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质疑
又是一个新的学年，又一次听到、看到许多关于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而为高昂学费所困的报道。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老师。那是80年代初，农村正大规模地包产到户，这位老师忧心忡忡地说：“以后穷人的孩子怎么能上学？”。他告诉我，当年他家很穷，是靠合作社他才能念完高中，考上大学的。当时我对他的忧虑颇不以为然，暗自认为他思想保守，对改革开放不理解。
二十年光阴似箭，孩子们上小学、中学、大学的实际费用上升了两个数量级，是各项价格中上升最快的。“教育产业”成了学者们热衷的话题之一。贵族学校、收费班、择校生闹得沸沸扬扬，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校不知不觉地也变成了赚钱机器。按理说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这本不足为奇，也不容老朽置喙。然而细细想来却没那么简单。
如果教育真的定位为产业，那学校就应该是企业，它提供的是一种服务：教育，或者更实用主义一点：文凭。学生就是顾客。两者之间是买卖关系。而且据说“顾客是上帝”。教育的内容、质量、费用应该在供需互动间动态调整。作为企业，学校应该是独立的经济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它。西方国家的私立学校就是这样。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是不管具体行业的。政府按行业设立部门，企业归相应行业部门管理，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我国有纺织部时，买布要布票；有轻工业部时，买工业品要工业券；有八个机械工业部时，设备更新选择余地很小。这些部没有了，相应领域都供应充足了。目前还保留“产业部”的领域，恰恰是保留行政垄、业内业外诟病不断的领域。我们的学校又要像企业那样从学生身上挣钱，又要政府的财政投入，还要教育部的行业管理（加垄断保护），莫非教育部也要变成“教育产业部”？
即使在西方，也还有大量的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的基本原则是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任何孩子无论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只要他愿意就有机会受到教育。西方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必须考虑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承受能力，保证不同阶级（或许应该温柔一点说是“阶层”）的孩子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这是国际惯例，不是说要“接轨”吗，怎么到这里就忘了？
李世民创造科举制度后，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科举制度的目标不是经济效益，而是开辟一个管道，使社会底层的优秀人才得以上升到所谓“精英”阶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稳定至关重要，“野无遗才”为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科场作弊的官员甚至会落得腰斩的下场。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