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利 胡冬原 贺国帅 进入2003年6月下旬，喧闹一时的SARS病毒终于在我们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下逐渐销声匿迹。24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提出“经济增长亮点凸显，全年保持8％将不是问题”的判断，使人们在欣喜之余，更感欣慰和自信。 回首SARS病毒悄然挥师北上之初，经济发展的空气中弥漫了众多悲观的估计：所罗门美邦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假设疫情可在一个月内得到控制以及受灾区为期五周的服务需求减少15％的情况下，2003年中国GDP将损失0.3个百分点；JP摩根大通则在假设疫情延续至八九月份的前提下宣称，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1.5－2个百分点；北京大学的学者所做的一项推测与分析认为，我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将在6－7％之间，比预期低1－2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则预测，疫情若在3个月内得到控制，GDP增长降低0.7个百分点左右。而同时更为形象的是对经济造成损失的估算：4月24日的《远东经济评论》刊登封面文章说，中国内地为应对SARS将付出22亿美元的代价，香港则为17亿美元；北京大学的学者估算，全年国内外旅游收入将损失1400亿元人民币，加上间接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总额为2100亿元。 就在上述观点频频出现于各新闻媒体之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王建、陈东琪等则提出，只要“非典”在短期内得以控制，其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就是微弱和短暂的。因为，一方面，受“非典”直接影响的服务业，在中国经济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另一方面，“非典”对第二产业难以形成很深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升级的初始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同时，尽管消费行为短暂受挫，但也存在一个“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客观规律，即SARS虽会减少餐饮、娱乐、旅游、交通等方面的消费，却会增加防病、治病等诸多方面的新开支，故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此外，在吸引外资与发展外贸方面，只要发达国家还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在此方面的相对竞争优势就不会受到多大限制。对此，一个有力佐证是，就在“非典”较为疯狂的5月中旬，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就发表报告认为，“非典”对中国经济长期威胁不大，中国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盈余表明，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强劲势头。这与邱晓华的分析最终吻合。 笔者认为，既然我们已经认定“非典”是一场灾难，那就注定经济上要承受损失。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经济增速只要不是巨幅滑落，就不会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多深印象。也就是说，尽管专家学者们众说纷纭，老百姓们仍自顾从身边读取更为真实的东西：商务活动、零售业、服务业甚至外出民工收入的现实跌落，已经使他们认识到SARS对经济生活真实而深刻影响的客观存在。这些则深刻影响着其价值和行为取向。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老百姓是国家的基本组成，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的改变将勿庸置疑地影响到“后非典时期”的我国经济。正如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发表的一个专项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非典”与“911”事件类似，是一种安全隐患。当生命变得脆弱之时，人们的心理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危机过后其惯性依然存在，甚至会留下较长时间的后遗症，因而对经济的影响将更为持久。这一点，我们在欣喜、自豪之余不应掉以轻心。 “后非典时期”经济发展内涵的转变 （一）买方市场必将增加新的特征 我们对“买方市场”的通俗理解，可以说，是需求决定供给的一种市场状态。“非典”的突然来袭，使大多数人看到了珍惜生命的重要，并由此激发出人的需要的满足的高级化倾向。一般而言，人的需要的满足主要有三个递进方面，第一是生存欲望，即衣食住行的满足；第二是生活欲望，即享受人生的满足；第三是生命欲望，即为体现生命的真正价值（自然包含珍视生命）而努力。“非典”则使第三阶段瞬时凸显。这种人的需要的变化，将“指使”人们坚挺消费的理性，这种理性，也将更多地出于有益生命和健康。“非典”所带来的这种对市场的质的影响，将会成为一种改变经济供应质量的根本性动力，它要求众多企业能够接受这种新型买方市场，特别是食品、饮料、服饰、生活用品等，今后所遭遇到的“苛刻消费”会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情形下，市场的供应链也会发生新的变化，“质优”、“安全”、“标准”将成为产品竞争制胜的法宝。可以预见，今后市场竞争的趋势是符合三项内容的产品成为竞争主流，企业的产品质量内涵成为竞争核心。而这将意味着企业技术革新力度的加大、社会公共形象的提升和营销手段的创新。以往企业间竞争的惯用手法即价格战略的适用人群也将因此而由城镇转向农村。同时，来自于市场自发的打击假冒伪劣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市场秩序随之发生良性变化。此外，在这样的买方市场格局下，行业整合的进度会加快，资源整合也会不断跟进。 (二)经济政策将注入更多人本因素 在“非典”肆虐时期，国家适时出台的对生活困难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的应急政策，为最终战胜“非典”创造了坚实的民众信心基础。这种人本主义的关怀，事实证明，是应对困境的最有力武器之一。联想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可以预见，在打击“非典”的启示下，经济发展领域将更多地引入人本手段，经济政策的大众亲和力、凝聚力和显效力将因而空前高涨，未来经济也籍此让大众充满着巨大的希望。 此外，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经济信仰也是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正如前文所述，老百姓对于GDP非大幅跌落的难以直接感应，其实更让我们明确了GDP增速不可能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风向标，它只是国家调控经济的依据之一。在经济领域，促动人们努力工作创造财富的是切身的鼓励，如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一般。民众有信心和希望合理合法地获得更多的收入及其来源的拓展才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基础，因为，经济首先是大众的经济。翻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信仰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跨越经济”、“全球一体化经济”等一系列神秘“经济”被剥去面纱而展露痛苦。我们总希望拥有一种巫术般的力量来随心所欲地转动这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是以客观物质为基础的。当阳光穿过泡沫，我们更多愿意分享折射七彩的快乐，清脆的破裂声也难敲醒执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把幻想当成希望和信仰的原因。现在，“非典”告诉我们，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特别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必须学会剥开伤口，即便这很残忍。 “非典”之后，我们需要冷静一下，尽快使大众之经济信仰回归朴实，使经济政策充满大众情结，用政策性武器激活大众信心这一极其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变到创造“以发展为中心的增长”的轨道上来。例如，今后的城镇化战略，不仅要从宏观上把握城镇的规模和功能，也将更多地考虑人本因素，把交通布局、环境保护、建筑密度甚至居民住宅的科学性、公共产品网络化等纳入其中通盘考虑、统筹规划。这是一种崭新的挑战。 （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除契机显现 众所周知，“非典”危机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三农”问题之根本不在于农村，而在于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的取向：以往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导向型和经济增长导向型，导致大批农村人口和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同时，政府面向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服务等多是只给政策不给经费，要么难以落实，要么向农民摊派，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与整体社会发展严重脱节；此外，城镇财政开支与公共产品提供也多以现有城镇户籍人口为基数和依据，外来民工尽管同样为城镇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却无缘享有“市民待遇”，反而有时遭遇“市民歧视”。是“非典”让我们不得不对此加以深刻反思，提醒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在强化的不良走势。一方面，在城镇化建设当中，要更多地体现“民工关怀”；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也要更多地体现“农村倾斜”。 据专家分析，此次“非典”尽管没有对农业生产带来多大直接的危害和损失，但大批民工返乡所引发的民工收益大幅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统计表明，2002年，我国进城民工1亿人，总收入为5278亿元，其中寄带回农村的约有3274亿元。农民外出务工年人均增收43.5元，占当年农民增收总量的42％，说明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另据考察，此次“非典”中受冲击较强的是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而这一产业恰恰是民工“淘金”的主要领域，其收入损失可以想见。农民收入的减少，无疑意味着本就疲软的农村市场又逢雪上加霜，更使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任务倍加艰巨。以上客观情况，我们怎能忽视？ （四）企业成长方式面临质的转型 诚然，此次“非典”使我们很多不同性质的企业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服务型企业，由于利润流失导致核心竞争力明显下降，有的地方甚至以“遭遇寒流”来形容企业的发展现状。这也许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其实，由于“非典”的冲击，我国一大批企业面临新的挑战，因为社会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企业难以等闲视之： 其一，为减轻“非典”所带来的企业发展压力，政府适时出台了减税政策，尽管并非所有企业均能享有此“非常待遇”，但却表明“政企感情”的进一步加深，随之企业被赋予的社会责任感也不断强化。“为国为民”的“公德生存”理念将促使各个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经营取向，企业发展战略因此将得以良性补充和校正，力争成长为“社会型企业”的内在呼唤日渐强烈。特别是那些污染型企业，会在国家更为严厉的政策法规框架下，再也难以推诿环保的责任。 其二，“非典”冲击使社会观念发生诸多新的变化，就业、工作、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必然影响到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整合战略，并深刻影响企业的员工激励约束机制改进甚至总体的经营管理行为转变。 其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非典”使市场环境发生质的变化，产品要求逐步升级，消费理性日渐增加，迫使企业不得不开展大规模的技术和产品创新。有人断言，“非典”过后市场将迎来一段宝贵的集中消费的“黄金时间”。这种可能，或许在个别地方可见，但大范围爆发有些“一厢情愿”：一方面，“非典时期”某种消费受到抑制的同时，另种消费则得以上扬；另一方面，“非典”冲击使消费者“珍视生命”的生存理念更为明确，在老百姓收入水平普遍还不算很高的前提下，预期性资金储备（以防生命中的更多不可知危险发生）和积累性储蓄（为提升生活质量积攒实力）取向将会左右消费者心态。由此，则意味着企业产品升级换代（不是简单地更新包装或者以旧代新，而是产品质量内涵的根本性变革）的必然。而“非典”时期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前卫行销方式之空前运用，其产生的巨大惯性也将迫使企业改正或完善原有的营销战略，这将意味着企业市场开发与拓展成本的上升趋势。从现实情况看，这种成本的上升，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对专业人才的引进和信息化平台的搭建，以及由此衍生的企业再学习代价。 其四，企业风险意识骤然增强。在经营规律上，根据人类需求的现实层次，结合以往的经验，众多专家都认定餐饮业是可以稳赚大钱的永恒生意（当然科学管理和营销是达到这一境界的首要前提）。出乎意料的是，此次“非典”冲击打破了这种神话。说明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因素被泛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未来的风险将不会再被定义为金融、市场、经营、政策等风险，而是统统被归为“系统风险”，它可能来自四面八方，只有系统看待与研究，才能在经营上获得有效预警，而这则对今后的企业发展增添了新的难题。 （五）区域间经济联合与协作将成主流 此次“非典”冲击所导致的民工返流而致使疫情防控力度加大的事实表明：一方面，在城市求生的民工与市民之间尚存在不应有的“二元身份”待遇；另一方面，也说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因为收入低区域的劳动者流向收入高区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假若区域间经济差距逐步缩小，所提供给人们的收入、创业机会逐步均等的话，可以想见，疫情的扩散速度与范围以及使党和政府担心的程度都会比现在逊色得多。 在“非典”肆虐时期，曾有媒体就“大北京”构想结合“非典”蔓延的现实，对现行行政区划制度提出了质疑与批评。笔者认为，这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倘若区划间现实经济差距能够逐步缩小（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对是没有的、相对才是永恒的），人们 “就地淘金”的成本远低于履远，到那时，对行政区划的批判还会有何意义？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讲，区域间要求国家的未来政策兼容性增强的动力会加大，西部开发的步伐会更快一些，东、中、西三部协调发展的自发性会更强烈一些，省际、市域、县域之间的利益摩擦会减少一些，随之而来的寻求更多合作空间、协调余地的区域联合会将区域恶性竞争日渐排除。 （六）对外贸易与合作呈现新的特征 首先在产品出口方面，可能存在进口方以“非典”防控或健康安全理由对该类产品提出更为苛刻的需求条件的可能，个别国家和地区还有可能以此借口进一步封锁本方市场。其实，早在“非典”之前，一些国家已利用我国入世之机对中国产品提出了“绿色壁垒”。由此，一些外向型企业将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中国的出口政策亦需借机予以较大的调整。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外方对中方创业环境将提出更高要求，有可能逾越对税赋优惠的欲望，而为外方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就必须坚持“软硬兼施”。在我们充分认识到“软环境创造生产力”的情况下，硬环境方面更需要加强，包括关系到人们身体健康方面的高素质医疗产业、便捷交通通讯业的发展，以及科学、合理、安全的商住条件等。 再次，对外贸易与合作的方式将不断出新。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交易手段将被广泛应用，而为产品、质量、责任提供交易双方担保的权威中介机构也将适时涌现。 （七）行业发展呈现不同新态势，并出现许多新经济业态 1.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和餐饮业等服务行业：将逐步恢复往日繁荣。相对而言，交通运输业恢复速度较快；旅游业还要面临消费滞后的考验；零售业则将面临商品调整期的挑战，一些在非典期间受到抑制的商品会在后非典时期得以释放，而期间紧俏的部分商品可能会经历供不应求——供过于求——供需平衡的过程；餐饮业也将经历一段时间的消费观望后迎来明媚的“市场阳光”。 2.IT业、化工业、医药业：将托“非典”给人们造成的长期心理影响之福而持续走好。但短信业务、网络业务会有所回落，以电子网络为手段的卫生理财仍将成风，商务网站与电话定购方式逐步成型并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因为“非典”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和安全，环保型产品、健身型产品和医药品需求将日渐凸现。顺便提及，此次“非典”危机给中药业一次“强心”机遇，中药现代化的任务再次提上政府议程，然而中药的现代化与标准化还需要一段艰苦漫长的旅程，特别是在中药产品的国际化方面，任务相当艰巨，但毫无疑问，“非典”已为中药业发展拓宽了道路，接下来就要看业内人士如何努力了。 3.新材料行业、健康食品行业、保险业：将面临迅速成长契机。尤其是健康家电、安全日用品、低细菌含量（国家标准的基础上）食品、保健品等将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4.汽车、家电、餐饮行业：面临洗牌。一些具备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行业龙头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不具备足够实力的二三线企业则将陆续被市场所淘汰。 5.房地产业：面临产品升级的沉重压力。可以想见，安全和健康成本是此次“非典”危机留给房地产消费者的一个滞后效应。在“后非典时期”用高额成本换来的教训，必会在房地产消费者未来消费取向上沉淀出更多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判断，环境和布局的舒适安全将成为消费者衡量房地产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因而房地产业产品升级便成为情理中事。而房地产业的产品升级却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压力下，一些实力不足的房地产商不得不面临被购并或淘汰的危险。 6.会展业:危机过后魅力仍可再现。“非典”时期，除旅游、餐饮业务滑坡使人讶异之外，会展业的全面溃退较为引人注目。然而，对于会展经济，国际上历来有1：9的说法，即会展收入如为1的话，相关社会收入就是它的9倍。故而，这样一种充满诱惑力和极富社会价值的朝阳产业，决不会因为“非典”的短暂冲击而彻底败北，风雨之后是彩虹，借机进行了反思和整顿的会展业，相信会在“后非典时期”继续展现出迷人风采。 尽管行业不同，有起有落，可以归纳的共同一点是，在“后非典时期”，行业竞争将更为激烈：在走向低谷的行业中，比拼实力才能保住现有地位的心态，会加剧行业内部的“洗牌速度”；在走向高峰的行业中，竞争出位才能赢得未来的生存取向，会加剧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这种现实，任谁都将无法回避，且看群雄逐鹿，谁执“牛耳”吧。 “后非典时期”经济发展的方略 （一）积极应对内涵更为丰富的买方市场 归纳前文所述，今后的买方市场，其最大特征就是以逐渐成熟的消费理性为标志。这种理性体现在：第一，某种商品或服务在不造成对己伤害的前提下具有多大的适用和实用性，“品牌迷信”渐无市场；第二，消费者的相关商品知识大为增加，消费者之间理念和行业的相互影响作用显著，对商品科技含量多少能进行初步判断，欺诈性、模糊性的产品宣传“风光不再”；第三，普通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取向发生重大转型，“价格”必将退居“质量”之后。由此所带来的企业产品或服务供应方式的变革已经在所难免。而从宏观上考虑，理性消费需求的增加与满足理性消费供应的暂不平衡，将使扩大内需中增强消费拉动的目的稍受挫折。所以，应对这种变化了买方市场，政府和企业必须相互配合与促进，并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首先，就政府而言，要保持和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必须做好两件事：其一，利用社会和经济政策明确预期、振奋预期，使大众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促使他们有勇气不断扩大即期消费。这其中，不仅包括鼓励大众以合法、正常手段创造和增加财富，而且包括完善消费信贷和社会个人信用保证机制，还包括促进就业与人才流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多个相关层面的工作。其二，尽快制定和改进能够体现与时俱进的商品（服务）质量标准，完善质量标准化体系；强化对企业生产和服务提供者的质量监督，并增强这类监督的社会透明度；加大打击假冒伪劣和不法商贩的工作力度，并形成面向大众公开的打击成果的月报和周报制度，增强消费者对正当商品和服务的信赖感；增加消费者维权的严肃性，提高消费者维权工作的速率和效益。 其次，就企业而言，重点完善三个方面：一要及时捕捉消费理性变化信息，想方设法为产品增加安全“质感”，有条件的企业则应加速技术进步，促进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抢先一步占领市场；二要完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将非商业秘密工作环节的卫生和安全管理纳入到公开信息中，以获取消费者的了解、认同；三要强化社会责任感，以对社会、对消费者特别是对销售出产品质量的态度和行为赢得消费者的首肯和赞誉，以此营造“爱屋及乌”效应，进而获取消费者对其所提供产品的满意度和信赖度。 （二）研究制定并出台一系列人本经济政策 所谓人本经济政策，既能够体现普通大众根本利益的经济政策。研究制定并出台此类政策不仅是“非典”冲击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从讲政治的角度看，这更是“三个代表”在经济领域的直接体现之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人本经济政策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营机构发展政策。政策目标主要在于增强公营机构尤其是涉及到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公营机构的能力。主要内容是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制定公营机构长远发展规划；明确各级政府在公营机构发展方面的责任，并确立法律手段予以保护，对于财力不足的区域，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完善公营机构人才机制，提高公营机构职工福利待遇。 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政策。重点是加强和完善环境立法，在立法中明确赋予公民监督权和投诉答复权；建立健全全民监督渠道，形成全社会环保合力。政府则应大力倡导利他主义原则，不断引领企业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三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政策。重点是扩大和稳定适当减税政策，如继续增加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适当延长已出台的有关税费减免时间，并将税费减免与长期税制改革相结合，一方面减少“非典”的滞后效应，另一方面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最终形成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四是消费和收入分配政策。旨在刺激并扩大城乡居民即期消费。重点是在住房、电器、汽车及一些传统“奢侈品”消费方面，加紧清理限制性政策；拓展互联网业务，发展“非接触型”新式商务；提高城镇“低保”标准；降低个人所得税负担；完善带薪休假制度等等。 五是农村减负政策。重点是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健全农业的财政补贴机制和体系，以及消除对进城民工的歧视。 六是促进就业政策。重点是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和规范民工进城务工、创业行为。在中小企业发展方面除减免税费外，政府应利用金融方面的救助手段，如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制、设立政策性专项优惠贷款，扩大政府担保，实行特殊优惠利率，允许贷款合理展期等；在规范民工方面，政府应侧重于提供统一培训和就业指导服务。 七是社会突发事件应急政策。重点是建立健全社会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借鉴此次防控“非典”的“战斗经验”，理顺条块分割，明确责任制度，建立应急基金，确定适用人群，提高信息水平，为社会生活提供有力保证。 （三）加速清除城乡二元结构障碍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既然我们前文已经明确，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取向，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就需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层面去寻求解决之道。 一是改变政策导向，由原来的城市导向型和经济增长型尽快转变为城乡双向导向型和经济增长发展双向导向型。既注重城镇经济更注重农村经济，既追求经济增长更注重经济发展，不可偏重城镇而轻视农村，更不可只讲速度不讲效益。在城乡经济发展上，尽力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上，则要追求“有发展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增长”而“制造增长”。为此，当前的首要任务，既要尽全力繁荣农村经济，完善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又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以最快速度、最大规模地“减少农民”。 二是政府面向广大农村提供适用性公共产品。要改变以往只给政策不给资金的做法，更应注意减少向农民的摊派。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可以集中某个区域重点突破，以点及面，循序渐进。 三是尽快摒弃城乡户籍分割。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逐步实行个人信息帐户与身份证管理方式，促进城乡居民“交叉”式的自由流动，凡能够进入城市获得相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其身份可在进城之日起转为市民身份；对季节性进城务工农民应积极研究和制定助其“市民化”的对策措施，而城市管理和建设方面也都应及时跟进。 （四）尽快生成适应性较强的企业成长机制 对于企业来说，迎接成长的挑战，关键是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事实证明，生命力来源于正确、长远的发展战略，而“战斗力”即竞争力则来源于企业驾驭机遇、拓展市场的千锤百炼。为此，广大企业应当做到： 第一，诚信经营，利国利民。在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中，要坚持体现诚信和利他原则，主动增强合法经营与为社会负责的意识，在政策环境趋好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不偷漏逃应缴税款，不以掠夺自然“中饱私囊”，不将社会事务（非指“企业办社会”，而指社会需要）拒之门外，如此，企业才能赢得政府、社会和群众的认可及尊重，企业才能拥有长远发展的“红色背景”。 第二，企业管理唱响“人本关爱”主旋律。在企业约束激励机制、劳动用工机制等方面推陈出新，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以保障企业机体的健康和安全。 第三，积极开展技术、产品和营销创新。任何时候都不对产品市场抱有幻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以高质量产品报答市场，市场也就会给你可观回报。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提前半步就拥有更大未来。同时，要不断创新营销方式、手段和渠道。 第四，依靠研究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或自身专业部门加强企业危机机制创新。建立系统化的企业风险预警体系，更准、更快、更多地减少风险。 （五）促进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 客观上，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是孤立的，两个或多个区域总在发生方方面面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的最广泛基础。特别是对那些地缘优势明显的不同区域来讲，“推心置腹”、“唇亡齿寒”的主动联合与协作完全可以打造一艘又一艘拥有巨大威力的“经济航母”，如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还有尚处于“婴幼儿期”的“环渤海经济区”（或“大北京经济圈”）。 事实证明，除强制性行政合并之外（这种情况也不保险），没有联合与协作，大区域经济终归只是“纸上谈兵”。有效的区域联合与协作，其实是建立在相互之间产业理念、体制的衔接与互补基础上的。这就需要拟联合与协作的各个区域间首先建立一种信息对称机制，相互交底，相互研究，明确联合与协作的基础、条件、目标和方向；其次，要建立以联合与协作为目标的各自调整机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地方政策调整、生产力要素整合等措施，营造未来“共赢”空间；再次要建立理念、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机制，创造联合与协作更为丰厚的社会底蕴。当然，除此之外，区域联合与协作还需建立对话机制，以解决纠纷，消除误解；要建立经济补偿机制，有偿使用对方资源，并负起资源保护性开发的职责；需要培育企业的大区域意识，在利益冲突面前，要通过政府的努力调解，促其从大局出发，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建立相互之间要素流动的便捷通道，在遵循“高地”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引导财富以及创造财富的源泉客观、合理、有利畅通。 （六）创新对外贸易与合作路径 首先在出口方面，要不惧艰难，勇于规范和创新。要注重以质量取胜，重点是形成规范的与国际接轨的质量标准体系，并注重研究分析国外需求的变动趋势，多创造适销对路、使用安全的好产品。 其次是在利用外资方面，加大环境建设和改造力度。在硬环境上以安全、便捷、适用、环保为取舍标准，在软环境上则以舒心、廉洁、顺畅和节省人财物力与时间为标准。 再次是不断创新对外贸易与合作方式。积极采用现代化手段，大力培育专业中介组织，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及个人到国外投资创业等等。 （七）加强行业监督与管理，保障行业竞争良性发展 受“非典”冲击，国内众多行业都已迎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时代。可以想见，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日子里，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将是行业整合型前进的常态。因而，强化行业监督、管理和调控，将是一个十分繁荣的任务。为此，需要我们尽快健全行业协会组织以及相关政策法规，以保证各个行业在行业自律、依法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健康地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