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冯明昌

张晨    北京青年周刊  2005年02月05日  

冯明昌

　这与其说是个牌局，不如说是个“局”，在这个局中，除了华光破产出局，当事各方仍在局中，只要“利己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还可以肆意妄为，那么另一个冯某还会被请上牌桌。

　　2004年6月，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报告提及广东省佛山市民营企业主冯某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这些贷款有许多没有用于生产经营，而是大量转入个人储蓄帐户或者直接提取现金，有些甚至通过非法渠道汇出境外。随着案件的公审，问题也逐渐清晰起来。

　　如果把整个事件表述为一场牌局，那么这是典型的“一条龙”，筹码上百亿，输家是中国工商银行南海支行和南海市财政局。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条龙的九张牌是如何凑在一起的。

　　第一张牌：冯某，真名冯明昌，南海沙头镇人，二年级文化水平，早年卖鱼，被人称作“卖鱼佬”。90年代做五金生意，后来注册成立了南海市沙头镇华光装饰板材厂，在这基础上发展到后来的华光集团。

　　第二张牌：南海市财政局局长孙伯宽，以及孙的继任者何伟林。1997-1998年间，冯明昌因为“缺少足够流动资金”，向时任南海市财政局局长的孙伯宽提出借款开始，这几人共挪用近十亿元南海区财政局的预算外资金，当地人称华光为“第二财政局”。

　　第三张牌：霍栩，财政局的副局级官员。霍栩拥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华光集团的财务顾问，实为财务总监，冯明昌都搞不清楚的事情，都由此人亲自操刀。

　　第四张牌：工行南海支行。尽管早在2000年，工行广东分行信贷管理处关于华光《统一授信审批报告》中指出，华光在工行系统风险较为集中，而且贷款抵押率为50％，贷款第二还款来源落实不足。但在该行某些高层领导的配合下，贷款仍不断流入“华光”。其中南海支行贷款就高达75亿元。对冯明昌的指控显示，冯在此期间行贿款项多达数千万元。

　　第五张牌：国土和房产管理部门。据媒体报道，冯曾经用一块不属于他的空无一物的农田去银行抵押，称这块土地上有28栋高层建筑。该部门为冯提供了证据，冯用这块地从银行贷到了几个亿。

　　第六张牌：孙伯宽之子孙延辉，他已经拥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与冯明昌和冯的妻子三人共同持有香港华森公司的100％股份，内地华光集团的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很大一部分都转入了这家公司。
 
　　第七张牌：地下钱庄。这种不能见光的“金融机构”为目前不少民企提供了某种方便。

　　第八张牌：造星运动。2003年，广东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冯成为受表彰的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冯向外界号称华光是“亚洲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拥有自己的运输船队和飞机。媒体称之为“娴熟运用资本手段快速扩张”的“意识超前的企业”。

　　第九张牌：南海区委书记陈仲元。据何伟林的供词称，“在2002年，就向陈仲元汇报过冯明昌借款的情况。陈答复说：“工行都借了那么多钱，他们都不怕风险，我们怕什么？”

　　在这场牌局中，坐东家的是华光集团，坐西家的是南海市财政局为代表的某些政府部门，坐南家的是工行南海支行，坐北家的是华森公司。他们分别代表了民营资本、权力资本、国有资本和利益人的海外窗口公司。他们同台博弈，民营资本在表面上是最大的赢家，但实际的筹码都流到了窗口公司。

　　抛开了他们的社会外衣，都是西方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理性的人”或“具有理性的人”，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利己的人，二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当市场的制度缺失，道德约束也成了表面文章的时候，“理性人”在获私利的时候很可能以掠夺的面目出现，在这次事件中无法避免的局面就是权力资本成了最大的赢家，而国有资本成了被掠夺的对象，民营资本反倒成了跑龙套的。如果进一步描述的话，冯明昌是个木偶，孙伯宽等是在后台操控布线的，买票看戏的就是工行南海市支行。

　　冯明昌在法庭上说自己是“被逼受贿”，受贿是个主动性词汇，被逼则是个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词汇，“被逼受贿”是明显的矛与盾，违反逻辑关系。一个二年级的卖鱼佬显然没有创造词汇的能力，但恰恰“被逼行贿”能够揭示出在权钱交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谁掌握着主动权。

　　冯明昌是矛盾的，“被逼受贿”也是个矛盾体，不知道南海市财政局长孙伯宽们是不是也是矛盾的，工行南海支行是不是也是矛盾的，但在金钱之下，矛和盾化干戈为玉帛，他们都成为所谓的“理性的人”，露出狰狞的面目。

　　由于华光集团已严重资不抵债，2004年6月11日，华光系的六家相关企业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作为最大的债权人工行南海支行却不能宣布破产，南海市财政局也仍然照常运转。

　　这与其说是个牌局，不如说是个“局”，在这个局中，除了华光破产出局，当事各方仍在局中，只要“利己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还可以肆意妄为，那么另一个冯某还会被请上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