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量研究认为中国行业过度竞争的原因是行业进入壁垒太低而退出壁垒太高，但本文认为就算不存在这些壁垒问题照样会出现过度竞争现象，这种过度竞争是行业内非国有企业为争夺廉价资源形成的，而与此同时行业中存在着竞争不足的国有企业，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同时存在是中国行业的特征。


一、           文献回顾

在20世纪末有大量的文献对中国行业过度竞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许多行业都出现了“过度竞争”现象，但国外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很少，只有日本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这就迫使中国学者在过度竞争问题上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存在着同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将行业内的企业作区分而仅仅是对整个行业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了中国许多行业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结论。

按照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1988）的定义，过度竞争是指这样一种状态：某个产业由于进入的企业过多，已经使许多企业甚至全行业处于低利润率甚至负利润率的状态，但生产要素和企业仍不从这个行业中退出，使全行业低利润率或负利润率的状态持续下去。大量学者（张东辉，2001；盛文军，2001；曹建海，2001；卢福财，2003等）认为“进入企业过多”（即过度进入）、“大多数企业或全行业长期处于低效益或负效益”和“竞争及低（或负）效益不能产生淘汰机制”是构成过度竞争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论述的过度竞争的特征是没有问题的，过度竞争会造成生产能力闲置、低利润或者负利润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但是中国出现过度竞争的背景毕竟跟日本的过度竞争背景有差别，能不能采用日本学者的定义来描述中国的过度竞争是很有争议的。例如，日本就没有经历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存在，相对于中国来说竞争是自由的。

曹建海（2001）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许多产业发生过度竞争问题主要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形成过度竞争的主要原因是产业规制松动、财税体制、预算软约束、投资主体多元化、技术创新、企业退出障碍等六个方面。由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各种原因特别是制度安排的失当，造成中国的许多产业特别是大多数工业产业的进入壁垒太低而退出壁垒太高，从而形成许多产业企业数目过多、生产严重规模不经济、企业亏损比例居高不下以及整个产业的利润水平长期保持低水平等问题，呈现明显的过度竞争特征。持有这种观点的作者还有很多（牛桂敏，2001；张东辉，2001；侯志昊，1999；盛文军，2001等），他们详细分析了中国出现过度竞争的制度原因，给出了消除产生过度竞争诱因的机制及相应的政策，但是本文认为就算没有上面提到的原因，同样可能出现所谓的过度竞争，那么这些作者给出的政策建议至少就是不完整的。

对于判断行业是否存在过度竞争的标准，早期贝恩给出了过度竞争的五个特征[1]，日本通产省曾提出判断是否出现过度竞争的四个标准[2]，中国学者曹建海（2000）也提出过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发生过度竞争的一般标准[3]。卢福财（2003）认为主要包括：产业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生产能力利用率、产业利润率等。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存在过度竞争时，不仅应该有以上标准，而且还应该将行业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区分开来进行判断。中国的现状是行业中非国有企业[4]之间的竞争激烈，国有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处于竞争劣势，导致其生产能力利用率及利润率低下，又由于国有企业在行业中规模都较大，所以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低下，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非国有企业利润率低下。现在中国的行业还不能说存在着完全意义上的过度竞争，所谓的过度竞争只是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

二、           中国行业过度竞争成因

20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轨的重要阶段，一般的行业中除了有国有企业外，都有一定比例的非国有企业，而且非国有经济的规模正在不断增大。本文的分析仅针对这一阶段中国行业中的竞争，并做以下假设：分析只限于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行业内存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且国有企业规模较大；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进入和退出的制度障碍，国有企业的退出受到限制。

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模糊所以普遍缺乏对经营者的有效激励，尽管大多数国有企业在行业中都有较大的规模，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对资源[5]的使用缺乏效率，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利润率普遍低于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但是国有企业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以及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限制，国有企业显然不能够轻易退出行业。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产权清晰，对经营者的激励也更加有效，资源利用率高，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但是它们成立的时间短，规模小，而且得不到金融机构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它们在竞争中会经常被淘汰，但是新进入该行业的非国有企业会迅速填补上由于企业被淘汰所产生的空缺，甚至数目超过被淘汰的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生产能力使用率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那么闲置的部分资源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转到非国有企业的生产中去。首先国有企业为了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会愿意将资源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非国有企业（假如不转让这部分资源，那么这部分未使用的资源将被国家收回，国有企业将会完全失去这部分资源的收益，而且这不利于下一阶段国家对企业的投入），而且这种资源的转让缺乏规范，有的资源（一般是规模较大的资源转让）转让是公开的，有的就是私下进行的，这是一种非市场定价的资源转让方式，国有企业经营者能够从这种不规范的资源转让中得到好处[6]，这就增强了国有企业经营者转让资源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非国有企业生产效率高于国有企业，但是政策和资金方面的限制造成非国有企业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不重视资源的成本，那么来源于国有企业的廉价资源便对非国有企业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且这样的资源不是由市场来定价，获得这一资源的成本还取决于非国有企业的议价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资源将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能够得到国家、当地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而非国有企业由于其规模较小，且没有有力的政策支持，所以最终形成尽管非国有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但是资源的大部分还是被国有企业占有，而非国有企业只能获得少量的资源。但是，非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由非国有企业输出的产品（资源）总量也超过了国有企业，这种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不平衡很明显地说明了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之间一定存在着资源的流动。本文用图1表示行业中资源的分配及流动情况：



【图1】行业资源分配及流动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注：方框里的箭头表示资源流动方向，箭头的粗细表示资源量的多少，方框中的小圆表示非国有企业。

我们再来解释为什么一个行业的企业数目会有增无减。国有企业在行业中的低效率会减小国家或当地政府增加国有企业数目的动机，同时国有企业存在着退出壁垒，那么国有企业的数目就不会有太大变动，行业中企业数目的增减实际上就是由非国有企业数目增减造成的。而非国有企业所有者都有这样的预期：他们的谈判能力会超过那些被淘汰出局非国有企业所有者，或者说他们与国有企业经营者之间谈判能力的差别会大于那些被淘汰的非国有企业所有者，从而获得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资源。由于信息的不明确，实际上造成了淘汰机制的失灵，所以尽管行业内企业的数目已经很多，同时有很多非国有企业也已经被淘汰，而且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比较低，但是非国有企业还是会不断进入到行业中来，因为他们知道利润率低是对整个行业来说的，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利润率并不低[7]。

中国存在的过度竞争与日本出现的过度竞争是不一样的，尽管中国行业中存在的现象可能与日本过度竞争的现象相似，但是就此认为中国整个行业存在着过度竞争是不合适的。中国非国有企业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廉价的资源，所以激烈的竞争会将产品价格压得很低直至边际利润等于边际成本，这样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他们的利润率就会变得更低甚至是负数，但是国有企业不能够顺利退出，那么实际上国有企业便成为了非国有企业的资源来源。中国行业中的非国有企业由于有强烈的进入动机，实际上造成了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8]，就算没有进入和退出壁垒也是一样。假设资源的边际成本不变，而且每个非国有企业的规模和生产的产品数量都一样，那么就可以用非国有企业数目来表示非国有企业的总产量，本文用图2说明非国有企业之间过度竞争的成因。

如果资源按照市场价格进入非国有企业，那么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将在A点，但如果以国有企业获得资源的边际成本作为非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那么非国有企业数目将在B点。任何超过A的企业数目都是过多的企业数目，而中国非国有企业的数目介于AB之间，非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在市场边际成本与国企边际成本之间，正是由于资源成本低于市场成本，从而造成了非国有企业数目多于市场机制调节下应该存在的企业数，并最终导致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两个边际成本之差，差别越大，竞争就越激烈。另一方面，由于非国有企业获得资源的边际成本并不一致，这还取决于他们的谈判能力与国有企业经营者谈判能力之差，所以被淘汰的企业并不能给将要进入的企业以准确的信号，那么淘汰机制在这个时候就是失灵的，并很有可能形成进入的企业数目大于被淘汰的企业数目，最终导致了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过度竞争的强度还取决于非国有企业所有者和国有企业经营者间谈判能力的差别，并同这个差值呈同向变化关系。

【图2】非国有企业过度竞争成因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过度竞争将降低企业的效率并导致企业缺乏效率，那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非国有企业缺乏效率同时存在便构成了中国行业的现状。本文用图3来表示行业中国有企业（竞争不足）与非国有企业（过度竞争）的效率关系：

【图3】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效率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注：图中的虚线箭头表示资源的流动方向。

中国行业呈现出很多跟日本行业过度竞争相同的特征，如行业里企业数目过多，平均利润率低下，依靠淘汰机制不能将过剩的企业及资源淘汰出局等等，但是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却相去甚远。中国很多行业的过度竞争是由于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却不能够退出行业，而非国有企业为争夺廉价资源而形成的，它是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对过度竞争成因理解上的区别会严重影响到解决过度竞争的方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在本文的分析中，假设非国有企业没有进入和退出的壁垒，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非国有企业进入某个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进入壁垒，而且进入壁垒越高，过度竞争的强度就越小。同时市场的容量也会影响到过度竞争的强度，假如市场容量很大，国有企业占行业总体规模的比例就会减小，国有企业能够提供的廉价资源就会相对减少，那么非国有企业就必须从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源，形成过度竞争的情况就会小得多。行业集中度也会明显地影响到行业过度竞争的强度，集中度越高，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竞争力就会相对越弱，小企业被淘汰出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形成过度竞争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资源使用效率差异的大小也能够明显影响到行业的过度竞争程度，差异越大，非国有企业获得廉价资源的积极性就越大，它们间的竞争就越激烈。

过度竞争强度受以下几个变量影响：

Pd=国有企业获得资源的边际成本－非国有企业获得资源的边际成本

Nd=非国有企业所有者谈判能力－国有企业经营者谈判能力

Be=非国有企业进入壁垒

Cm=市场容量

Ci=行业集中度

Ed=非国有企业资源使用效率－国有企业资源使用效率

从本文的分析中得出如下结论：

EC＝b0+b1* Pd+b2* Nd +b3* Be +b4* Cm +b5* Ci+b6* Ed

注：其中，EC表示过度竞争强度，b1、b2、b6为正，b3、b4、b5为负，这里的正、负关系只代表有同向、异向的变化关系。

三、提升中国行业的效率

    根据上文的分析，中国行业的整体效率不是最优的，如何提升中国行业的效率需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采取不同的方法。一方面需要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取消国有企业的退出壁垒，另一方面又需要限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进入，减轻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两个方面，行业的整体效率就会提升，如图4所示：


【图4】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效率提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4中，国有企业的效率从A点移到A’点，非国有企业效率也从C点移到C’点，不管他们在行业中所占比重是怎么样的，行业的整体效率都会得到提升。

在提升行业整体效率的过程中，可以从提升国有企业效率和降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两个方面入手，但是提升国有企业效率是最有效的方法。首先，国有企业必须有退出机制，将行业中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淘汰，剩下效率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其次，需要改变对国有企业资源投入的方式，投入的资源必须记入成本，而且资源的投入也必须有限制，如果不能取得较好的收益，就需要停止资源的进一步投入；再次，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实行MBO或者将国有企业民营化，这对提升国有企业效率是极为有效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及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导致非国有企业不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的资源，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就会减缓。

提升行业效率的另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分配更多的资源给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就算是国有企业效率有所提升，还是会存在资源由国有企业流向非国有企业的可能，这是由资源会从效率低的地方流向效率高的地方决定的。分配更多资源给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资源自然就会减少，并且这些资源由市场定价，这时非国有企业获得资源的边际成本就会逐渐等于市场的边际成本，那么非国有企业在进入某一行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淘汰机制在这时就会产生作用，从而减轻非国有企业间的过度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