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演变
写在前面
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摸索，终于找到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经济增长模式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的使用方式，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是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抓住这个命题等于抓住了研究经济问题的牛鼻子。新加波<联合早报>
这就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成因 特点
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从怀疑论、危险论到形成“北京共识”，有一个艰难的认识转变过程。虽然现在有些人承认了，但担心的人还大有人在。如果我们对照研究一下1986年的统计数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和2005年的预测，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经济确实有惊人的增长。
⑴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创造的价值最大，明年经济预测数字比1986年增长了7⒍2%。这位世界经济大国在这时期创造的价值平均每年增长了⒊1%。
⑵欧盟自成立以来没有取得与美国相同的业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9年到2005年，它每年增长2%。
⑶日本从1986年到2005年的19年间，平均年增长2。3%。
⑷墨西哥明年创造的产值比1986年增长5⒎1%，年均增长⒉5%
⑸最近20年来在创造价值方面最成功的国家是我们中国。中国明年创造的价值将比1986年增长373%，年均增长率为⒏6%。即使考虑到基数因素，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世界都在分析。英报有一文章说：“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极具中国特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但没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英报这一论断有“点睛”之妙。“独特”在那里？说得简单一点，“独特”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们实行的也是商品生产。世界上同一的商品生产，却有不同的增长方式。我国不同于英美法的自由经济，也不同于德国的统制经济，我国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推动型经济——政府推动，双轨增长。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新的社会制度。”我们现在奉行的就是这条路子。因为我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落后，文化基础差，市场发育程度很低。但人民急需有饭吃，有工作做，还要保卫好胜利果实。所以在建国以后，我们运用国家的力量,实行计划经济，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当时最急迫的问题，但却严重制约着市场的发育，影响了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经济发展缓慢。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从产品计划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转变的决定。经济转轨给市场一个发育的机会。当然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也有市场，只是以自然形态存在，与转入商品经济后，市场机制被自觉利用有质的区别。从而形成了“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经济发展模式。而肯定市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还是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一言定音。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各地经济开发区蓬勃发展，各种有碍市场发育的规章制度被大量冲破，市场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这是基本面。但是对双轨增长模式具有挑战性的改革还是在参加了“WTO”以后。
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市场化的推进过程，其主流是国际资本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如果说前一历史时期是单个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则现在已发展结盟推进阶段。欧盟的创建、扩大、直至欧盟新宪法的签订，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准则是西方的市场准则。我们必须适应它。但我们是弱国。我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敌视，还受到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打压，而我们又需要进入世界市场，以吸收外资、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为此，我们一方面要顺从市场通行的活动规则，另一方面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就必然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到第一位，以便集中力量予以面对，从而形成了有国家参与的市场经济，即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协调而非对立的。
市场经济的卫士们认为“市场有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主张实行国家远离经济的路线。我们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市场也有自己的弱点。即使是发达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后，也一直受到困扰：在薄薄的市场面纱后，隐藏着有特殊企图的特殊利益集团，侵扰全局利益，破坏市场秩序；市场不能全靠自我调节，在分配上难有作为。如果想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就不能让市场放任自流，要随时按经济变化进行调整。市场需要第二只手——国家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新著——该抛弃“新经济神话”一文中，把新自由主义斥之为神话。神话之一，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操纵着经济，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在为自己谋取利益时也在客观上为他人做贡献。这一观点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
施蒂格利茨说，上世纪90年代的事实正好相反。大企业的经营者们试图在短期内尽可能攫取和利用资源，而这往往是以牺牲股东利益和国家经济稳定为代价。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并不是做得最好。事实证明，这只无形的手有缺陷，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限制市场所带来的过剩和不合理现象。
神话之二，政府干预越小越好。金融行业新一代领军人物表示，经济上的难题归根结底来自臃肿庞大的政府机构。
施蒂格利茨说，然而，90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却是一个正好相反的事实，即放开政府管理并不总能消除长期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相反，它却导致新的利益冲突，造成市场被操纵的局面。施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在宣扬它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一种政府极少干预经济的模式，少到别的国家都不能接受的地步。实际上美国从不相信政府机构庞大是坏事。施蒂格利茨认为要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个有财力规范市场、良好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
神话之三，对金融市场有好处的东西对整个经济就有好处。施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他们的看法非常缺少远见。金融市场更善于反映短期变化，暂时的甜头而使经济政策更侧重短期的利益而忽视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更看重自身的利益而忽视整体的利益，这将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从长远来看会阻碍经济发展势头。在发展中国家，金融管制的放宽和银行业的国际化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
最近斯蒂格利茨还表示，虽然在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控手段中，利率等市场工具的作用最为显著，但中国有能力应用行政手段且效力很大。比如现在银行因房地产贷款风险增加而试图打击市场的投机行为，那么采用行政手段将更为有效且成本更低；采取加息办法会“伤及无辜”。有些公司可能没有能力负担哪怕只是稍高一点的贷款利息，相反，猖狂的投机行为显然不会被微小的贷款成本增加而有所收敛。斯蒂格利茨话说明有的时候非经济手段比市场运作更经济些，经济效果会更好些。不能把行政手段看成绝对的坏。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从美国的自由市场的实践结果看，其结果是：美国的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1979年，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还只掌握着22%的国民财富，而到1989年这一比例增长到39%。据估计，自7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收入增长的70%流入了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囊中。
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中国没有理由要完全照搬。中国取其所长，走的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国家运用自己拥有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权和开发权以及经济规则制定等权力，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整合各种力量间接或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这条路就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简单可以归结为：政府推动，双轨增长。
我们有实行的条件。因为我们拥有一般国家不具备的优势：
政治优势 我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全国上下都处心积虑地要把我国经济搞上去。这是很大的政治优势。当“非典”来临时，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几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住了。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用发行建设债券8000亿，投资于公共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5——2个百分点，使当年经济发展速度仍达到9。1%，既度过了危机，也为基础设施打了基础。
组织优势 我们有一支基本队伍，蕴藏着丰富的组织资源。几十年来，我们完成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都是得力于我们强大的组织能力。 最近动工的
大国优势 我国国大困难大，但是调节余地也大，我们又有制度优势，如果大国优势运用得好，可以将地区中小优势整合成大优势，使优势发生倍增效应。同时也提高了宏观调控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开发大西北，中央投入了很大人力和物力。同时，中央连续开办了八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交流、互相促进的平台，谋求通过政府导向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构建东西互动的经济共同体。上海与陕西在以往七届的“西洽会”上，就签订了250项协议，总投资近29亿元。近年山东省的一批知名企业如 鲁能、海尔、青啤等，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盘活多家西部企业，在西部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东部企业大举西进时，西部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也开始向东部扩张。东西的合作不仅为西部加快发展、扩大开放、积聚生产要素创造了机会，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部地区的发展空间，从而形成东西优势互补、地区协调发展的经济共同体。中国的大市场深深地吸引着外资的投入，在摩擦发生时，都不得不考虑中国这个大市场。
财力优势 从经济总量来说，我们并不富裕，但是中央掌握有一批很大的财力。诺贝尔奖金得主施蒂格利茨认为要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个有财力规范市场、良好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因素。国家掌握了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占了全国经济的三分之一，从而也控制了国家主要经济资源；我们还有强大的国有商业银行,8539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这就是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的物质资源，也是与外国列强对话的有力后盾。世界金融风暴此起彼伏，我们就比较稳定，靠的是我们的实力和我组织抗衡危机的能力。我们在扶贫工作得到国际的好评，靠的也是我们的财力后盾。[西班牙《起义报》
我们运用这些优势，几十年来，完成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开拓了诸如三峡水利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藏铁路等十大著名工程建设。这些工程不仅规模宏大，对全国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带动作用，而且影响深远。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凭借的是自然增长，则中国进的是“速成班”，国家起了加速作用。
这也说明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是根植于中国特有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宗旨，中国的实际，以及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地位决定了我们需要采取“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正因为我们是大国又掌握那么大的优势，经济发展又非常不平衡的国情，为实行双轨增长模式提供了可能。
事物总是发展的、变化的，社会总是在创新中得到发展。实践证明，与自然人一样，国家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出于关心其政权的长治久安，出于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出于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全神贯注、百折不挠地、全力以赴谋求经济公正的、高质量的发展，追求价值总量的增加。体现的也是价值创造。不同的是：企业追求的是企业的发展和利润的增长，国家追求的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增长，还应包括社会利益、公众利益等各种利益在内的“利益集合体”，和谐的社会。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方面创新。
国家推动型经济的主要特点：政府推动，双轨增长。它的内涵是：
（一）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无论是发展计划的制定，发展模式的选择，发展运行的组织与调节，政府始终站在主导地位。政府凭借自己具有把握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策略地位上的优势,十分重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整体稳定功能机制，致力于公路、铁路、电站、机场、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大批新的法规，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十分注意改善软硬投资环境，十分注重通过扩大内需以改变通货紧缩的压力，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全国经济抗风险、抗干扰的能力，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宏观运作基础。
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规划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各级政府都把它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与以往的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计划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把中国“十一五”规划称之为“中国的路线图”。“十一五”面临的四大问题：私人消费降到了最低点；货币和贸易关系紧张；环境与资源消耗问题依然突出；科学创新严重滞后。形势迫使我们在生产发展速度、消费和服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和增加国内需求、降低贸易顺差等方面做出再平衡。为此，“十一五”规划做出了重大调整：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新农村，调整分配政策，扩大劳动就业面和劳保覆盖面等，把发展经济的追求目标转到使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持续、均衡提高上来；从过度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对内实现“和谐发展”对外实现“和平发展”上来。“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将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市场运行也会更有活力。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在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是可以更多地发挥它们在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统筹经济改革的各项工作、统筹经济改革与其它改革、统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作用，在平衡生产和消费，扩大内需与出口的关系方面可以有所作为，政府不再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
（二）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在考虑资源配置时把出发点与重点放在全局方面，而后者则强调个人的主动性，个人选择自由。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结合的目的是各取所长，形成一条富有理性增长方式。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它包含着三个内涵：一是承认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基础性作用；二是国家广泛地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以刺激经济发展中社会和个人积极性；三是市场机制的消极方面则借助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监督来加以克服。
宏观调控与市场化是对立的统一。我们必须十分主意处理好国家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营造一个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的结合机制。既能让宏观调控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又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它应包括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时机的选择，也包括与市场规范和强有力的监督管理体制。目前最紧迫的是要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因为现在宏观上遇到的问题很多出在体制方面。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有公有制企业，有民营业、个体企业，他们对利益反应不一致。参加经济活动的还有地方干部，他们又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形势迫使我们在宏观调控中不得不太多的利用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过于钢性，容易造成“一控（制）就死，一放（松）就乱”，甚至引起同步震荡，使经济受到过度损失。而改用经济手段例如调整利率，则因为：⑴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银行没有贷款或很少贷款，它们只有走向社会集资；社会集资的利率远远高于银行同档利率，又它们流转于银行系统之外，俗称体外循环。无论你用控制贷款规模的办法，或是调整利率，它们都不大容易直接受宏观调控的影响；⑵容易诱发行政不正当干预，有些项目干脆是因政府的盲目投资造成的。例如这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其行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无所谓重复建设或者不是重复建设可言。因为一方面，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将在“市场纠错”过程得到判别和检验；另一方面，这种重复建设也是促进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然而，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则不一样，由于官员决策并不承担投资决策的后果，投资失败也不承担损失的赔偿。因此真正的重复建设是出现在国有投资和政府项目中；而宏观调控时，他们对利率调整不敏感，用经济手段调控往往会因此失灵，我们又只有用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是一把“双刃剑”，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有得又有失。为适应宏观调控的需要，我们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政府的行为，建立起投资责任制，加强法制建设，监督政府官员遵守市场法则。与此同时，凡能由市场解决的，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关键是让政府回归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不去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体制理顺了，宏观调控才能得心应手。
（三）坚持在市场化的发展中兼顾社会公正。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更体现社会效益。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政府以外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正在改变，改变激发出来的活力，将进一步增加经济中的市场化因素，强化市场的推动力，但市场化并不能必然导致社会公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报告中说，我国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收入的⒋1倍，这一比率与津巴布韦的比率相当。如将教育和医疗保健费用考虑在内，报告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标准的差距为世界之最。近几年贫富悬殊的扩大已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事实证明，中国现在有数十万家私营企业，未必可指望它们的主人都会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限制自己的收入。我们常常看到即使企业收益最好，企业主也只会把超额利润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因此在市场化的发展中如何兼顾社会公正，是一个重大的、带根本性的课题。主要责任落在国家肩上。国家努力在促进在增加经济中市场化因素，强化市场的推动力的同时，采取经济的或非经济手段，使发展中兼顾社会公正工作取得了进展。80年代中期启动的农村扶贫计划，通过多种途径，成功地将农村贫困人口从1980年的六成一下降到1990年的一成七。同时，运用行政方法缩窄贫困的空间。在过去的25年中使全国⒉5亿人实现脱贫而赢得了世界银行、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喝彩。另一个显著例子是中国在90年代中实施的全国对口援藏政策。运用“外部启动的区域发展模式”，解决了需求不足和变迁规模偏小等发展问题，推动了西藏的发展，解决了其他多民族国家所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这是市场无法做到的。
（四）坚持经济发展第一，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为此：⑴坚持政治、社会稳定。我们实行的是政党主导型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与的政党制度，稳步推进民主改革。这样既可避免因一个党专政，缺少监督而造成的种种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为经济发展赢得了一个稳定大局。⑵坚持币值和汇率相对稳定，为我们初涉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外部环境。⑶实行超大额外汇储备金制度。2004末年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从而提高了我们的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
经济发展为稳定奠定了基础，稳定也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激发了外国人看好中国的投资浪潮。英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的东亚地区总裁迪特马尔、尼森说：“中国12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是一个奇迹。奇迹在于，中国的发展居然这么有条不紊。”
（五）坚持“大胆创新，谨慎推进”的发展战略，“摸着石子过河”。
创新就是出路，唯有创新才有出路。政党主导型的政治体制、国家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大胆创新，谨慎推进”发展战略，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这是创新的成果。但改革目标远非实现。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当然对我国这样一个几乎没有民主传统而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在政治改革方面采取审慎行事和果断是明智的，但因缺少民主导致官场腐败、政府官员作风专横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小视。
二十五年的实践证明，国家推动型经济模式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暴发力、和应变能力。
我们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又有华东大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去年的‘非典’大灾，我们都团结一致，战胜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未受到影响，这一年GDP仍达到9。1%，创历史新高。这说明国家推动型经济模式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又有很好的稳定性。邓小平说过：“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能否得到持续的发展。” 实践证明国家推动型经济模式符合这三条标准。应该给予肯定。
转轨 发展
国家推动型经济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暴露出不小问题。时间说明政府行为也是一把“双刃剑”。恩格斯说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时提出了三种可能：“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年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个。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的浪费。”[《马克斯恩克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50页。] 现实的情况正是如此。
前一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暴露出来不少问题，主要有：
一是干部问题很突出。
我国干部不仅官多而且权力很大，作风粗暴、欺压百姓的事常有发生。不仅百姓管不了，有时法也无可奈何。相伴而来的社会风气沦丧，群众不满增加。与干部问题相联的政府机构问题也是积重难返。罗干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时说：现在政府机构的弊端：⑴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许多本来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来解决的问题，也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众多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⑶现有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这不仅滋生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二是经济粗放增长问题突出。
为谋求产值增长，付出的成本高得很。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倍。2003年我国消耗的水泥、钢铁、煤炭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5%、26%、30%，而同年，我国创造的GDP还不到世界总量的4%。据经济学家推算，我国每创造一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是造成今年电力严重短缺、石油供不应求的最大的原因。
三是人和自然的矛盾突出。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新的疾病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严重缺水，大部分废水都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湖，造成有水不能用，并形成遮天蔽日的大沙风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我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至2460平方公里；198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近2亩，2003年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1亿亩，而圈起来的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在圈地中，有的地方群众起来反抗，政府竟动用了武警，侵犯群众合法权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四）社会矛盾突出。主要是由政府办事不公和贫富悬殊过大引起的。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逐年上升，已经接近临界点。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95年是1.7:1，2003年扩大为3.2:1。这些都构成社会新的隐患。政府的诚信问题、信仰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失控问题，以上这些问题搅和在一起，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小地震”。
常说的“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为权力所伤。解放后，我们为解决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先是人为地拉大了工农产品剪刀差，继之又实行城乡户籍分割政策，把农民困在农村。九十年代在城市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农村又做了城市改革的替罪羊。苛捐杂税连年增加。特别是农村在撤消了人民公社后，改制为61766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税收权利的乡镇政府，1994年又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乡镇政府的费用来源受到了控制，而农村基层政府的摊子却越来越大，每逢费用不足时就向农民伸手。农民在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得到的利益，不但一点点被收回去，而且外加了很多摊派、罚款。一九九○年到二○○○年，只有十年时间，我国从农民那里征收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81.9亿迅速增加到465.3亿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人均高达到46元，而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负只有37元；在城镇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6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收总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和各种社会负担。紧跟而来的圈地之风刮起，大片良田惨遭推土机蹂躏，大批农民被赶出家园，处境艰难。据不完全统计，七年来全国有近万亩耕地被征用。“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人达4000万人，有些地方农民被迫起来反抗，还遭到“镇压”。由此可见，现行的“政府推动，双轨增长”模式有很强的两面性。是国家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本身的缺陷还是操作上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作些分析。
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理论问题上来。“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根据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肯定市场法则，承认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应是协调而非对立的。是什么力量使我们离开了这两条原则以至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⑴自生性干扰。 是与这种增长模式的特点有关。按照当时情况，双轨增长模式主动权还在于政府一方。由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改革总是激进式的，往往会由此引发出放大效应。诸如失业率问题，形成如此高的失业率其中有不可避免的原因，也有本可以避免的因素。历史习惯，国有企业一向是我国就业的主渠道，国有企业改革来临时，不仅全国全面铺开，并且限期在三年内基本完成。我记得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后，黑龙江有位领导说：今后全省国有企业下岗人员达到163万。鞍钢集团是全国排名第16位的大型企业，现有工人16万，比10年前减少了8万。减员43%。根据中央“抓大放小”的方针，地方小企业还享受不到这个待遇。有的市将国有企业以1元钱卖掉，工人的命运当然是下岗。与国有企业业务有往来的还有大量中小企业，还有许多为这些企业服务的企业，也因为业务衰落，工人也要失业。当时影响劳动就业还有不少其它因素。九十年代，民法、刑法全面实施，一时讨债成风。许多企业因受担保牵连，造成倒闭的也不在少数。我记得有一个小镇，五笔担保债务，拖倒七家企业。农村合作基金会在中国办了近十五年，其规模约3000多亿元，1999年一声令下，全部关门。欠债的不管是到期还是未到期的一律收回。收回时，当然要牵到担保人。那时，各地抽调大批人马下去收款。有钱的收款，没有钱的就把人带来。免不了又有一批企业倒闭，人员失业。失业率急剧上升还有农民大批失地的因素。据不完全统计，七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征用，造成4000多万失地农民大军。2003年九三学社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失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用4000万乘以60%，那就是约有2400万失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其余1600万农民中肯定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困难”或“比较困难”。他们或进城打工，与下岗工人争饭碗，或徘徊在城乡边缘。如此诸因素参和在一起，失业率怎能不高？如果我们把在这样情况下出现的失业率现象拿去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有许多不可比性。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判断是多么有远见！
⑵发展观的干扰。 所以我认为产生上述问题，不是产权制度闯的祸，而是“GDP”作的孽。有一时期全是“GDP”的天下，把“GDP”等同于发展。有了“GDP”就算是能人，就可以升官发财。政绩工程出来了，环境污染不管了！一任下来，全国三分之二江河被污染了！守着广大的江湖没有水喝。正如袁绪程教授所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沿海地区惯用的招商引资的‘开发区’模式传遍华夏大地，各地方官争相模仿，遍地开花。与开发区热相对应的房地产热、金融热‘烧’遍全国大地。尤其是沿海、沿边和沿江地区。”“过度的投资和投机及放大效应使1992年——1994年GDP的年均增长接近13.5%，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最。通货膨胀亦像脱缰的野马呈双位数上升。1993年夏天开始，中央果断的紧刹车，下达了一连串的行政命令，虽有成效，制止了过热的泡沫，但其留下的负效应——许多过度膨胀转变为过剩的产业、大量的银行呆账坏账堆集、随处可见闲置的半开发的土地、半拉子工程和烂尾楼需要长时期来消化。”
⑶体制性干扰。 “政府推动，双轨增长”模式是一个二元结构，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按当时的体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政府方。政府推动是通过体制实施的，实施者是政府官员。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政府官员作风腐败，行为越位，以致侵犯企业和群众利益之事是意料中事。
根据马克思理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新的社会制度”。广大工人、农民也对政府寄予迫切的希望。因此政府参与并主导经济建设是革命的必然。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是市场的唯一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政府虽退为二元结构中的一个成员，但仍是主导者。干部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市场运行起巨大影响。但是在GDP占统治地位的年代 ， 国家为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责任心，就以政绩指标评价、考核政府的行为。政绩指标考到那里，干部的干劲就往那里使；以“GDP”增长评政绩，以政绩定升迁，于是就连连出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也是源于奖励制度的扭曲。扭曲的奖励制度孕育了道德风险。打个比方，如果自家房屋的保值超过了市值，那么房主觉得点火烧了它会有利可图，就会引出放火烧自己房子的怪事。同理，中国的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失浪费资本大搞“政绩工程”，就是因为：评判政绩的是国民经济增长率，浪费的资本由银行来承担，而造成的损失又只是中央政府的事，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于是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断出现。加上现在的行政管理体制，政绩考核是上一级领导，群众没有多大发言权，与企业的实际效益也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当国家以通过调节利益关系来调节市场运行时，这种利益调节与干部的利益关系也不是直接的，所以在奉行“经济至上”的日子里，有些干部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视“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速度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的增加，从而引出许多撇开群众利益、撇开环保、撇开资源浪费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长期的实践再一次表明，“GDP”与官员政绩挂钩犹如一根魔棒，它不断制造一种可怕的魔力，驱使地方政府和官员寻找一切理由直接或间接参与市场活动、干预企业经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的使命是政府去完成的。但政府的职能与市场功能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政府的职能具有公共性、普遍性、非赢利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竞争经济，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无法想象一个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能够存活下去，企业又往往要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以市场要求平等、公平。为了履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应该凌驾在于社会之上，履行的市场的管理者和监督者职能。政府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政府，也是民营企业的政府，政府是大家的政府。政府不能直接参加与市场行为。凡是私人领域、微观经济组织领域、产权清晰的领域，政府都不应该去直接插手。如果我把市场比作竞技场，则政府是裁判员，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职能归位，使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行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的发挥出来，使资金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中，出了那么多问题，在于政府职能越位，政治体制改革又未到位。
巨大成就让世人震惊，大量问题也激怒了群众，惊动了党中央，也深深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大量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挽歌，而是吹响的向转轨进军的号角，也把中国改革最难的政府改革、政治改革推到最前沿。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持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是民主制度的完善，民主是实现经济发达的重要制度优势。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中出现的问题还要寄希望于改革的深化，特别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滦化。
约束条件
显然，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形成的主客观因素。虽然这种体制有很强的爆发力、很强的应变能力，但这种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有很强的约束条件：
一是决策科学。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有政府的参与，并且决策都是涉及到全局的大事，决策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一人一事，而是关系到全局，关系到长远，所以对决策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决策稍有失误，带来的就是全局性灾难。一个“产值至上”的决策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问题啊！创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统筹国内发和对外开放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解决发展不平衡问解决发展中突出问题，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是我国治国理念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科学的决策制度还包括：对企业，企业的投资决策让企业自己决定，需要报批的按正常程序报批，政府不直接干预。对政府，⑴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包括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⑵政府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只有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才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政府依法行政。要做到合法、合理，程序完善、公平公正、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⑶政府要接受各方的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治协商的民主监督。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从而形成科学的决策制度、完善的法律程序、有权有责的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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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定位合理。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是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结合的二元结构，政府又是站在主导地位，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的职能必须有明确的界定,严禁越位。《1》必须遵守市场法则，确认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基础性作用；《2》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只能是补充，而不是替代。转轨是必然的选择。转轨的基本思路是：规范政府行为，弱化行政干预，扩大市场化改革；使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直接推动向间接推动转化，真正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基础性作用。治本之策是加快推进各项关键性改革，消除相应的体制机制弊端，依靠制度、机制、规则将经济社会发展引入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让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建设热情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重点是完善投资风险责任约束，减少各级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直接参与。政府的责任放在市场不能和效率差的地方，同是把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从直接管理转为依法管理上；党的工作转到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上，放在化解各种社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上。
三是体制保证。不仅要有经济体制的保证，更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证。保证企业有一个完善的竞争环境，有充分的自主权。以保证通过制度创新让该由市场决定的交还给市场。今年7月1日出台了“行政许可法”。这部以规范审批行为为主旨的法律，不仅会推动管理模式的变化，而且也将对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之大出人意外。在行政改革前，我国共有行政审项目3674项。从黄金首饰的定价到丧葬用品产销，从39度以上的白酒广告到大学涉外教授的聘请，审批项目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由于缺乏监督，行政审批制度过滥不仅催生了官僚，也孕育了腐败。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促进政府再造；通过促进政府再造促进社会再造，也解放了企业。在再造政府的同时，制订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清理和修改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清除体制性障碍。让企业的事，由企业自己来办，还企业一个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使政府真正回到服务型的角色上来，起的是对市场的补充作用。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在众多的改革中改革成败的关键，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干部问题。而干部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市场交易得不到可靠的法治保证和信息保证，市场秩序就不可能得到建立，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治。这些问题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最近传出了2005年政治改革的消息。《报刊文摘》
与此有关联的还有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因为我们国有企业比例大，国有企业上不去，不仅损失大，而且政治上也输不起。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关键是解决职业经理问题；而解决职业经理问题，不仅要有完善的制度建设，还要有一批肯忠诚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的，合同完整，老百姓能百分百监督政府，政府可以百分百监督职业经理，做到了这两条，则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就没有两样。关键还在人。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既然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就要讲全局，讲互惠互利。我们的发展就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我们的思想基础也应该是“公”、互惠互利、合法谋利，而不是“一切为私”，特别是干部，那些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是不配当干部，不配当职业经理人。要下决心把贪污分子彻底清除出干部队伍。我们说的利润最大化首先是全局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部门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私自利经济，市场经济也要讲互惠互利，不允许损人利己。这符合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离开了这个思想基础，我们的发展模式也难取得巨大成功。现在那种无原则吹捧大款、歧视穷人之风，不但不应提倡，而且应该彻底纠正。当经理也要讲公德，讲为人民服务，那种看不起工人，好在工人头上捞钱的人，是不该聘为经理的。
回顾过去，我们经济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的发展模式也在不断完善；展望未来，首先要看政治体制改革。只要全国地区间差别不能大幅度缩小，全国市场没有形成以前，双轨增长的格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随着科学进步，政府宏观管理水平会逐步提高，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能使宏观调控与市场健康活动协调，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路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希望的，但必须看到这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各方面要求都非常高，搞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反对声也不会少，我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