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些看上去毫不相关的名词放在一起讨论是当下杂文界最流行的写作伎俩，怎么说自己也是个文化圈内人士——至少也算离文化人比较近，或者认识几个文化人，因此附庸风雅一把也是有情可原的。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只要这样的文章还有足够的读者，写作就还没有失去它自身的意义，当然，前提是读者自由决定是否阅读，而不是通过强制，否则读者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谈到的两个名词多多少少都可以说与北外有关。我不想讲太多关于北外的美妙之处，以免引起同学们的微词——在我的印象中，大学生毕业之前没有几个会为自己的学校感到自豪的。这可以解释为他们的求知欲望太强以至于觉得学校没有教会他所有的知识，以便他毕业后可以直接应聘部长或上市公司经理——失落感是每一个大学生心里最能达到共识的地方。因此，有人讲大学就是大学人的伤心处。我不同意或反对以上的观点，因为这不是我今天讨论的重点。
初来北外时，有两件事让我觉得有趣，一是几乎所有教室不上课便上锁，这在我曾经去过的大学中还是第一次看到；二是两个校园由地下通道连接，感觉校园好像很大。一开始还觉得非常好玩，渐渐地就有些厌倦，到后来故意绕开，宁愿冒险穿梭在红绿灯都掌控不了的疯狂车流中。之所以不愿意走地下通道，一是因为推自行车上上下下着实非常麻烦，二是因为地下通道几乎每天都有各色人等在此处行乞。这些丐帮弟子们看上去显然都有博取路人同情的基本条件——风餐露宿的一张脸、浑浊无光的眼神以及怀中熟睡的无辜小孩。我几次都试图解读他们职业化的做作，理性告诉我，在这个包装盛行的时代，轻信往往是被骗的前奏。但是不得不承认，我每次路经此地都必须认真进行一次感情与理性的交锋，就如同毁誉参半的有效市场理论一样[1]，理性和同情心交替占据上风，这常常让我感觉到理论的无力，甚至会怀疑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大师教导。[2]
然而，正是这个让人心情复杂的是非之地却也充满了各种诱惑。每到入夜，各种摊贩和失意艺术家的加入，使这个钢筋水泥的通道变得生气勃勃。你所需要的生活日常用品、各种水果和零食以及水准不低的现场演唱秀在这个钢筋水泥桶中堆积在一起，考验着路人监守口袋的能力。抛开物质产品的提供者不谈，单看精神产品的提供者。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上述依靠别人的同情赚钱的行乞者，第二类是提供传统艺术的年长者，第三类是专攻现代艺术的年轻人。根据我的观察，这三类人的收益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行乞者的收益最少，半天都看不到有路人光顾他们的营生，基本属于低技术含量、粗放型经营；传统艺术虽然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可惜欣赏的人却越来越少，尤其在大学这样以年轻人为主的地方，更少有人问津，但其收益状况还是明显好于行乞者；以一把吉他、一幅自我陶醉态度出现的新锐派艺术家则成为大家追捧的热门，他们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换取的是这个行当里最高的认同，不时见有人驻足，换取的钞票也自然让同业眼红。
从市场的角度看，现代艺术的市场定位自然是最好的，颓废反叛的形象、充满悲伤的曲调、旁若无人的表达，正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与现实。而过于渲染的行乞者和墨守陈规的传统艺术已经不足以刺激路人的神经。按照市场竞争的传统理论，竞争可以自动调节行业之间的利润率，业者可以选择退出和进入来安排资本的去向。但在实际的竞争中，由于行业之间的进入壁垒，这一法则却并不太好使。如果不考虑市场准入的政府管制，技术和资产的专用性本身就已经导致了天然的进入壁垒，演奏二胡和吉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要逾越这一鸿沟需要大量的投入，况且，青春飞扬和放荡不羁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模仿的。此时，传统产业要实现伟大的复兴也便是一种奢谈，任何试图通过修修补补的改造维护传统产业地位的想法都是浪费社会资源。但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竟然被我们的许多决策者视而不见。在我国的传统戏剧市场，其逐渐萎缩和观众群体的老龄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让这种艺术形式逐渐退出市场——当然必须是自由退出，而不是花太多的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无意义的拯救。每当我看到一些没有判断力的儿童被打着各种名义的成年人欺骗，从小投入到没有未来的事业中去时——很多成年人因为自己的原因误导儿童学习传统戏剧，社会传媒甚至经常对此大加赞扬——心情就会非常沉重，让十几岁的孩子扮成《红灯记》中的人物，在台上演出自己并不理解的虚假角色，以满足一些拒绝现实的人的变态心理，是一种摧残而非培养。[3]在一个需求萎缩的市场上不断加大投入，是对稀缺资源的犯罪。无知的儿童用十多年的时间将生命投入到一种技能中去，就是用十多年的时间选择被市场淘汰，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大学教育面临同样的问题。大学阶段四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是极其宝贵的，如果在四年中，学校总是将各种过时的课程一股脑地塞给学生，对学生来讲，无异于是一种生命与金钱的浪费。在面临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时，他们的处境便如同地下通道中的二胡艺人，虽然自己付出了同样多的辛苦，但只能眼睁睁看着吉他手把钞票尽数收走而无能为力。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或者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转向有生命力的行业，或者逐渐向行乞者靠拢。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
学者的任务是著书立说、诲人不倦，不管是哪种情况，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卖论为生”。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检讨的是，所卖之“论”是否能够代表社会的需求，迎合买方的需求曲线，否则将“论”强行推销便有可能是误人子弟。这是一个理论碰撞的年代，在经济管理学科，各种过时的论调更是充斥期间。偏偏有人占据了权威的位置，想尽办法阻挡科学的前进，以维护一己私利，不管他人感受，在我看来，这种论调还是不卖为好。经济学是最提倡尊重个人选择的学科。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有儿童真正从内心喜欢古老的艺术形式，是发自内心地愿意为之献身。而此时，教导者的任务就是让决心为古老艺术献身的儿童明白，他的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如果个人真的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个人选择的多样化将是社会繁荣的基础。
就如同那个钢筋水泥的通道中，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经营方式——多元化和自由选择带来了通道的繁荣，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也是如此。所谓市场经济也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只要这种生活或交易方式没有对其他人造成影响，道德或法律就无权干涉个人的自由。学者卖论便是其中之一种。不同的学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论进行研究，也欢迎当众卖论，但其限度是不应该强行推销。但是，在大学里，往往占据主导权的理论供给方可以左右提供产品的内容，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并不大。如今之计就是放开卖论的市场，让不同的论者站到阳光下竞争，在消费与需求的博弈中决定理论的去向，这样，学生的钱也算没有白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卖论为生与沿街行乞倒也没有什么差别，交易面前人人平等，区别在于一个是博取人的同情心，一个是迎合人的进取心，两者都在作为合理的东西而存在。作为论调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对学术和学生的虔诚之心、对工作深深的责任心便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且关乎自己和所从事的事业的未来命运。
所幸我们的商学院还很年轻，更没有人以泰斗自居，在这里，没有哪种观点会被既定的权威所压制，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越是喜欢表达观点的人就越是受到鼓励——自由选择是形成繁荣局面的首要前提。[4]同许多老牌的商学院相比，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还面临着无数可能的选择，只要投入的方向正确，在最短的时间内冲到跑道的最前端反而是比较容易的。我想，通过鼓励创造性的思考，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沉淀成本的出现，减轻了这样的包袱，我们就可以比别人更快地轻装前进。
[1]有效市场理论是美国著名财务金融学家法马（Fama）提出的，如果简单解释就是资本市场对信息的反映是及时和理性的。这一观点受到很多实证分析的支持，也受到相当多证据的质疑，用法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半的证据表明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而另一半证据表明资本市场是无效的。
[2] 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经济学理论是否应该遵循道德标准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定，经济学更多地是考虑如何提高经济效率而不是过多地考虑道德标准。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效率标准比社会道德标准更加稳定，因为道德标准随时代的不同可以是根本不同的，而经济效率标准则相对稳定，引入道德标准讨论经济问题会干扰经济学的既定逻辑，使结论变得更不可靠，许多结论会因此而失去了其普遍意义。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并不反对提倡道德，而只是反对将道德标准纳入逻辑分析中去。
[3] 前不久，在某著名电视台看到一些小演员演出红色经典剧目，主持人介绍说，他们都是戏曲学校的小学生，被人安排从小学习戏曲。如果是业余爱好，自然是值得提倡，但主办人是希望依靠他们来振兴一门过时的艺术。
[4] 按照德姆塞茨（Demsetz）的观点，自由、产权、繁荣这三个名词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也就是说，通过计划或管制的方法，只能使经济陷入停顿。而现代经济学上所讲的自由是指生活和交易中的所有方面。通过外来权威安排的方式，限制了个人选择的空间，必将导致个人福利的损失和社会经济的停滞。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了所有的人类行为，而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你根本无法判断到底哪些领域是经济的而哪些不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一般性的方法，它的最基本的前提假定是出自于对个体和人性的假定，不管经济学的理论如何繁杂，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是其唯一的出发点。
“沿街行乞”与“卖论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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