种特别的神彩，是：’顾影自怜’"。"暴发户"："暴发户作家的作品，表面上和破落户的并无不同。因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这才爬上一向为破落户所主宰的文坛上来，以自附于’风雅之林’。……（但）暴发户之于金钱，觉得比懒态和污渍更有历史的甚深的意义。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拟到和破落户的杰作几乎相同，但一定还差一尘：它其实并不’顾影自怜’，倒在’沾沾自喜’"。
"破落暴发户"："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既’沾沾自喜’，也’顾 影自怜’，但却又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可又还没有配得’顾影自怜’的风姿，仅存无聊，连古之所谓雅俗也说不上了"。而且鲁迅还预言："这一户，此后是恐怕要多起来的。但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消极方面走，是瘪三"。 应该说，鲁迅对社会大变动中，各类文人的处境与心态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真实得可怕。在这样的大变动中，还很容易产生"雅人"与"隐士"。鲁迅说"雅人"的特点，"一，是对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但也如鲁迅所说，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而所谓"现代隐士"，鲁迅更有一个绝妙的描述："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 鲁迅说得好："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 说白了，"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 ——最终仍逃脱不了帮忙与帮闲的窠臼。
早在２０ 世纪初，鲁迅就表示过这样的忧虑："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 因此，当他在观察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以及知识分子自身，都发现了旧的传统的"偏枯"未去，又染上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新疫"，面对封建专制的奴役与资本的奴役的结合，他的内心不能不是十分沉重的。——其实，他在《关于知识阶级》里早已说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鲁迅清楚地知道，这就是真的知识阶级的"不可免避的运命"。 （本讲阅读书目）
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
老调子已经唱完（《集外集拾遗》）
娜拉走后怎样（《坟》）
未有天才之前（《坟》）
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
读书杂谈（《而已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
无声的中国（《三闲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
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智识即罪恶（《热风》）
智识过剩（《准风月谈》）
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集外集拾遗》）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且介亭杂文二集》）
再谈香港（《而已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
"友邦惊诧"论（《二心集》）
"题未定"草（二）（《且介亭杂文二集》）
扑空（《准风月谈》）
流氓的变迁（《三闲集》）
知难行难（《二心集》）
帮闲法发隐（《准风月谈》）
从帮忙到扯淡（《且介亭杂文二集》）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集外集拾遗》）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二心集》）
爬和撞（《准风月谈》）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伪自由书》）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二心集》）
"京派"与"海派"（《花边文学》）
"京派"和"海派"（《且介亭杂文二集》）
文人无文（《伪自由书》）
"商定"文豪（《准风月谈》）
各种捐班（《准风月谈》）
文坛三户（《且介亭杂文二集》）
病后杂谈（三）（《且介亭杂文》）
隐士（《且介亭杂文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