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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在技术变革、体制改革及传统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下岗、失业已成为重工业基地——辽宁省最为尖锐、最为严重的问题。 据统计，辽宁省现有城镇人口约219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3%），下岗人员约220万人，其中有一半实现了再就业，还有l1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如果算上大集体的实际失业人员，全省城镇实际失业率为15%至20%.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即使是在再就业劳动力中，就业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都不高，这无疑更加剧了整个辽宁省失业问题的严峻性。 随着大批传统产业不断精干主业、分离辅业的改革举措的推进，如果不能尽快形成可以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替代产业，这种产业与就业间的失衡矛盾将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事实上，这种产业和就业的失衡已成为影响辽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制约因素。 除此之外，辽宁省企业之间、银企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在趋于恶化，存在着财政金融不平衡的问题。在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的调查中就发现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抚顺特钢，年销售额约14亿元，而其应收账款却已达12亿元；沈阳鼓风机厂年销售额5亿元左右，应收账款为3亿元；沈阳水泵厂年销售额3亿元，应收账款2亿多元。根据这些企业反映，三角债和沉积债务已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企业再没有什么余力去搞发展了。另悉，辽宁省全省的存差目前约在1000亿元左右，全省地区财政收入1058亿元（其中，中央约580亿元，地方不到500亿元，这些数字包括了预算外收入），但省市级建设财力只有40亿元左右，比大连一个市的建设财力高不了多少。 可以说，这种财政—金融的不平衡与产业—就业的失衡互为表里，使辽宁省经济处在一种不良的循环陷阱之中。 就在辽宁省经济处于不良循环陷阱之时，过去支撑该地区粗放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日趋枯竭。使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问题，顺理成章地摆到了辽宁省的面前。在辽宁全省14个地级市中，阜新和抚顺自然资源枯竭问题最为突出。抚顺的发展是因煤而起，有上百年的开采历史，最高时期的煤产量曾达到过1500万吨，现在是600万吨，今后还有可能进一步萎缩。历史上，抚顺煤炭行业的就业人数曾达20多万人（还有30多万的家属），而现在仅有10多万人，其中有一多半下了岗，在岗的也就3至4万人。由于抚顺煤炭行业的产值占全市GDP 的比重不大，所以转型问题主要表现在矿区和大量煤炭产业工人的再就业上。但在阜新，这就变成了一个全市性的问题。因为那里的主导产业就是煤炭采掘，煤炭资源的枯竭关系到全市近200万人的生计和出路。 这种区域布局失衡的状况并非辽宁省一省所独有，我国许多地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它是产业—就业失衡与财政—金融失衡的一种区域表象。破题失衡僵局，重建平衡新格局，出路就在于——城市转型。□ 构建产业—就业新平衡 □邓英淘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退休工人现在只有400来元的退休金，一些失业工人在扣除了所谓“虚拟收入”后，只能领到百八十元的失业救济金，一些家庭一个月不敢吃一两次肉。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消费需求那么难以启动。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的表象背后，是产业与就业失衡导致的社会底层群体的收入下降。 产业-就业失衡的严重后果在于，它打断了原有的收支流程，并使相当数量人群的收入难以提高乃至下降，从而进一步造成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停滞甚至萎缩，最终导致消费与投资脱节，投资效率降低。于是，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水平，政府不得不提高投资率和投资增长水平。 要在新的条件下，重建新的平衡，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新的发展阶段有所认识。以往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这样的特征：在消费方面，以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为主；在投资方面，以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内部供求循环为主。但在今后的发展阶段里，这两个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消费方面，将以能源、重化工、高加工度化工产品及其支撑的相关服务为主；在投资方面，为满足能源、重化工、高加工度化工消费资料及其相关服务的生产，提供生产资料。 在这方面，美国二战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直观说明。从二战后到70年代末，美国的三大支柱产业是住宅、汽车和钢铁。其中住宅和汽车是那时的主要生活消费资料，而汽车和钢铁主要是服务于提供这种重化工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这一全新的经济主导循环流程完全不同于二战前的格局，它支撑了美国经济三四十年的发展。今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这幅图景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城镇住宅与公用事业：产业重组的火车头 在新的发展阶段，要重建产业-就业平衡，关键之点在于找到能够稳定、大量、有效吸收劳动力的替代产业集群。这个产业集群就是城镇住宅产业和公用事业。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我国今后50年的经济增长中，住宅产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可达30%至40%（如果加上公用事业，则贡献份额可达40%至50%），住宅产业及其相关服务业可以多吸纳0.8亿至1亿的劳动力就业。 辽宁人口占全国的3.25%（2001年），以此乘以8000万至1亿，得数为260万人至325万人。也就是说，辽宁的住宅产业与公用事业可在今后为该省多提供260万至325万个就业岗位。目前，辽宁的失业人口约在180万人至240万人，这个数字低于上述范围。 辽宁现有城镇人口的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约19平米，低于同期全国平均21平米的水平；同时，辽宁的城镇人口比例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因此，适时启动大规模和高水平的城镇住宅与公用产业的建设，会使辽宁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效果有可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就可以在新的发展阶段重建产业-就业平衡，为原有传统重工业的分流人员和新增就业人口提供大量稳定的新的就业岗位；并为其他产业（如钢铁、装饰装修、通讯、电力、家用电器、商贸、服务业等）提供新的市场与需求。如此，就可以在一个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形成新的收入来源、收支流程和供求格局，并不断提高总收入和总供求的水平。 然而，要提高城镇住宅建设的发展速度，扩大住宅市场的容量，就必须把过高的房价收入比值降下来。目前辽宁的这一比值平均约为7，应该降至5以下才比较合理。关键是要形成新的房价形成机制、降低房价水平。舍此，不能实现住宅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带动力及其对就业的巨大吸纳能力。 钢铁、石化与造船：走宝钢成功之路 辽宁的钢铁、石化与造船产业在全国同业中具有重要位置。粗略地说，它们的产量和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10%左右。全国的三大钢铁中心（宝钢、鞍钢、武钢）和三大造船中心（大连、上海、广州黄埔）就各有一个在辽宁。因此，这一产业集群的产出不再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是面向区外市场、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如造船）。 除此之外，它们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优势。例如，鞍钢具有我国自行设计、自主知识产权的1700中薄板坯连铸连轧（简称APS ）生产线，其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结束了我国现代化热连轧设备只能全部成套引进的历史，成为当今世界包括日、德、意在内的少数拥有这套技术和装备的国家之一。抚顺石化公司更是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重油接触式催化技术，过去炼120万吨乙烯大约需要1200万吨石油，现在只需480万吨石油。大连造船公司也完全掌握了世界最新的分段重组造船工艺。 在该产业集群中，很多骨干企业都是中央直属企业，并有可能形成其他融资渠道。例如，抚顺120万吨乙烯装置投产需要200多亿元投资，中石油总公司就表示，如果回报率高，自己就可以投。 在精干主业、分离辅业的过程中，这些产业集群的主业从业人员必然会进一步减少，且很难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从这些特点来看，我们的直感是，在辽宁重建新的产业-就业平衡的格局中，该产业集群应该以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企业或公司为中心，打破全省地市的区域行政分割，重建已经断裂的产业组织纽带，以此做大做强，全面提高自己在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形象地说，即走宝钢重组的成功之路。 装备制造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目前，我国已形成一批跨省区的装备制造业集中地。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制造集中地；珠江三角洲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集中地；西部的军事装备制造集中地；东北重大成套装备制造集中地。 而在东北地区，辽宁居于首要地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方面的情况。 在目前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在1978年以前这个比例仅为30%），其中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70%市场都为进口产品所占领。近年来我国出口虽然增长迅速，但不少是建立在元器件、技术和装备大量进口的基础之上。据统计，在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零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方面，中国要增加100万元美元的出口，就需进口50万美元的零部件等中间产品。 根据我们的分析，200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进口额约为8800亿元人民币，合1000亿美元。两相比较，辽宁及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装备制造业在中高档装备投资的进口替代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即便拿到其中市场的20%，其销售额就近2000亿元。 辽宁装备制造业的更新改造和全面振兴只有面对这个市场，并由此起步，才能有明确的方向和广阔的前景。如此，辽宁提出的“两高一深”（即发展高新技术，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搞好资源和原料精深加工）原则才能落到实处。 由于制造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层次性，可以结合实际在不同行业确定多样化的目标和方式。如在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领域，可在较长时间内主要承担组装厂的功能；在一些技术相对成熟的制造业生产领域，要逐渐成为生产工艺性技术和大批量管理与分销技术创新的中心；而在一些重要的消费品、传统重化工业产品、甚至是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制造领域，形成比较强的、甚至是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两高一深”原则在不同的装备制造业，有不同的具体技术路线和实现形态。 对于重大成套装备的进口替代乃至出口导向方式（如通过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委托加工的一环，并沿着纵向垂直分工体系向上攀登；与跨国公司全球体系进行横向水平式的竞争协作），已不能再局限于企业的层面，甚至也不能局限于省内各企业的范围。例如，在石化成套设备方面，一重集团成功为镇海炼化总厂研制出21/4C-1Mo-l/4V新材料的加氢反应器，已达世界加氢反应器制造水平的前列；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能通用CPU 芯片“龙芯”l 号，可用于网络终端机、工业控制计算机设备（如数控机床）。 这些年来，由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我们没有形成专业化、大批量的基础零部件产业。由于缺乏成套设备的系统设计、系统生产和专业的总承包商，企业孤军奋战，地区画地为牢，产品链条脱节，配套能力低下，甚至无法承接国内外成套设备订单。对此，可考虑成立跨省区的装备工业振兴发展促进会（民间社团组织），下设若干分会。其成员为装备工业的核心或骨干企业的领导，管理和技术人员及高级技工，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专家和学者，大用户，政府相关部门人员，金融部门的有关人员。由此入手，逐步重建装备工业的产业组织网络。 根据辽宁的实际情况，应争取中央在此做一些大项目，以项目带动装备工业的生产和创新。从未来二三十年看，辽宁一次能源的80%以上将由省外供给。因此，可考虑把辽宁作为核电国产化项目的试点省份。又如辽宁水资源严重短缺，而其海岸线长、冬天的热负荷大，可考察采用低温核供热的办法淡化海水，到冬季供热，乃至水、热、电、冷、矿联产。 综上所述，辽宁在装备工业领域的招商引资与合作应该是全方位的，对外资只是一方面，而与外方的整体合资很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营造财政－金融新平衡 □王小强 现阶段，要想实现产业和就业的平衡，必须首先对财政金融的不平衡进行调整。 城镇住宅产业具有吸纳就业的巨大潜力，同时，该产业由于具有高收入弹性（需求层面）与超长产业链条及高生产率上升率（供给层面），因此完全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但是，相对于收入而言的过高房价，严重阻碍着住宅产业的增长和就业效能的实现。道理很明显，房价过高，大多数人买不起房，租不起房，住宅产业建设规模的扩张就受到制约，其吸纳就业的效能就将明显减弱。由此，收入水平将难以提高，这又进一步限制了住宅产业的发展，使其增长效能难以充分实现。 然而，要降低过高的房价，必然要涉及目前房价构成中诸如市政配套费和各项税费的减免和调整，这将影响城市公用产业（水、电、气、热、冷、通讯、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的发展，不利于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这类建设费用要有新的收支流程来提供，否则过高的房价将难以降低。这正是重建财政金融平衡的核心。 市政建设债券 目前城镇商品房的房价构成中，土地费用约占15%，建筑成本约占35%，市政配套费和各项税费约占20%，开发商利润约占20%.下面我们对其逐项讨论。 土地费用目前土地费用一次性进入住宅建设成本和房价，这是极不合理的。可考虑改成向住宅消费者或使用者按房价的0.83%逐月征收住宅土地税，折合成年率为1%.在一定年份以后，这笔税收的年征收额可达上万亿元。具体到辽宁，这一数字可达400亿元，完全可以支付与住宅开发相关的土地费用（如征地，拆迁费用）。 建筑成本假定仍保持35%的比例。 市改配套费和各项税费本着谁受益谁付费，受益多付费多的原则，将用于兴建自来水、污水处理、煤气、供热等四源费用和大市政费全部免去。这可使项目至少削去15个百分点（这些建设费用应向实际使用者收取，如供水设施的折旧等费用应计入水价）。 开发商利润国外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大约在8%至10%，我国水平相当于国外的2倍以上。因此，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如住宅建设招标），把开发商的利润降到10%以内。 由上分析可见，房价下浮潜力可达40%左右。即目前2000元一平米的房价可降至1200元左右。这样，辽宁的房价收入比将由目前的7降至4.2，大多数人就可买得起房或租得起房了。大规模和较高水平的住宅建设也会因此启动，住宅产业巨大的增长和就业潜能也就由此逐步实现。鹤岗的经验应是一个好的佐证。 不过，由于我国的城市建设欠账过多，在启动上述过程时，毕竟需要相当大的初始投入。加之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不高，马上一步到位地调整各项公用事业收费还受到相当制约，这就形成了一个支出和收入间的现实资金缺口。 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可考虑发行市政建设债券。该债券以省为单位，以省的财政收入作担保，按省地方财政收入的15%确定年发行额度，由省人大审议和监督，专款专用。根据实际情况，可考虑连续发行10年至20年，10年以后开始归还本息。 辽宁目前的地方财政收入约500亿元，如按15%的比例发行市政建设债券，以15年为期，累计可发行近2000亿元，年平均规模约133亿元。这与该省目前四源费用和大市改费用大体相当。如此，城市建设的资金缺口便得以弥补。 总之，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对于像住宅这样的大众消费品，如想使其尽快地发展起来，要务是尽可能地在经济的范围里降低门槛，使大多数人能住得进来，消费得起。只有这样，就业总水平才能持续增长，税源和税基才能不断产生和扩大，城市也才会变成不断增值的财富源泉。这恐怕正是成功运营城市的关键所在。 当然，由省级政府发行债券，涉及到预算法的调整和修改。在开始阶段，可考虑颁布临时条例，在辽宁省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相关省份推广。 财政贴息、企业债券和清欠 有了市改建设债券，城市建设的资金和投入就有了可靠而充实的来源，地方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把目前手中有限的建设财力用于扶持企业的“三改一加强”以及企业间的整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对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及市场前景的核心或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和部分流动资金贷款，实行财政贴息。 辽宁目前省级建设财力约40亿元。如以贴息3个百分点来计算，就可以调度银行贷款1200亿元。这个额度已超过了辽宁全省的存差总额。这样将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骨干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和银行资金“闲置”问题。如果这项措施能连续实行5至7年，那些处于临界状态的骨干企业就能喘过气来，摆脱其在结构调整阶段所处的困境，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如此，企业的税收就会增加，财政上的这笔投入最终仍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其次，对于那些具有技术优势、市场前景或具备一定上市条件的骨干企业，可考虑允许它们发行可转换债券。所谓可转债券，是指公司债券持有人按预先确定的比例转换为该公司普通股的选择权，一些中小型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弱，发行可转换债券，可以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又可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求。 另外，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辽宁省企业间及银企间的“二角债”和“三角债”问题仍很突出，而那些好的或较好的企业基本都是应收款大于应付款。针对此种情况，如能首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有针对性的清欠，将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增加那些好的或较好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有助于减轻它们的银行利息负担，改善其财务环境，增强其发展后劲。 老工矿业基地转型基金 据估算，全国因矿山枯竭而产生的困难职工总数约300至400万人，并影响到1000万人以上职工家属的生活。其中，辽宁阜新颇具典型性。煤炭资源枯竭的阜新市，城镇居民有84万人，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165元）以下的居民就有21万。职工32万，其中下岗职工就达15.6万。2002年还有7家煤矿和企业破产，又有3万多职工加入了下岗失业大军和贫困人口行列。 阜新城市规模较小，地方企业很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很大。因此，只要煤矿关闭，职工及家属多数就沦为贫困人口。近5年，该市GDP 平均增长率仅为2.7%，比西部地区还低。 去年，国务院把阜新确定为全国唯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试点市。但据了解，国家目前并没有为阜新划拨专项转型资金，而是继续按照过去传统产业渠道下划资金，只是在总量上对阜新有所倾斜。 资源枯竭矿城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其核心在于资源枯竭型企业如何摆脱困境。经过多年开采，许多老矿山资源耗竭殆尽，而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源枯竭矿山的补偿和转产的良性机制，衰老矿山已不堪内外重负，难以靠地方和省级的力量解决闭坑转产中的许多问题。 对此，可考虑延伸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概念。即在地区财政收入的中央部分中，按一定比例返还地方，作为资源枯竭型工矿城市的转型基金。2001年，辽宁地区财政收入合计为1058亿元，其中中央收入约580亿元（地方收入约482亿元），若以5%的比例返还，即为30亿元，5年累计为150亿元。这个数字与阜新全市规划的180亿元转型投资大体相当，而就辽宁目前的财政情况来看，根本无力承担这个重负。□ 枯竭城市复兴：产业转型 □杨莹 在沈大高速公路两侧约100公里车程范围内，散布着构成辽宁省工业骨干的城市，除沈阳、大连外，还有煤都抚顺、钢都鞍山、石化城辽阳、煤铁城本溪、轻工城营口及油城盘锦。8市人口占全省的60%以上。这条城市带，可以说是我国有代表性的重化工基地是东北地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的黄金城市带。因此，这里也是辽宁的精华所在，是辽宁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的主翼。只要抓好前述三大产业集群这个主导循环，重建产业就业平衡和财政金融平衡，重塑辽宁经济的辉煌前景，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反观辽宁区域经济格局的侧翼——辽西北地区，情况则大不相同。在辽宁14个贫困县（市）中，辽西北地区占了10个，其中又有8个分布在阜新、朝阳两市。同时，阜新和北票市（属朝阳市）又是辽宁产业转型的重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只有搞好辽西北地区的产业转型，那里的脱贫和复兴才会有希望。 草业、畜牧业与农产品加工业 辽西北地处欧亚草原带向东延伸的末端和科尔沁沙地南缘，年降雨量约400多毫米，完全有条件发展草产业。 目前草产业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它的产业关联度相当高，对旅游业、房地产、城市环保、食品工业及中药等业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一吨干首蓿价值约1000元，相当于6至7吨原煤的价值。而其投入又远低于后者。据分析，种植牧草的效益也远远高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效益。以亩收入来计算，种植牧草相当于种植玉米收入的3倍。 国际市场上每年牧草产品需求的缺口约在1000万吨左右；其中，北美200万吨，欧盟100万吨，东南亚250万吨，台湾地区250万吨，日本1125万吨、韩国100万吨。即70%的需求集中在我国周边的日、韩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主要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首蓿草粉和草颗料饲料，长距离跨海远输的费用昂贵，导致每吨苜蓿草颗料饲料约在250美元左右。辽西北草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辽宁又与日韩相比邻，且与东南亚等地交通便捷，海运畅通，如果能抓住商机，发展草产业，将有巨大的创汇、创利空间。 大力发展以草业为基础的草地畜牧业，是改变当地畜牧业高消耗、低产出，抵御自然风险能力低下等不利状态，以及发展高效、低耗的集约化畜牧业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提高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调整广义农业结构的必由之路。 当草业和草地畜牧业发展起来之后，畜禽蛋奶产品将成倍增长，农产品加工业亦将乘势而起。“九五”以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至2001年底，全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值为6968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24.6%，出口交货值5090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品出口总额的31.3%；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业人员1513万人，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27.8%.“九五”期间，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5%，是同期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这也就是说，面对省内、省外、海外市场，在辽西北地区发展草产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完全有可能替代那些行将枯竭的矿山产业。 清洁能源、公用产业与住宅产业 在阜新和北票等煤矿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过程中，除了要形成新的主导替代产业外，还要注意以新的方式续接能源产业及其产品流向的变化。即由以往向区外供煤、供电为主的产品流向转为区内生产和生活用能自给为主的流向。 通常说来，煤矿的回采率为50%至60%.因此，即使是枯竭的煤矿，也有相当一部分煤炭留在地下。如果以新的方式利用这部分资源，实现区内高水平的生产和生活用能，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这个续接过程还可使原有煤炭采掘的下岗工人实现一部分再就业。 让煤在地下燃烧生成可燃气体，然后通过管路输送到工矿企业，这一技术经山东新汶矿业集团和中国矿大科技人员联合攻关已经实现。他们克服了国外主要采用的“无井式”煤炭地下气化工艺投资大、风险大、规模小、效益低的缺点，创造性地采用“有井式、长通道、大断面、两阶段”煤炭地下气化新工艺，在我国首开煤炭地下气化产品大规模应用的先河。目前，该矿区的工业锅炉和2万多户职工家庭已用上了这种地下气化煤气，并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气化煤气发电试验。这项新技术比传统煤炭开采工艺节省投资78%、节约成本62%，提高效能3倍，吨煤价值可提高10倍以上。由于煤炭地下气化后灰碴留在地下，避免了传统煤炭开采和地面气化造成的废气、废水、废碴等污染，还可大大减少因煤层采空而造成的地面下沉。 这里之所以强调能源产业的续接问题，是因为未来30至50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将由目前的1吨标煤增至4吨左右，即翻2番；而高水平的能源消费，是高水平的城市生活和生产的基础。 实际上，所谓的城市公用产业，（电、水、热、气、冷、垃圾处理、污水处理、通讯）也是以能源为基础的。目前居民在城市公用产业上的支出额大幅增长，城市公用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新的区际交换流程 在发达国家中，家庭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主要是畜产品）的比例约在25%，用于住宅的约占20%至25%，用于燃料和能源的支出比例在20%.这三大类开支约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65%至70%.我们称之为食品用畜、居住在城、生活用能。我国目前正由以往的食品用粮、居住在乡、生活用柴向此加速转变，全面地完成这一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在这个转变过程加速之前，辽西北地区的矿产资源主导型城市（如阜新）与区外交换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大量输出煤炭和电能，以此换回本地不能生产的产品（如采煤机械）。目前由于煤炭资源进入枯竭期，这个交换流程已无法维持，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辽西北的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通过发展草产业、草地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加工程度，由大量输出煤炭转变为大量输出草粉、草颗粒饲料和畜禽蛋奶产品，从而与区外形成一个全新的经济交换流程。这个交换流程和区内的能源、住宅和公用产业等相互配合，完全可以实现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及该地区经济的重振与复兴。□ 编后语 编完前面三篇文章，稍稍松了一口气，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资源枯竭城市走出困境的希望。无论邓英淘提出的构建新的产业—就业链模式，还是王小强文中提出的财政—金融新平衡模式，都不失为使资源枯竭城市尽快转型的现实办法。但编者仍然觉得意犹未尽，有些道理和担心必须要说一说： 首先，资源枯竭城市目前的困境是怎么造成的？当然，学者专家们都能说出几十种理由。但有一点是根本性的，即在长达4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资源输出型城市采取的光提积累（强调“做贡献”），不讲补偿和替代机制的“国策”造成的。 其次，光靠市场经济的办法能否让资源枯竭城市成功转型？答案是不乐观甚至是否定的。编者当然愿意看到市场经济体制对全社会原经济体制的成功替代和良性动转。但这一新体制在资源枯竭城市很难自动生成，原因在于他们与率先走上市场经济体制的其他城市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而这恰恰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应该努力营造的市场经济前提。试想一下，当一个城市的血液基本被抽空、环境严重恶化、人员素质在基础产业中被高度专业化，同时资本又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它有什么能力去创造一个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新的产业链？因此，政府必须提供若干前提，比如能否通过发国债的方式，向资源枯竭城市进行转移支付（用于营造新产业）；能否通过国土整治对资源枯竭城市进行再造；能否对资源严重恶化的城市（如经常发生塌陷的阜新——在那里建房地产有点不可思议）进行开发性移民；能否尽快创造多种基金模式，对正在滑向资源枯竭的城市给予提前转型的支持，等等。 最后，市场经济是法制和信用经济，在法制和信用尚不能有效建立的资源枯竭城市，各种盲目的招商引资都有可能被“灰掉”或“黑掉”。因此，法制、信用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真正市场杠杆（如资源税的开征）的运用，可能比寻求市场化的资本力量更重要。 希望资源枯竭城市这一话题，能引出某种正本清源的认识和深入讨论。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改革》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