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林毅夫^*  胡书东*

摘要：本文考察了100年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进步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100年来，经济学在中国的曲折发展，从根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历程所决定的。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和扎实的实证研究，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发展做贡献并同时对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史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整整100年。[1]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一、经济学的传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2]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十分有助于克服发展工商业所面对的强大思想阻力。

除了国人积极地探求变革之路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积极地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早在1867年（同治六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H. Funcett）所著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作者为英国人W. S. Jevons），以及1889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保富述要》（布莱特注《货币银行学》）（胡寄窗，1984：第382页）。

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1905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3]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大约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胡寄窗，1984：第383页）。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1902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张洪武，1990：第76页）。“五四运动”之后至1950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比如蒋介石政府整顿财政体制；改革税制，基本上实现关税自主，并多次提高了关税税率；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近代银行和金融体系；1933年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并于1935年废止银本位制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度，推行法币改革；货币发行也由原来的30多家银行集中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等4家；对重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实行国家控制。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27－1937年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化工业发展计划。[4]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社会经济发展与30、40年代经济学的初步繁荣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19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19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西方经济学的传播，承继了“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马寅初：1943）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在农业经济学方面，如董时进（1933）的《农业经济学》[5]、许璇（1934）的《农业经济学》[6]；在财政金融方面，如何廉、李锐（1935）的《财政学》[7]、尹文敬（1935）的《财政学》[8]、马寅初（1944）的《通货新论》、赵兰坪（1936）的《货币学》[9]；在会计统计方面，如潘序伦（1935）的《会计学》[10]、金国宝（1935）的《统计学大纲》[11]。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我们将其统计分析结果刊列在表1和表2中。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30年代位置，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20世纪前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表1.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经济学书籍出版情况

年份	总数	自编	翻译
1919-20	16	11	5
1921-22	22	15	7
1923-24	24	12	12
1925-26	71	56	15
1927-28	95	64	31
1929-30	282	184	98
1931-32	174	118	56
1933-34	247	179	68
1935-36	252	161	91
1937-38	161	110	51
1939-40	106	75	31
1941-42	59	45	14
1943-44	77	68	9
1945-46	101	87	14
1947-48	181	148	33
1949	56	29	27
合计	1924	1362	562

注：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所藏计算出来的。转引自胡寄窗（1984，第386页）。

表2. “五四”运动到1949年分国别和制度形态的中文经济学译著

年代	日本			苏联		其它国家
	合计	资本主义部分	社会主义部分	合计	社会主义部分	合计	资本主义部分	社会主义部分
20年代	29	18	11	12	12	61	38	23
30年代	106	93	13	40	40	202	154	48
40年代	13	10	3	27	27	72	45	27
合计	148	121	27	79	79	335	237	98

注：根据上海徐家汇报刊图书馆、南开大学《解放前中文期刊目录》和广州中山图书馆资料计算而成。其他国家主要指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原著译本已经不很多了，其他文字的中译本更少见。社会主义部分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论述。转引自胡寄窗（1984，第387页）。

三、四十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种，其中20年代由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53种（胡寄窗，1984：第392页）。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二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职称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12]

    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界除了进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外，还热切关注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针对中国面临的方方面面的经济问题，一大批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上述列举的各种著作中，几乎都对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除此而外，专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作日渐增多。

    在1930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936）的《中国金融研究》[13]、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14]（1949）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1935）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15]（1934）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何廉、方显廷（1938）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方显廷（1938）的《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刘大钧[16]（1944）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谷春帆[17]（1945）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等著作，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18]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19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与20个国家的30多个学术机构保持随时通讯，基于其掌握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围绕“土地分配、土地经营、农产品商品化以及农村的救济”等问题，与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为代表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何廉，1936）。193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校联合组成华北农村协进会，何廉任会长。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19]（1947）的著作《中国国民所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GNP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书中详细估计了1933年的国民所得，并以其他资料为佐证，初步估计出1931至1936年的国民所得；武堉干[20]（1930）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中国国际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变化趋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贸易差额的抵偿1930）以及中国国际贸易的振兴问题；陈达[21]（1934）的《人口问题》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除此而外，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都可谓著述颇丰。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三十、四十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范军，1999）。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马寅初，1945：第22页）。马寅初、刘大钧对中国30年代的币制改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杨荫溥一起主导了当时的学术讨论，马寅初还是当时著名的财政学家。刘大钧则对货币、财政和中国工业化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发起成立工业研究委员会，与方显廷、吴景超、谷春帆等人一起在经济学界掀起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风气，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成果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何廉和方显廷则致力于中国物价问题的研究，编辑出版了著名的南开物价和生活指数系列，这在中国尚属首创，为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民国时期的物价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至今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民国经济问题的重要依据。马寅初、刘大钧、何廉还直接参与、赞襄了政府当局的经济决策活动。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长时期里，除了翻译过来的经济学著作外，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95%以上均出自南方经济学家（包括在南方工作的北方籍经济学家）之手，北方（实际指京、津地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屈指可数。北京一向是我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更是执全国学术之牛耳，其他京、津各校近水楼台，也得风气之先。但是，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而言，却出奇地少。马寅初教授留美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十三年，愣是没有出版过一本经济学著作，1927年辞职南下以后，终于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经济学家，并跻身于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列。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当时内忧外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经世济民为职志的经济学家，身陷政治运动的核心，无暇静下心来写书；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时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方沿海地区为中国经济重心有关。经济学家只有置身于商品经济特别活跃的经济重心地区才能切身感受到现实经济的推动力，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而加以深入研究。

早在1900年代之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1930年由陈启修（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即原文第一篇）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1933年由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在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侯外庐自1927年在法国留学时即开始翻译《资本论》，前后花了十年时间译完第一卷和第二、第三卷的绝大部分，可惜只在1932年出版了与王思华合作的第一卷第一分册，至1936年出版第一卷全译本，其余稿件大部散失（侯外庐，1981）。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22]翻译的《资本论》一至三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长春新中国书局出版了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至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另外，还有一些苏联、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来。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一方面，创作“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著述颇丰。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远[23]的《新经济学大纲》，该书自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发行了11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中国思想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紧密结合国情，尽心竭力探索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如郭大力（1947）在其著作《生产建设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王亚南（1946）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是其代表作。

 

三、经济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经验关系

自192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开始系统搜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1947年萨谬尔森（1947）出版《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以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中国的经济学自1949年开始，随着国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经济学家随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继续教授现代经济学，有些则漂泊海外，当中一些人对国民党政府在台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少影响，也有如蒋硕杰、费景汉、张五常、邹至庄、刘遵义、李龙飞、萧政等一些新、老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大陆本身则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至于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则是由政治领袖人物一手决定，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提出与经典作家不同的理论创新，这一点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比较著名的理论争论有三起，即50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观点是主张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反对人口盲目增长。本来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能推出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与马寅初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甚至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走卒”(刘毅，1957)。实际上，这种纯粹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的批判并没有多少道理，中央决策者从60年代起又开始进行控制人口的尝试了。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将生产力的“社会联系”看成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在那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年代，这一点被批判为将生产关系当成生产力的附庸。至于围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理论和意识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对孙冶方的批判，只是因为他坚持价值规律高于计划规律，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计划规律高于一切相冲突。用今天的标准看，50、60年代发生的三大理论争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学术上讲，基本上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诠释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颠倒，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的30年里，以前尊奉、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存的若干研究也都是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辅助手段，研究对象上以马歇尔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为主，研究态度上以批判为主。按照现代经济学规范进行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少数学成归国，本来以数理和实证研究见长的学者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经济学专业，转而以数学为业，如华中理工大学的林少宫教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部分经济学家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以论证和诠释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职志，特别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为改革开放寻求理论支持。公允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针对性很强，容易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所接受，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从理论上证明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眼界也大大拓宽，而且随着中外经济学学术交流的迅速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量流入中国，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们从中受益颇多，有的还留学海外，纯粹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圭杲的年轻学者基本上没有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成为时尚。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普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呈逐渐增多之势。他们的研究同样对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90年代以后，许多改革措施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墨守传统理论的已不多见了。

作者之一曾撰文提出，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成就。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林毅夫，1995）。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二十年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经济的时候，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实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

[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是比较少的，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取向已经稳定下来，当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持续、快速发展趋势的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开始呈现出增长趋势。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在1992-1994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或研究者甚至估计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排名世界前三名。与此相对应，中国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兴趣，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热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是最权威的七个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和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为例， 它们在1970年代总共发表主题是中国问题、或者主题不是中国问题但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数为78篇，1980年代为82篇，而1990年代就增长到134篇。[24]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总量上在快速增加，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扩大，深度也在增加。改革开放以前，直至80年代，这些主题是中国问题的文章要么属于对中国数据资料估计整理的性质，要么就是根据国外现有经济理论，对比较重要的中国问题进行笼统研究的文章，比如对中国1937-1949年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对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产出指数、消费指数、资本积累指数的估计、中国经济发展一般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题一般比较宏大，分析较为粗犷，基本没有理论模型和计量检验，反映了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中国观察（China Watcher）型”的较为低级的阶段。进入8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对中国经济问题产生兴趣，相当一部分研究针对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问题，以及过去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带有现存研究框架弥补过去由于中国没有开放造成的研究空白的性质，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不多见，并没有提到要将中国问题研究纳入国际主流经济学范围的高度，多少包含猎奇的成分，并且囿于数据资料的贫乏，实证研究方面欠缺很大。而90年代就不同了，国际学术界研究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中国经济问题，除积极对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建言献策，还从中国的改革、发展现象中总结经验，印证现有理论或是提出新的理论。从研究方法上看，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一般也都包含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纳入了国际经济研究的主流。有些经济学家还专门运用中国的经验资料来检验经济学上的一些有争议的理论假说，比如Kachelmeier. S. J., M. Shehata (1992) 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即使是研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经济问题，一般也都严格遵循现代经济学规范，有理论有实证，并且力图从中总结和发展新的理论假说。

[图2]

图2反映的是华人在前七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辆的变化趋势。在60年代中期以前，华人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很少的,以后随着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崛起，到国外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开始上升。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更多，华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进一步提高了。[25]十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部分华人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是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见长。

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相比，国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政策问题的应对研究。这符合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职责和机遇。实际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与中国的实际越来越契合。但从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格局看，国内经济学界欠缺的是规范化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因而难以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不易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也难于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提出一套可以证伪的逻辑体系，对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可以添砖加瓦的贡献（林毅夫，1995；2001）。国际学术界非华人经济学家的研究在理论逻辑和实证方法上较为先进，但是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上则又多有欠缺。国际学术界华人经济学家虽然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较为单纯的数理或计量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至他们虽然比较好地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但是很少就中国问题研究做出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固然与中国经济还不是最强大，中国经济问题还未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关心的主要问题，中国的统计资料又不易获得，在一流的国际期刊以跟随国外主流问题的文章较易发表，以中国问题为讨论主题的论文不易被权威杂志接受，而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经济学家需要靠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以立足等等现实问题有关。将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问题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越大，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华人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水平成果也就会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水平也在迅速提高，统计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容易，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四、结束语

    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回眸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令人感慨万千！“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实际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的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五四”运动以后，国外社会科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的经济学迎合了国内实业救国的需要，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1930年代，经济学在中国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时的中国政局较为平静，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第一次卷入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从研究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使现代经济学在大陆的正常发展中断了。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现了迅速弥补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趋势。然而，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在短短10年、20年的时间里既要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踪其发展前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难免不走弯路。比如照抄照搬国外理论，而忽视了任何理论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理论争论常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等。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整个社会出现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风气，一些经济学者也受其影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经常出现抄袭和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经验实证等现象。

    总结我国百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国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属于述而不作的性质，真正的理论创新少，介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现成理论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或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占绝对大多数。按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推论进行严谨的经验检验的研究和著作还不多见。后者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并同时对国际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的必由之径。只要在研究规范上自觉改进，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致力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能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图1. 国际学术杂志中国问题文章数：Econlit(1969-1999)

 

注：这里的国际学术杂志包括Econlit(1969-1999)中除了专门研究中国的几个杂志（如Chinese Economy等，但包括China Economic Review）之外的全部杂志，收录的文章（articles）主题均为中国经济问题。Econlit(1969-1999)收录了400多种杂志，涵盖了经济学各领域，包括了国际经济学界所有重要的杂志。因此，这里所反映的趋势基本上可以代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状况。因为2000年数据不完整，所以只取到1999年。

图2. 华人在前七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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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The Last 100 Years

Justin Yifu L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u Shudo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in China since 1901. The path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the last 100 years has been shaped b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hat time period. A stable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s vital for economics to develop. In addition, a rigorous logic and empirical approach is much needed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profession in China.

JEL classification: B20, B40, P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