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国财经报》记者专访的文章] 《中国财经报》大金融周刊记者 奚闻 Brendan Smith 博士有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司马文。1999年，司马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系完成了他的博士课程，毕业时才23岁，后于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的学习,并授课于哈佛大学的政府系。他曾任中国外交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并于2002年初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关中国事务的研究及业务拓展方面的负责人。近四年对中国相关事务的研究，加上多学科的学术功底，他对中国一些列问题尤其金融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日前记者有机会与他就中国的金融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 货币政策要独立，监管更要独立 记者：中小企业融资难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政府也为解决这个问题出台过多项的政策和措施，但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在英国情况也是如此吗？ 司马文：英国也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为缺乏有效地监管。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监管是真正独立的监管。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加强金融监管，金融业许多不合规的情况就有所改观。1997年10月，英国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从1998年开始，它开始作为英国独立金融控制机构，一些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套完善的执行体系。主要包括对于项目的彻底的尽职调查，以确保每个项目的信息真实可靠，提供给贷款等金融业务作为决策依据，最大限度地降低贷款风险；同时，需要针对企业建立一个完整的信用体系和评价体系，每个企业都要有金融方面的历史记录，比如：贷款记录、经营记录、相关人事记录等等，也要有系统和准确的企业评价方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降低企业的还贷风险，以及提高银行的运营收益。 记者：中国在2003年的3月也成立银行业的独立监管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您认为它达到了“独立的监管效果”了吗？ 司马文：虽然中国银监会和央行“分家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央行可以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了，银监会也可以独立地对银行机构进行监管。但由于分开的时间还不长，二者在业务交叉的方面也会存在一些相互关联的方面。英国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过渡期，逐步将一些可能重叠的业务分离开。必竟好的政策是一方面，好的实施也非常重要。这的确需要一个过程。但目标必须明确，即独立的监管。 记者：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已经开始启动。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依旧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那就是改革后的银行能否成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之一呢？“关系贷款”是否会由此得到控制呢？ 司马文:“关系贷款”在每个国家都会有。只是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事情泛滥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中国的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管理制度会随着改革更加完善，但仅仅制订出制度是不行的，关键在于执行的力度。如果各种制度和政策执行的到位，那么银行无疑将成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但如果只制订而没有落实，情况可能会变得糟糕。所以我一直认为，加强监管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当然，除了监管力度方面，这也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关系贷款”的程度也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习俗等社会习惯有关。这也需要长期的有关道德规范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引导。 银行要有改革的动力 记者：2004年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这次改革涉及的范围很广，力度也是空前的。您对中国银行改革有何良策? 司马文：中国银行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巨额的不良资产问题。我更关心的是，如何减少新产生的不良资产。除了解决“关系贷款”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有效地控制银行对于国有企业方面的新增不良资产。同时，银行要真正把贷款等业务活动看待为商业行为，而不是社交行业或政治行为，真正以自身的运营效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关系”为出发点。 此外，要很好的借力“外脑”。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有成功地例子。中国建设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就是一个很好地证明。中国的金融企业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另外，就是中国银监会在去年成立了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决心用现代的金融理念来改造现有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Howard Davies也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为中国银行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很多建议。但不管怎样，独立的监管还是最重要的内容。 记者：您多次强调了独立的监管，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它的重要性呢？ 司马文：英国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当年的私有化改革很是有名。但开始的时候，私有化在英国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有的甚至比私有化改革以前还要糟糕。电信、火车等垄断行业被私有化以后或者被拆分以后，情况越来越坏。随后，分行业地加强了针对性的监管，事情才有所好转。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将四大银行拆分的观点很有意思，但是假若拆分以后，而没有一个独立有效地监管，可能也会很糟糕。 掌握平衡的艺术 记者：通过您的观察，中国的企业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金融市场的改革能为之作哪些努力？ 司马文：一个稳定的投资和发展环境。这对于中国企业和外国投资者都是一样的。比如当前中国的某些行业投资过热，政府应该拿出有针对性的策略来，并分步骤地实施，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地手段，而通过市场调节。需要补充地是，对于中国的国有银行，一定要从外部给予它压力，按照WTO的规定，到2006年，中国金融业将完全放开，这无形中给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压力。但银行内部也一定要有改革动力，让改革成为它的一种需求，而不是一种来自外力的强迫，它应该是内生的，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似乎看不出他们改革的内在动力来自何方。但政府一定要通过某学策略，让他们迅速行动起来。 记者：您谈到稳定的投资环境非常重要，那么中国的改革应从哪些方面继续努力呢？ 司马文：就是要平衡发展。我到过中国很多地方，既去过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常繁荣，也去过西南的贫困地区。如果拿上海与广西、云南相比，反差就太大了。尤其是中国还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些都会影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下一步。所以掌握平衡的艺术是非常重要的。现实点讲，如果采取措施，如减轻农村的税赋、加强就业能力的培训等，就会帮助农村地区更快地发展，从根本上讲，也是在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很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