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及其价值的永恒性
【内容提要】在中国绵绵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忧患意识始终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人类自身的前进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本文试图从忧患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起源和发展变化入手，把人们的忧患意识分为自然忧患意识、人自身忧患意识和社会忧患意识，并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忧患意识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绝不能没有忧患意识，要始终保持对自然的忧患意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始终保持对我们人自身的忧患意识，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始终保持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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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是从现实的情况出发对未知事物所将会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的一种警惕。其实质就是人们时时自警，趋利避害，通过人们自身的主观努力，避免或减少灾难的发生，化除潜在的危机。忧患意识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和人类意识的产生，它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向来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觉醒和奋发图强。分析我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发展历程，清醒地认识到忧患意识价值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看到新时期忧患意识的应有的具体内容，对于我们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忧患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
从某种角度来说，忧患意识与人类进化历史的脚步相伴始终。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忧患意识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按照忧患意识所指向的对象分析，忧患意识可以分为对自然的忧患意识，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的忧患意识。而这三者的表现又具有历史规律性，存在轻重缓急的次序。
（一）自然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最初源于人们对大自然不可抗拒力量的警觉。当人类通过双手劳动，把自身分离出动物界，发展出清醒的自我意识时，就深切体会到大自然的威力无法为自身的幼稚所抗拒，于是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因此，人类在其意识萌芽之初，便用其刚刚清醒的意识的创造力，创造出神灵，与自身一起抗拒外界的压力。在我国零星不全的神话记载中，也活生生地记载了一部共工怒触不周山而天柱折地维绝，致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以及女娲始祖斩巨鳌之足以立天之四维，炼五色神石而补苍天的灾难故事。这些神话故事显示出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界力量的恐惧和对自身所处境况的忧患，对神力的依靠和对自身的无奈。中华民族自形成伊始，便同样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夏商时代，人们臣服于上天的意志，人间的一切事务，诸如农耕畜牧、建邦立国、杀伐征讨等等，都是当时的人们看作是在执行着上苍的意愿，都是在争取讨得上天这一至高主宰的欢心。这其中便蕴含着当时人们的一种忧患意识：在上天这位万能的主宰面前，人类是无比渺小的。人们要想风调雨顺、五谷茂盛，就不能惹怒上苍，而必须战战兢兢、循规蹈矩地四时奉祭，遇事老老实实地询神问卜，探求上苍的意志而后行。当时人们的这样一种忧患意识，无疑具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正是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使当时的人们在规范自己的行为和道德，在探求上苍意志的同时，也摸索出一些客观世界的规律，进而推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巨轮。
（二）人自身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发展为对自身德行修养的追求。人们开始对自身改造，体现了人们在借助自然界为自己提供的物质基础上对自己的潜能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周代初年，政局动荡，周公东征，三年苦战，始克天下，人类自身的力量于此得到体现，人们的忧患意识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忧患意识不再是以揣测上苍意志为宗旨，而是要努力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的道德、展现人类现实的力量而应“天命”。保存于号称三代经典《尚书》中的周代文献，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训诫人们注重自身之“德”，儒家圣人孔子谆谆教诲人们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礼义仁爱，诸子百家努力探讨人性善恶，爱国者屈原汨罗之滨九问苍天，等等，都是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在《周易》看来，可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还是一个德性修养的问题。《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说君子整日进德修业，到晚上还惕惧反省，就不会有什么灾害临到自己。可见，防患于未然的关键是谨慎自守，提高道德修养。用《象传》中的话讲即“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就是在这一层面上特别彰显其忧患之心的。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正是在《周易》忧患意识的启迪下，他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国历代仁人志士自强不息，担当道义的自警格言。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国人自从放弃对上天的顶礼膜拜后注重自身发展、追求自身道德修养、防微而杜渐的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一经确立，便又深深地植入中国文化的心灵底层，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传统，千百年来为无数的人们所保有。
（三）社会和国家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最后体现为对天下兴衰和政权交替的忧虑。《周易·系辞传》借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之口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淫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败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国运常新。这是叫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战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西汉时期几代人都要谈论总结秦亡历史的教训问题。从汉高祖时的陆贾到文帝时的贾谊，再到武帝时的徐乐，都把总结秦亡的教训当作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来看待。而所不同的只是：陆贾处在汉兴之初、百废待举之时；贾谊处于西汉稳定治理时期；而徐乐则处在西汉盛世。这说明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不仅是处于秦、汉更迭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是稳定时期乃至盛世环境下不可遗忘的话题，是最高统治集团时时都应引以为戒的大问题。欧阳修在其所著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他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则是从五代时唐庄宗在完成父志、剿灭雠仇之后沉湎于安逸而丧失忧患之心，最终败于其平日所宠的伶人而致身死国灭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的，具有深刻的警世意义。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正始篇》中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乃至俗谚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也都是我们民族强调忧患意识的最好例证。可以这样说，总结历史经验和居安思危，是忧患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突出反映。
二、“忧患意识”具有普遍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对自然、对人本身以及对人类社会的驾驭能力有了大幅度地提高。具体来说，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使得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自身的知识、道德修养得以大幅度提升；新中国建立后，与以往剥削阶级政权具有质的区别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得以建立和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珍惜并积极拥护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权。总之，我们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已经跨越了一大步。是不是可以说，人类的忧患意识就可以淡化甚至消失呢？事实上，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类进取的精神状态，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奋图强，锐意进取的不竭动力，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忧患意识就应该存在，或者说，“忧患意识”具有普遍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首先，忧患意识体现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无限多样的，但又是统一的。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既然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世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脚踏实地地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样，才能战胜困难，不断取得胜利。忧患意识既体现了物质的决定作用，又蕴含了意识的反作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在这里实现了高度统一。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类意识是能动的主体对被动的客体的真实反映，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必然态度。因为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得在优化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不断地提高索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而有效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支柱往往是积极进取的忧患意识。同时，忧患意识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而被崇尚，又必然以其强大的推动力反作用于客体。这里，忧患意识通过武装人们的头脑，支配人们的行动，进而使人们的实践活动根本区别于被动的、机械的、本能的生物性运动而变成真正人的实践活动。
其次，忧患意识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忧患意识作为人类解决矛盾的一种精神状态和进取精神，也和矛盾一样是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从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看，忧患意识无处不在，即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切领域。既然矛盾无处不在，既然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着矛盾，而矛盾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在分析和努力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就必须有忧患意识，并做出具体的努力。其二，忧患意识无时不有，存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始终。原始社会里，原始人为了谋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劳动，从自然界获取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资料，而且还要与大自然和动物界作激烈甚至残酷的斗争，需要忧患意识；解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必须有忧患意识；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矛盾，如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另外，还有大量的次要矛盾等诸多的矛盾。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但仍然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若没在忧患意识，矛盾无从解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若没有忧患意识，就没有人类社会的今天。
第三，忧患意识是实现认识两次飞跃的前提和保证。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实践的过程就是人们忧患意识不断物化的过程，人类认识就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人们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实现这个飞跃要有一定的条件，而创造这些条件需要忧患意识。第一，要实现第一次飞跃，必须掌握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而这样的感性材料不是能轻易获得，不经过努力就无法获得。第二，要实现第一次飞跃，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对感性材料进行改造制作，而思考和制作感性材料本身就是艰苦奋斗的过程。思想上的懒汉是实现第一次飞跃的敌人。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实现的，必须有忧患意识。例如，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中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此间，千百万人无数的志士豪杰，面对着国家的深重苦难和民族的危亡，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对救国救民及富国强民之路做出了艰辛的寻求与探索。人类认识规律告诉我们，不能停留在已有的认识中，而要居安思危、锐意进取，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认识和再认识。一个真理性认识的获得离不开富于进取精神的忧患意识。
第四、忧患意识道出了矛盾双方相生相灭、相互转化的机理。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的一种联系和趋势：一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相互依赖性，即矛盾的一方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二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相互贯通性，即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人对于祸福安危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忧患意识的价值核心即在于从安中把握危，从福中看到祸；此乃是执政兴国之正道。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成功有时就是危险即将到来的信号。因为繁荣稳定，容易使人感到志得意满，进而骄傲放纵。因此，于成功之时，居福安之境，务必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吕氏春秋·慎大》说得好：“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故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孝经》道：“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高而不危，满而不溢，把两极转化的态势辩证地结合起来，这是忧患意识的真缔。
三、新时期增强忧患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往往在科学技术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不高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比较重视忧患意识，但在科学技术大发展、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自身发展有所进步、国家政权巩固的情况下，就极易忽视这方面，甚至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忧患意识对立起来。事实上，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的一种思想意识始终与社会发展的步伐相一致，不同领域和不同历史阶段上也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内容和要求，因此，忧患意识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中心任务提出忧患意识的具体要求、模式、目标。
人们的忧患意识始终摆脱不了对自然、对人自身、对社会忧患意识三种类型， 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找到三者并存的影子。新形势下，这三者依然是我们不懈努力的力量源泉。江泽民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他多次以清朝“康乾盛世”由盛而衰为例，来阐释由于对于滚滚而来的世界进步大潮茫然而导致国家衰败的历史教训。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很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社会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居安思安则危，居安思危则安。一个没有忧患的民族就不会开拓进取，就不会发展进步。我们必须正确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于成功之时，居福安之境，务必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第一，必须增强自然忧患意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人们对大自然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就是在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对自然界进行征服和斗争，但我们的这种忧患意识已经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对大自然的恐惧和无助转化为在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的基础上的有目的地利用，但这并不说明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前，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现象非常严重，主要表现在：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农田污染等。资源几近枯竭，世界自然基金组织报告《生存行星指数》认为，1970年－1995年，全球资源损失1／3，即森林面积减少10％，海洋生态系统损耗30％，淡水生态系统损耗50％。原油仅够开发95年，天燃气只能维持190年。就拿可持续发展来说，过去说我国地大物博，其实我国矿产资源总量虽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只占世界第53位。因此，我们必须增强环境忧患意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此，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的阐述，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持资源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持和建设。”此外，人类对对疾病的控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艾滋病、癌症等目前尚无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可以预见，今后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许多疾病会出现，真正解决它们要求我们在思想上不松懈，在行动上负出不断的艰辛努力。
第二，始终增强自身忧患意识，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人的社会性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即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是建立在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对人自身的改造具有永恒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对自身的忧患意识应该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加强学习，提高征服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梦想占有土地；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希望拥有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知识将成为人们的追求；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成为影响一个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21世纪，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需要我们加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经济知识和经济工作实践经验；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等，正是对人自身忧患意识的体现。二是不断加强修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增强忧患意识，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现实中有些党员经不起成功的考验，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虽是个别的现象，但应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为了保持党的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本色，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这是增强忧患意识的基本途径。我们提倡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关注人民群众变化着的经济和文化需要，求实惠民，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了忧患意识还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不去做只图虚名、不务实效的事情，不去搞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事情，减少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的做法。
第三，必须增强国家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虽然我们党目前是执政党，建国以来建立了雄厚了物质基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国防等方面得以巩固和加强，但是切不可认为我们前进道路上充满着鲜花和荣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过程，有些同志认为经济已经成为国际交往的主流，主张意识形势淡化，取消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丧失忧患意识。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千方百计宣扬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意识形态。自杜勒斯命丧黄泉以后，特别是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美国政府用于对付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了，加紧对中国展开旨在促使中国也像苏联解体那样的一场意识形态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险恶企图就是要摧毁和动摇作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精神支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我们要深刻汲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切不要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要充分认清国内形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中，有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未曾认识的领域需要探索。我国正处于独特的社会转型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由封闭型社会结构转向开放型法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潜在风险不小。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未发育成熟，经济全球化已经来临；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浪潮已扑面而来。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差距扩大等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均衡协调。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阻滞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这与我国加入WTO的身份不相称。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有些腐败现象仍很突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驾驭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能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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