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三则
——谈谈理论 理论家及理论学习
一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去办事，总是会得心应手和心想事成。没有科学的头脑，没有丰富的知识，没有首先解决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种种不合拍和背离，要想办成什么大事其希望是渺茫的。生活中有许多不学无术而又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在处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事务时，总是喜欢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办事，结果总是办傻事。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常办傻事的人不是因为主观与客观相脱离所至。社会主义实践如果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基础之上的，我想也断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实践了近百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现实情况是，我们越是按照书本理论去建设社会主义就越是无法前进一步，其中原因也是不说自明的。
实践是从不给任何人面子的，无论你是何人，皇帝老子也一样，只要你对某个事物无知，就叫你吃闭门羹，就叫你在众人面前丢人显眼下不了台，就叫你身陷困境束手无策。指挥战争不能取胜，指导经济不能发展，漂亮大话不能兑现，美好计划全部泡汤。
理论之于实践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人们加强理论修养的目的就是为了不犯或少犯错误，理论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学习理论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大要务。人们重视理论却又难以甄别理论的真伪遂使各种不成熟甚至错误的理论盛行蔓延。许多理论是不完备的，还有一些理论甚至是充满错误的，这些理论不仅对实践的指导毫无用处，还常常误人至深。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博古等人之所以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不是因为其没有理论，相反，他们有满腹经纶，有着扎实的通过了苏联正规院校里无数次考试并获得了
事实上，人们通常所说的理论，不过是指人们对于某个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和运行规律的较为完整和系统认识的抽象描述，是那些追求理性的人们在自己的一些亲身经验和间接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大脑的系统思考分析后得出的较之于感觉印象片段等都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那种东西。理论可能是科学的，但不是说所有的理论都是科学，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人们对于某个客观事物各个方面实际情形的已经完成了的正确认识。在许多时候，理论可能是大话套话，可能是理想决心，可能是官样文章，也可能是巫术算命。所以，我们不可没有理论，也不可过于迷信理论。
历史上有一种理论，俗称玄学，它总是用那些不甚严密不甚科学的概念去组成自己的体系，并以玄机自居去解释世界，预测人们的未来生死与祸福，似乎无所不能，但又总是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感觉，而越是这样，它越是以此炫耀自己的理论高深莫测，并非常人的智慧所能洞悉。不知其理的人们还总是信以为真，自叹上天所赐慧根不足。实际上这种理论用来唬人哄人是可以的，用来处事则百无一能。在经济学当中，就有这样的理论，后来学者可要当心，一旦误入歧途，可能一辈子也学不到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这种理论之所以让许多人上当，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理论上并非一无是处，它在看待事物的某些片段时，观察问题的方法常常又有许多时候是认真仔细的，甚至在对事物的整体认识上还是讲一点辩证法和逻辑性的，问题是其在对事物的全貌进行总结归纳和具体描述时又常常夹带着许多主观唯心片面的东西。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这是多么的深刻，它反映了一个大系统中矛盾诸方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一般情形。然而，说任何一个大系统都一定由五个矛盾着的方面组成（比如“五音”说，“五味”说，“五脏”说等等就是这种哲学的反映），说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会有祸福等等，就难免有些让人觉得迷茫了，你如果有办法能使算命先生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就很容易发现其推断的荒谬可笑了。
二
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可谓是多如牛毛，他们所著的理论书籍也是数不胜数，不要说去认真研究，就是将他们的著述粗略地读一遍我看也得花上数年时间。这里面有些书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我们有许多所谓的经济理论专家和权威，他们对劳动、需要和价值等几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未必是很清楚的，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去大谈什么 “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价交换”、“剩余价值”以及这个规律那个学说，什么“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这个要“改革”那个要“创新”，简直就是天方夜潭！所以，在经济学领域，你越是想多读点书，多学点理论知识，有时候你就会越糊涂。因为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对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并未完成，加之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学相对于其它任何一门科学来说都是一个最庞大最开放的系统，起作用的内外部因素极其繁多复杂且又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在目前阶段仅从书本上去研究经济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在研读学问，倒不如说更多的时候是在观看杜撰。
在我国，有些功利主义思想极重的所谓学者，一经踏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由于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和驱使，总是首先选择并直接进入经济学的前沿，直接对现行经济制度和改革措施指手划脚，而对这门科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却毫无兴趣，唯恐贻笑大方，他们在方法上有些象人类历史上那些探索生命奥妙的巫术道人
生物界的科学家们就比经济界的所谓理论家们要好许多，他们在研究生命和生老病死的奥妙时早已经懂得摒弃一切玄学观点和表面现象，自觉从微观世界着手，从认识细菌细胞和基因着手。而经济界的理论家们则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总是喜欢直接去研究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似乎不这样就是离谱，就是不联系实际。他们根本不懂得，当我们在认识了细菌和细胞这些东西后再去看一切玄学先生们对生命和生老病死的解释，就会觉得十分荒唐；当我们在对基因有了全面认识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对生命和生老病死的认识，也同样会觉得有许多东西是可笑的。同理，在经济学领域，如果我们能在基因级别有新的发现或全新的认识，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的许多理论、政策和措施，也必然会有许多可笑的事情。
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现在在做什么呢？在搜寻美国等西方学者的新观点和新提法，然后又拿到中国来兜售，因为这东西在中国很有市场，一是大家没见过，人人都觉得新鲜；二是穿着洋外套，许多人都捧为珍宝。所以，干这个行当的人很多，也颇有面子，不失为中国理论大鳄的风度，谁若是要对其质疑，他会大言以蔽之曰：你懂什么？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独立去研究完善我们的基础经济理论并以此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他们反倒毫无兴趣。
惯于从书本上去研究问题，是我们中国的某些理论权威们的另一个大缺点。他们以为我们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现成的书本中找到结论，都应当从书本中去寻找。人人都以多读几本书为荣，以能说几句书中之言为幸事，能从名人的书中引几句套话到自己的文章中就更是有学问的象征。也确有一些人以为这样就是有见识、有水平、理论功底深厚的表现。有不少理论权威其名誉地位就是这样得来的，同时，也这么去教学生，他们只习惯于用书本中的理论去解释实践和评判各种政策措施的正确与否，而不习惯于用实践中的各种第一手的资料去考证书本中的理论和发展书本中的理论。所以很难有所作为，很难写出什么有用的有见地的东西来，在理论上不能突破前人，在实践中又很难有所创新。当今我国的经济学家从人数上讲绝对不在少数，但对经济学的贡献却是无人敢恭惟的，“炒现饭”的手艺决定了他们很难造出新的产品来。
对名人的盲目崇拜，也是我们一些理论家常犯的一个毛病。在中国确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研究别人的理论著述时，常常兴奋的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自己手头的各种资料的价值，完全忘记了自己一直信赖的思维方式和各种经过自己认真考证过的结论的价值。这些人在对待前人特别是名人的理论著述时方法上是欠科学的，他们总是以十分崇拜十分敬畏的心理去学习前人的理论，似乎不这样做就对不起名人，对不起传播名人思想的老师，就会在理论上误入歧途。事实上，这种态度只会使我们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最可宝贵的独立思考精神，只会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庸俗和僵化起来，只会使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完善受到不应有的阻碍。
也有一些做理论工作的人，每天都在想别人所想，说别人所说，不会说自己想说的话，或不敢说自己想说的话。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有些人总认为理在名人手中，只有名人才是至尊至圣的，就因为自己只是小字辈，没有头衔理也没了，只有正确理解名人思想的份。其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从不敢开动自己的脑筋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从来就不愿自己独立考证任何一个思想观点，大脑里装的全是别人的东西，或是某本书上之言，或是某位权贵之说，终归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主见，一辈子只能在理论上做个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当个给名人添手加足的臭画家。可笑的是这些人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自欺，还要欺人。
有极个别的理论权威，他们在学术上又岂止是“炒现饭”，简直就是学术贩子、学术骗子、学术痞子。他们不是靠学术成果吃饭，而是靠学术剽窃、学术倒卖、学术欺骗、学术垄断、学术压制吃饭，靠设置学术门槛和掌控学术评价吃饭。这部分人在学术界的比例虽少，但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危害极大。
没有过硬的理论家，也就导致了另一种情况，即领导就是理论家。为什么有些领导喜欢到处去讲话，而且几乎是逢会必讲？因为我们没有过硬的理论家。所以，在中国不论是谁一旦成为领导，似乎就成了集思想、理论、知识、水平、权力于一身的人物。再大的理论家见了“领导”也立刻就变得十分谦虚起来：“领导，我听你的”。而我们的某些“领导”们也总是那样充满自信当仁不让。与之相比，我们的一些理论家们则实在是有些相形见绌，常常是自信不足而谦逊有余，领导说一就不敢说二，一辈子只能帮“领导”吹喇叭抬轿子。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帮了领导而是害了领导，有你这个理论家和没有一个样。
三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杰出的经典理论家，他们本人对前人及同时代理论家们的理论著述是毫不盲从的，而是时时用审慎的态度对待之。他们不仅十分重视前人的理论，更不轻看自己的实践经验。他们从未把前人和自己的理论当作人类对于客观事物认识的完成形式。相反，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本来一点都没什么奇怪的，可就是有那么些不知此理的人们，硬是要将某些名人某个时期的个人认识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当作真理的完成形式，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傻的事吗？还有比这些教条主义更懒的人吗？我看没有了。
我非常敬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一生都在为穷人，为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努力探索着。作为一个常人，他们不可能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搞清楚，有些没搞清楚倒是正常的，我们不是至今还有许多问题没搞清楚吗？为何要去苛求他们呢？只有懒惰的庸人才会这样去要求前人，他们企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杰出思想家把世间一切深奥的事理都彻底搞清楚，并写在书本里，然后自己只要去读他们的几本书，就可以安享其成，就可以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理论家，就可以在芸芸后生面前高谈阔论，就可以在企业家面前指手划脚，就可以在政府做高级参谋，就可以让虔诚的百姓尊为圣贤心悦诚服。果真如此不是太开心太有味也太有趣吗？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太理想的东西也就太虚幻太漂渺。所以庸人们只好拿鸡毛当令剑，拿某种个人观点当圣经，以自欺而欺人罢了。
有些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并唱着马克思主义赞歌的人们，其对待前人理论著述的态度却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在当时那么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为了天下劳苦大众的利益，勇敢地向当时的传统理论进行挑战，仅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永远的尊重和敬仰。而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理论家怎么样？为了自己头上的光环，为了自己的个人地位和既得利益，或把传统理论当作圣经，或把西方的学术当成珍宝，只知道翻来覆去念，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也不许别人对它进行创新和发展，这叫什么态度？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人，特别是那些自认为学到了辩证法这个科学世界观的人们，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由某个时代的学者观点变为普遍真理，如果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任何新的贡献，或者只知道做他们已有结论的鼓吹者，只知道把他们的结论当圣经念，而不能用他们的理论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不能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发展的悲哀？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继承人自己的悲哀？
求全责备前人决不是今天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应持的态度，事实上，再出色的理论家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本身的局限性，都会做出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判断或结论，许多理论是需要几代人的接力才能完成的。任何把名人的理论当着是对某事物认识的完成形式的观点都经常是错误的，一切简单地对前人的理论指手画脚而不是历史地看待它的意义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只有死板的懒惰的教条主义才会这样做。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历史的客观的审慎的态度去对待前人所作的探索和结论，并以科学的方法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来。
一个杰出的思想理论家的问世，常常会使该时代和其后的许多有才华的学者羞于研究相类似的问题，马克思也好，凯恩斯也好，他们都曾起了这样的作用，对大多数人来讲，宁愿做一个他们思想的信奉者鼓吹者，荣誉的光环总是会来得更快些。大家都举手，我也跟着举手，一下就成了先进理论的代表和某某名人的化身，这就是我们一些理论工作者的心态。
一个普通百姓，其言论或行为发生错误，纠正过来并非难事；而一个领导干部的言论如果发生错误，纠正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一个著名理论家的言论或理论发生错误，纠正起来就难上加难了。然而，一个普通百姓的言论或行为发生错误，其危害和影响都小得很，而若是一个著名理论家的言论或理论发生错误，其危害和影响则就无法估量了，特别是在那些唯名人是从的国度里后果则更为严重。
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少这样的人，读名人的书不是因为它蕴藏着许多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而是因为它是名人的书，大家读我也读，大家说好我也跟着说好；并不是因为自己读懂了，发现了其中的科学成分，发自内心地感到有种受益非浅的欣慰，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名人，名人的文章就应当是好的嘛！所以，待那个时代过去后，就再也不提它了，再也懒得去翻他们的书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同样的方法再去读另一些名人的书，背几句新一代名人的话，从不自己独立考证一些问题，搞清楚一些问题。
现在许多人爱读老外的书，也不管其是否科学，反正当今大家都在学老外，所以只要是老外的肯定就是好的，先拿过来背上两段再说，然后再拿到别人面前炫耀一番。这叫什么态度？只务虚名，不求甚解。认真汲取各民族的文化精髓是必要的，但我们有些人似乎不是这样，他们所注重的只是外表而不是内涵，只要是外国人的洋货色，不任质地如何都认为是好东西，在这些人看来，外国的老太婆也要比中国的少女强，他们所看重的只是外国人的高贵出身和华丽衣着，而不是她的内在素质和生命活力。其实许多外国人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思想相对来说更客观更活跃，他们中有许多人总能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的生活经验，写出许多有见地有新意的东西来，他们在理论界的创新能力一点不亚于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创新能力。可我们虽是一个世界上叫改革创新叫得最多最响的民族，却同时也是一个出新知识和新产品最少的民族。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看要好好思考一下。
一般地说，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不可在书本理论里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前人的理论著述只要理解了就要赶紧从书本中出来，而回到实践中去，回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去，多花点时间去了解和研究生活，看看实际生活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是不是如我们的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有那些说到了，还有那些没有说到，有那些说对了，又有那些说错了，造成他们理论局限和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认识上有所前进，在实践中少犯错误。无论是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只有那些细心观察和密切留意我们身边各种生产生活实践际实情形的人们，只有那些不图虚名能自觉地认真地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进行艰辛探索和无畏创新的人们，才有可能真正有所作为；而那些只知谈经论典东抄西引的人们则常常只能是一事无成。
我们在写文章或做某项决策时，最可靠的东西不是那位名家所言，而只能是我们最熟悉的经过大量生产生活实践考证的经验，而一些名家所言如果与我们的实践常识相冲突，那就需要认真地加以甄别了。特别是在那些还未被人们真正认识的领域，最有权威的东西只能是实践，是那些公认的经过我们认真反复考证过的生活常识和经验，这些东西比起名人所言来往往更有价值。真实生活永远要比书本理论更实在更丰富更多姿，再好的摄影师都只能表现出它的某些侧面，要想真正了解生活的真面目，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观察。
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学习的最大任务是什么？是要对那些尚未认知的事物真正做一个有心人，长期潜心观察，循序解剖分析，系统周密考证；是要从前人的相关理论著述中发现问题，摒弃谬误，汲取精华；是要从大量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拔开枝叶抓住根本；是要在大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新提高，而不能象小学生那样只是机械地接收和存储。这并不是那些只知盲目崇拜名人的教条主义者和本本主义者所能做到的。只有那些自觉在崎岖的山路上有时经常是在无路的石头缝隙和茂密的草丛中不畏艰险辛苦探索的人们才有希望达到那光辉的顶点。在攀登经济学这座高峰时，如果我们只是循着别人已经走过的路线去攀爬，我想是很难达到新的高度并看到新的奇观的。许多时候要想真正给自己一次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自己手头的全部信息和借助自己敏锐的判断能力勇敢地创出一条新路。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