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来，鄙人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人事档案制度。相当多的人都有点不解，向鄙人反问：人事档案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鄙人有时竟然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当然这种回答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表达清楚的。在此，鄙人有必要向学界的朋友和关心鄙人的同行们、学生们解释清楚。
从事这项研究的动机源于“孙志刚事件”之后的“汤国基档案事件”。2003年8月7日，长沙电视台新闻频道真相调查栏目组就人事档案问题邀请本人发表评论。在这个过程中，我才了解到因“档案污点”而诉的“汤国基事件”。汤国基，1964年生，湖南宁乡县人，1983年毕业于湖南益阳师范专科学校（现更名为湖南城市学院），知名青年作家，在海内外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但是，1983年毕业的汤国基并没有像其他的同学那样在那个急需用人的年代里顺利地找到工作单位，而是多次被拒绝。几次调动，几次被退；几次考研，几次被拒。20多年来直到如今，汤先生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他以自由撰稿为生；汤先生因为有外界盛传的“精神病”多次交女友而多次告吹，40岁他还没有尝到男女之间的真情和夫妻生活的温暖。本来，他可以像其他许许多多其他人一样过着平凡而又知足的生活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打破了生活的平静。2002年12月3日下午，他突然接到了由宁乡县教育局安排挂靠的单位——东湖塘初级中学的电话，要他“赶快回宁乡办理精神残疾手续，以应付再就业政策的检查”。这是他自从益阳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以组织的名义认定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即精神残疾者。2003年6月，一些媒体再次报道他将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我从地狱里爬出来》，一位正直人士看了有关报道之后，于6月20日深夜悄悄地向他住所的信箱里投进了三份复印件：处分决定、毕业鉴定和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书。此时，汤国基才真正地明白他的坎坷遭遇与他大学时候的档案评语密不可分。原来，他的档案里清清白白地写着：该生“平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经常不请假旷课，胸襟狭窄，多疑善嫉，经常扬言报复杀人……有时精神有反常现象。”此谓之为“毕业鉴定一句话，坎坷经历二十年”（《大河报》2003－11－12／《文摘报》2003－11－20新闻标题）。2003年11月《东方早报》、《大河报》、《东方家庭报》、河南电视台以及湖南境内的公共媒体等先后采访了鄙人。在这种情况下，汤国基的故事极大地震撼着我这个“不太识趣”的公共政策学人，于是在已拟好博士学位论文提纲并开始写作的情况下，调转研究项目并投入到人事档案制度的研究当中来。
此时，“孙志刚事件”已经引发了中国公共政策领域的变革和创新，公共政策的宽容和人性化、文明化的趋势已然不可避免。在妨碍人才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户籍制度慢慢消融的情形下，有着同样制度缺陷的人事档案制度也应该走向改革的前台。与此同时，2003年12月底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小康大业，人才为本”的理念，并认为人才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方面，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并特别强调了“发展人事代理业务，改革户籍、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放宽户籍准入政策，推广以引进人才为主导的工作居住证制度，探索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由此，作为公共政策的人事档案制度，面对新情况、新环境、新要求必须作出有效回应，希冀能够搭建一个更为良性的规则平台，恰当而又合理地处理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国人口资源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人才优势，从而真正体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
因此，传统人事档案制度必然走向终结，新型的、科学的人事档案制度必然走向前台。“汤国基事件”从另一个的视角揭示了传统人事档案制度原有的真实“人生记录”功能的部分丧失，我们所看到的是包括汤国基在内的一些人由于人事档案过分政治化以及被某些人利用所遭受的“人生折腾”。他所受到的遭遇和伤害反映的是一个敢于破坏一定场域“潜规则”的“羁熬不驯”者所受惩罚与付出青春代价的生动个案。或许，我们今天看到的汤国基是一个有相当社会或市场知名度的汤国基，是一个逆境当中成长而能排斥生活艰难并对社会有所作为的汤国基，但也许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并不知道的被社会“屏蔽”了的与汤同样的遭遇者。在汤国基的申诉书中，汤以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和复杂遭遇发自内心地恳求道：
由于档案制度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命运，我希望党和政府像重视孙志刚案一样重视我的案子。孙志刚在收容站被活活打死，促成了党和政府对旧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我希望我20多年的遭遇，也能促使党和政府痛下决心，果断地废除人事档案的填写由一两个人暗箱操作，自己的档案自己不能看的罪恶制度，建立起公正，公开，便于监督，可以申诉的新的档案制度，以保障每一个公民对于自己的档案的知情权，使那些企图利用档案整人害人的坏人无从下手，使所有有才华、有抱负而又有个性的人才都能得到保护，从而杜绝重演一句错误的评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的悲剧。
在收集案例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事档案受害者，比如北京市丰台区的周先生（《南方周末》2002－11－21）、河南三门峡义马市的王桂凡（《中国青年报》2003－07－21）、上海的公司职员陈磊（新华网2003－05－30）……此所谓“死档案难到活人才”！“死档弃档”、“人档脱节”、“人质档案”、“虚假档案”、“档案克隆”等现象随处可见，现行人事档案制度的弊端已经显露无疑。2004年2月26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本人的文章《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走向终结》引发了众多读者的讨论和共鸣，也更加坚定了人事档案制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2004年5月底，本人以《社会转型与公共政策创新：以人事档案制度为例的分析》（发表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为题参加了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04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论文的交流和学界同行的交谈促使鄙人发现该项目的研究并非当初想象的那么容易。于是，学界的咨询、案例的收集、事实的调查、话语的解读等等使原本“简单化”的工作显得越来越繁杂。鄙人努力地寻找这项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和“正当性”，以谋求研究效益的最佳和最大化。从目前来看，以有限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不足以解决一个“庞大的”中国制度问题，尽管鄙人竭尽全力地跟踪汤国基案件引发官司所带来的一次一次的失望和遗憾。但是，鄙人坚信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改革必将到来，关于人事档案制度的研究也不再是我等蛮荒学人一个人的任务，这种研究的“公共化”亦必将来临！
甲申年11月4日于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