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登武 2003年6月
似乎从天而降的“非典”疫情，打乱了国家的战略部署，打乱了老百姓的生活秩序，也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今，我国与非典的战斗已经取得 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国家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秩序。此时此刻，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严防“非典”疫情卷土重来，另一方面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于防止类似疫情今后再次发生，以利于政府和民众再遇到类似突发事件时能冷静应对。因此，笔者认为，大家都来思考一下这样几个问题，应该是有益无害的。
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从宏观上来讲，应该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还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无庸讳言，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国社会的宏观经济活动是以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把推动GDP的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在“有利于发展经济”、“为发展经济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一些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业（如公共卫生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与我国经济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与相关政策措施（如环境保护、义务教育等）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一些有可能从根本上危及社会稳定、危及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矛盾（如失业与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如官员们贪污腐化）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一些于理于法都应该给与严厉打击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现象（如制假贩假，制毒贩毒，卖淫嫖娼，行贿受贿，赌博）却在许多地方得到当权者个人甚至政府的保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非典”袭来之时，有关人员隐瞒实情，重视不足，才有了后来的疫情迅速扩大，造成社会的恐慌，经济的损失，人心的失落。
第二、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答案只能是：抓好公共管理。有人会问：经济工作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中心，难道政府不应该抓经济吗？我们的回答是：政府当然应该抓经济，问题是如何理解“抓经济”。从已有的实践来看，至少有两种偏向是应该注意的：一种是把GDP的增长看成是政府唯一要追求的政绩，以此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冲击一切；另一种是仍然是用向下级政府部门规定具有行政约束力的硬性指标等行政手段去促进经济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要让市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要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那些场合；就是在这些场合，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也首先是改变造成“市场失灵”的条件，以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经济学中有名的“科斯定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以之为指导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正是为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所以，我们的政府应该把履行好公共管理职能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自己出面去直接抓GDP的增长转变到为经济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上来。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可能带领群众从“总体小康社会”进入到“全面小康社会。”
第三、政府处理危机还要继续采用“内紧外松”的模式吗？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大政务活动的公开性？“内紧外松”的模式我们已经沿用了几十年，自然也有其合理性。这种模式的初衷是想把危机信息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并力求在群众不知晓的情况下使危机得到解决，以免惊扰群众，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但是，当今社会信息的传播渠道众多，手段先进，速度飞快。这次“非典”事件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信息社会”，仍然简单地采用“内紧外松”的危机处理模式是十分幼稚的，而且其危害性很大。首先，这样的处理方式会造成广大群众产生“被欺骗”、“受蒙蔽”的感觉，从而使政府失去广大群众的信任。如果一个政府失信于民，它还能正常地履行其职能吗？其次，不让广大群众了解事情真相，不让他们参与解决危机，很有可能造成谣言蜂起、信息失真、矛盾激化的严重后果，反而增加了解决危机的困难。再次，在这种不公开的处理危机模式下，参与处理危机的人员没有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徇私舞弊，造成冤假错案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因此，不应该再简单地使用这种“内紧外松”的危机处理模式了。现在应该大声疾呼的是提高政务活动的公开性。实事求是地说，改革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也在采取政务公开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 距离民主政治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讲得比较多、抓得比较实在的还只是“村级政务公开”，村以上呢？其次，政府政务活动中实行公开化的范围还不大，还有许多领域被神秘的幕墙所遮掩。其实，这些故作神秘的领域，你真的把它公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又会产生多少消极影响呢？再次，现在已经在某些政务活动中实行的公开化活动，不能取信于群众。因为这些政务活动往往有两套操作方案，向社会公开的是一套，另外还有一套是“内部掌握的”方案，而实际上的决策往往又是按照“内部掌握”的方案来进行的。如此推行政务活动公开，会使群众形成被愚弄的认识，这样一来，反而会使群众同政府离心离德，消减了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从而会加剧政府的信任危机。
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