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微言轻 匹夫有责
●常青
2005-04-15
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上，被现代人称为“知识分子”的先贤们伟绩在册，他们并不是当朝当代最为伟大的人，功不可比秦皇汉武，他们也并不是历史上有权有势的人，出类拔萃者只能算是一代言臣，还往往冒死进谏，危及家人。然而，他们之所以被后人景仰，是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的责任精神。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贤们无论是居于庙堂之上，还是隐于江湖之中，念念不忘的是民族兴亡之责任。
文明传承，血脉相连。历史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辈读书人难以割舍的仍然是责任心。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全国统一招生的大学生，从踏入校门的那一天起，是人民助学金把我养成，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攻读完博士学位，我永远感恩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因而，我无论是身处顺境、参政社稷，还是身为仕农工商之末、下海经营，都始终以报恩的心理来关心民族的兴衰，用我研究之长报效祖国。
《商务周刊》2004年第22期刊出了100个中国梦，当记者采访我时，我非常认真地对他讲，我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期货市场建设成为世界性的期货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当记者问及为何研究期货，在创建中国期货市场的过程中有何困难、如何面对之时，我一时感慨万千：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到如今白了少年头，是我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责任心和良知支持我走过来这段艰难困苦的历程。
我开始研究期货市场有两个起因。一个是作为一名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的政策研究者在当时双轨价格体制混乱之时，积极探索真正的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来解决“放开价格不等于形成市场”、“市场价格的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当时的改革难题，实质性地推进价格改革的进程。另一个原因是1987年我去日本研修金融证券，正值10月份美元大贬值，日本专家给我讲了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受损的事情，我当时如雷轰顶：我们的外汇挣来多不容易，出口一件衬衫只能赚几个美元，那都是父母兄弟的心血和汗水！我羞愧难当：国内报刊上将我尊为青年经济学家、新知识的宠儿，可面对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运营，我却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有一种负罪感，感到对不起养育我的人民，他们节衣缩食供养了我们这些名牌大学生，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人民的财富瞬间被强国掠走了而糊里糊涂。于是，我和期货结下了不解之缘。
计划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可背后有着巨大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若推进市场的建设，让市场价格来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权力集团、利益集团必将没有任何特权，因此，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中国的期货市场必然遭到他们的攻击和非难。1988年为了推进期货市场的建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联合成立了一个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我在小组里负责试点方案设计，邀请过一些权力部门的人座谈，理所当然，所有的声音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无论是商品还是金融由国家部门来计划安排才能使国民经济有序发展。面对旧体制转换的压力，我们坚定不移，寻找机会，推进试点。后来商业部的领导支持农产品试点，才真正开始了我国期货市场的试点历程。
我国期货试点初期交易所都由部门和地方政府来办，而出任领导职务的并非专业人员，大多是过去大权在握的主管分配产品的官员，所以仍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办交易所，于是便出现了一大堆荒唐的理论：什么“中国特色”、“控制风险”、“禁止大户操纵”等等。打着似是而非的幌子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调控价格，使期货市场扭曲变形，几乎毁了试点工作。这同时又给了坚持计划经济思潮者以口实，于是乎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治理整顿，使一个只生长了不到三年的小生命几乎夭折。
1993年之后，我国的期货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已成规模。正如俗语所讲“有状元徒弟，无状元老师”，交易所积累了大批钱财，我们这些“老师”终于下岗了，对昔日的“学生”来讲，都成为了局处级期货专家，“老师”再无用武之地，反而碍手碍脚。在极度清闲之后，我决定下海经商，从理论研究转到实践运作。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谓是内忧外患：内忧是在办公司的过程中正值人心浮动、秩序混乱之时，要以对股东负责任的精神办事是与众人为敌，因为趁乱打劫者不在少数；外患是期货市场在计划管理的整顿下日益萎缩，日薄西山。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多少窃取期货市场试点胜利果实者升官发财；有多少权势炙手可热的官员对期货市场的整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此时正值下海经商，地位低下，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仍然利用我的学术地位奔走、呼号、呐喊。一个学者的良心使我不能有所顾忌。1996年，我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中国期货定价中心论的时候，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嘲笑和攻击：当时正值政府治理整顿期货市场，为官者避之不及，连主管官员都怨恨期货声名狼藉，连累了他的乌纱，用其话讲是“连准生证都没有，还成什么中心”；“买办”们更是倚洋而高，嘲笑“土包子”的想法，他们认为只有欧美的市场才会是定价中心，中国人只能办“影子市场”；更有好事者口诛笔伐，狠批我的时区分工、品种分工的理论，仿佛中国天生就应该当价格殖民地；连一些老朋友也认为我想的太远。正如《钟声》所写：“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啊，你们也许永远不可理解我们。”
然而，“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罅隙，就能照亮整个田野”。21世纪的祖国，昂首阔步，经济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正在成为经济强国。加工制造中心必然会成为贸易金融中心，而一些因为中国因素而举足轻重的商品必然会在我国的市场上定价。目前，这一理论已成为共识，甚至有权势者也开始讲，他当时也曾不谋而合地讲述类似的理论云云。无论如何，巨人的脚步是谁也挡不住的。每当想起中国期货发展的历程，自豪大于苦涩：作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理论先行者，终于看到了它的茁壮成长，它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新的定价中心，彻底改变上个世纪留下的殖民价格体系，而让中国有自己的定价话语权。
下海经商，苦海无边，常常被名目繁多的官衙传问。“吏呼一何怒”，商啼一何苦，从国务院的研究机构转到中国社会的最低层经商，思想不适应新情况，常常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可是回到公司，又须面对物欲横流、巧取豪夺、令人啼笑皆非的种种烦心事，因而，再也没有往日的清闲，没有了连贯思考研究问题的时间。但是，作为始终感恩于人民的一个学者，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不会忘却责任。所以，我不连贯地写下了一些杂文，有一些观点被有责任感的记者写成了访谈。恰逢盛世佳节，偶有空闲，将其整理，集成书稿，起名《微言集》，取人微言轻之意。虽然人微言轻，然而民族兴衰，匹夫有责。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和责任，能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搏击中流，壮大民族经济，在国际化的潮流中成为民族弄潮儿，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青出于蓝胜于蓝”。若这本小书能够让我似的青年学子产生共鸣，作者将是最为欣慰的了。
以上偶感，是本书之综合观点的集中体现，整理成章，是为本书之序。
二○○五年 大年初一 于北京寓所
文明传承，血脉相连。历史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辈读书人难以割舍的仍然是责任心。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全国统一招生的大学生，从踏入校门的那一天起，是人民助学金把我养成，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攻读完博士学位，我永远感恩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因而，我无论是身处顺境、参政社稷，还是身为仕农工商之末、下海经营，都始终以报恩的心理来关心民族的兴衰，用我研究之长报效祖国。
《商务周刊》2004年第22期刊出了100个中国梦，当记者采访我时，我非常认真地对他讲，我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期货市场建设成为世界性的期货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当记者问及为何研究期货，在创建中国期货市场的过程中有何困难、如何面对之时，我一时感慨万千：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到如今白了少年头，是我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责任心和良知支持我走过来这段艰难困苦的历程。
我开始研究期货市场有两个起因。一个是作为一名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的政策研究者在当时双轨价格体制混乱之时，积极探索真正的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来解决“放开价格不等于形成市场”、“市场价格的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当时的改革难题，实质性地推进价格改革的进程。另一个原因是1987年我去日本研修金融证券，正值10月份美元大贬值，日本专家给我讲了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受损的事情，我当时如雷轰顶：我们的外汇挣来多不容易，出口一件衬衫只能赚几个美元，那都是父母兄弟的心血和汗水！我羞愧难当：国内报刊上将我尊为青年经济学家、新知识的宠儿，可面对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运营，我却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有一种负罪感，感到对不起养育我的人民，他们节衣缩食供养了我们这些名牌大学生，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人民的财富瞬间被强国掠走了而糊里糊涂。于是，我和期货结下了不解之缘。
计划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可背后有着巨大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若推进市场的建设，让市场价格来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权力集团、利益集团必将没有任何特权，因此，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中国的期货市场必然遭到他们的攻击和非难。1988年为了推进期货市场的建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联合成立了一个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我在小组里负责试点方案设计，邀请过一些权力部门的人座谈，理所当然，所有的声音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无论是商品还是金融由国家部门来计划安排才能使国民经济有序发展。面对旧体制转换的压力，我们坚定不移，寻找机会，推进试点。后来商业部的领导支持农产品试点，才真正开始了我国期货市场的试点历程。
我国期货试点初期交易所都由部门和地方政府来办，而出任领导职务的并非专业人员，大多是过去大权在握的主管分配产品的官员，所以仍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办交易所，于是便出现了一大堆荒唐的理论：什么“中国特色”、“控制风险”、“禁止大户操纵”等等。打着似是而非的幌子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调控价格，使期货市场扭曲变形，几乎毁了试点工作。这同时又给了坚持计划经济思潮者以口实，于是乎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治理整顿，使一个只生长了不到三年的小生命几乎夭折。
1993年之后，我国的期货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已成规模。正如俗语所讲“有状元徒弟，无状元老师”，交易所积累了大批钱财，我们这些“老师”终于下岗了，对昔日的“学生”来讲，都成为了局处级期货专家，“老师”再无用武之地，反而碍手碍脚。在极度清闲之后，我决定下海经商，从理论研究转到实践运作。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谓是内忧外患：内忧是在办公司的过程中正值人心浮动、秩序混乱之时，要以对股东负责任的精神办事是与众人为敌，因为趁乱打劫者不在少数；外患是期货市场在计划管理的整顿下日益萎缩，日薄西山。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多少窃取期货市场试点胜利果实者升官发财；有多少权势炙手可热的官员对期货市场的整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此时正值下海经商，地位低下，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仍然利用我的学术地位奔走、呼号、呐喊。一个学者的良心使我不能有所顾忌。1996年，我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中国期货定价中心论的时候，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嘲笑和攻击：当时正值政府治理整顿期货市场，为官者避之不及，连主管官员都怨恨期货声名狼藉，连累了他的乌纱，用其话讲是“连准生证都没有，还成什么中心”；“买办”们更是倚洋而高，嘲笑“土包子”的想法，他们认为只有欧美的市场才会是定价中心，中国人只能办“影子市场”；更有好事者口诛笔伐，狠批我的时区分工、品种分工的理论，仿佛中国天生就应该当价格殖民地；连一些老朋友也认为我想的太远。正如《钟声》所写：“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啊，你们也许永远不可理解我们。”
然而，“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罅隙，就能照亮整个田野”。21世纪的祖国，昂首阔步，经济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正在成为经济强国。加工制造中心必然会成为贸易金融中心，而一些因为中国因素而举足轻重的商品必然会在我国的市场上定价。目前，这一理论已成为共识，甚至有权势者也开始讲，他当时也曾不谋而合地讲述类似的理论云云。无论如何，巨人的脚步是谁也挡不住的。每当想起中国期货发展的历程，自豪大于苦涩：作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理论先行者，终于看到了它的茁壮成长，它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新的定价中心，彻底改变上个世纪留下的殖民价格体系，而让中国有自己的定价话语权。
下海经商，苦海无边，常常被名目繁多的官衙传问。“吏呼一何怒”，商啼一何苦，从国务院的研究机构转到中国社会的最低层经商，思想不适应新情况，常常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可是回到公司，又须面对物欲横流、巧取豪夺、令人啼笑皆非的种种烦心事，因而，再也没有往日的清闲，没有了连贯思考研究问题的时间。但是，作为始终感恩于人民的一个学者，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不会忘却责任。所以，我不连贯地写下了一些杂文，有一些观点被有责任感的记者写成了访谈。恰逢盛世佳节，偶有空闲，将其整理，集成书稿，起名《微言集》，取人微言轻之意。虽然人微言轻，然而民族兴衰，匹夫有责。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和责任，能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搏击中流，壮大民族经济，在国际化的潮流中成为民族弄潮儿，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青出于蓝胜于蓝”。若这本小书能够让我似的青年学子产生共鸣，作者将是最为欣慰的了。
以上偶感，是本书之综合观点的集中体现，整理成章，是为本书之序。
二○○五年 大年初一 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