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动机与成本的不对称——弱国为什么可以战胜强国

 

 

 

      动机与成本的不对称是多种因素的产物，每一个因素在特殊的情形下有可能超越明显的军事力量的弱势。我们已经看到争议中的重要性差异如何影响对抗威胁与惩罚的意愿。预期成本的不对称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区分生命和财产形式的成本和国内政治负担形式的成本。在考察国际争端的成果时，政治成本常常被忽略，尽管对政治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往往大大超过政治优势。

不言而喻，预期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会影响运用权力的决策。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人生命的损失极为可怕。超过5万美国人战死，战争的目标被国内质疑。北越的损失更大，无论从绝对人数上还是占人口比例上。大批即将进入和正处于最有生产能力的年龄段的人口死于战争。而且，北越的领导人没有可见的国内反对——那当然也是一个转制独裁政权的力量与弱点所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忍受着强大的国内反对。

     领导人不可避免地必须要为决策付出代价，并以此来获得支持。这些成本会带来政治利益，领导人获得的支持由此扩展到追随者、中间力量以及其他观念的人群中，甚至诱使反对派给出支持、赞同或者中立，至少在领导人期望随后采取行动期间减少反对活动。这种代价有多大随着国内的政治安排变化。在民主国家，反对力量得到鼓励，不赞同政府的成本较低，因而领导人为了获得支持需要支付的代价较高。在专制国家，反对力量常常发现他们会身陷囹圄、被驱逐、或处死，反对的成本实际可怕的高昂，所以领导人不需要妥协来赢得支持。

     领导人支付的政治代价可能包括任何潜在的支持者想要，领导人又可以给的。在最粗鲁的层面，这被美国人称为“政治猪肉”——那要获得资源来建立桥梁、工厂、道路、邮局、学校或其他希望让特别地区选民受益的社会和经济项目猪肉通常与领导人希望颁布的政策支持交换。一类不同，而且更严峻的政治成本包括制定妥协政策来满足反对者的目标。例如，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成功地榨取来自墨西哥领导人的妥协之前就阻挠由乔治.布什总统与墨西哥政府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以满足工会组织和环保组织要求.有些选民反对由不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立法。而工会组织和环保主义者没有给布什多少支持。他们代表了对克林顿重要的选民群体。当然，妥协有许多形式，包括一些项目的交换。交换在一项政策上的支持，领导人要做反对者要求另一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