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型政府研究（上）》中，我们阐释了“经济型”政府的含义，列举了政府“不经济”的种种表现。我们认为，仅研究到这里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建立“经济型”政府的依据。建立“经济型”政府有如下依据：
1、理论依据。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国家（政府）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建立在私有制和阶级统治基础上的国家政府，使“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44页）经典作家们曾设想，“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的时候，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同上，第320页）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政府）对人的管理将逐步被对物的管理所取代（恩格斯《反杜林论》），政府开支也将作为社会管理费用逐步减少（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转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8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于国家（政府）思想中，第一，他们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176页）第二，“国家是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91页），第三，“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同上，第 320页）第四，建立在私有制基础的国家（政府）的实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暴力统治，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器“使人民群众日益陷于穷困的境地”。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逐步改变管理国家的方式“对人的管理将逐步被对物的管理所取代”。同时，政府的政府规模、政府开支作为“纯粹的社会管理费用”也应受到限制并逐步减少。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战争年代就非常赞同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当革命刚取得胜利，就注意到要使财政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必须使“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页）毛泽东同志还一直主张“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上，第317页）。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对我们党和国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机构臃肿加以痛斥“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3，192页）邓小平还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同上，第193页）为此，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精兵简政”（同上，第199页）“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党也不能容忍。（同上，第205页）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一直坚持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降低行政成本，建立规范政府”的主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把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我国革命与建设的第一、二、三代领导人，在他们革命实践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政府机构应该是精简的，政府活动应该是有限的，政府的开支应该是节减的。经典作家与我党一、二、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是我们建立“经济型”政府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2、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客观要求。计划经济以国家（政府）占有社会经济资源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特征，以计划调拨为手段，对整个社会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与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府，既承担着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又承担着组织生产，为社会提供私人产品的任务。简而言之，这样的政府既管社会，又管经济，既管宏观，又管微观。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愈来愈精细，社会活动愈来愈复杂，要操纵好社会经济这个庞大的机器，政府职能必然愈来愈多，任务愈来愈繁重，政府机构也必然愈来愈庞大。市场经济则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产品由私人产品生产者来提供，资源的配置以市场为基础，经济决策权分散在政府、企业和个人手中：政府占有宏观经济决策权，企业占有私人产品生产决策权，个人占有投资、择业和消费决策权。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中，社会需要政府做的是这样一些事情：（1）当好“守夜人”。即，对外抵御外来民族的入侵，维护国家安全，对内维护社会秩序，调节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2）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像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城乡发展规划以及许多公共设施和公用设施，私人不愿也不能由私人提供的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3）规划者和“调节器”。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古典的市场经济只需要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行了。现代市场经济既需要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为此，需要政府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各种手段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和快速、持续的发展。概而言之，市场经济把政府从组织社会生产的繁重任务中解放出来，既为建立“经济型”政府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
3、是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客观需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重视计划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工业社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工业社会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出现了诸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等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我们生活所在的星球已经千疮百孔！我们呼吸的空气已经不再清新！我们饮用的淡水已经充满了各种有害物质！许多非再生资源已经面临枯竭！人类社会不能再依靠对资源的过度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在利用资源为我们创造财富的同时保护好资源，在享受生活的美好时保护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政府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首先，政府是社会经济政策和消费政策的制定者。政府的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对社会生产和消费具有引导和限制作用。其次，政府每年的收支上万亿，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最大消费者，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能够与之相比拟。再次，政府是新产品、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消费方式的领头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经描写过：皇帝崇尚节减，一时间京城破旧衣衫贵过丝绸。看看中国近年来豪华轿车、高档的楼堂馆所、身价不菲的现代办公设施、新兴的娱乐行业，有几个不是首先靠公款消费支撑发展起来的？深入研究一下领导干部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城市建设中的大马路、大广场、大装饰就可知政府是如何引领社会消费风气之先河的。一方面社会发展需要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另一方面政府引领不良消费之先河，这不能不发人深思。现在人们常常爱讲“换位思考”。我们也来“换位思考”一下：设定我们的政府真正是“经济型”的政府或者节约型的政府，政府的消费行为是节约的、合理的，社会的消费行为会如何呢？——必将向节约型、合理化方向发展；如果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消费政策是符合节约型社会要求的——不仅社会经济，就是社会风气也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4、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私人产品生产领域中退出来，集中精力搞好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同时，建设规范化政府，从制度上确立下来那些是该政府做的事情，那些是不该政府做的事情，这就为建立“经济型”政府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是建立“经济型”政府的切实举措。再次，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使用现代信息化手段来处理大量的行政事务，可以大幅度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为建立“经济型”政府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总之，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过程，其实就是“经济型”政府的建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