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消对金融体系的抑制性政策，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大力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建立真正的市场化竞争机制 。真正的市场竞争必然是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进行的，单一的垄断性的国有产权体系使中国原有的金融体系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因此非国有性质的民间金融机构（尤其是民间银行）的出现必将为中国金融体系引入真正的市场竞争，从而得以从外部激励和促进国有银行体系的改革进程，并有助于中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总体竞争实力。二，努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为中国经济注入新鲜活力 。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是发展经济的最理性选择，而现存银行体系难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严重束缚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应着力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真正商业性中小银行和合作性贷款金融机构，消除对中小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性歧视，为中小金融机构的运作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三，逐步放松对金融市场中价格和经营范围的管制，稳健推行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 。市场化利率是金融机构有效开展竞争的重要途径，金融深化理论已经证明扭曲的利率水平必然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稳健推行利率市场化是应对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的重要步骤。同时，在混业经营的国际潮流面前，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严格的“业界隔离”政策已经使国内银行部门难以抵御来自外国金融机构的挑强大压力，逐步实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并健全相关监管法规是未来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必由之路。四，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充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历史进程，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高国有银行的总体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 。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具有关键性的步骤，将深刻影响中国金融业的产权结构、产业格局和国际竞争力。当然，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必然伴随着政府行为的市场化转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竞争性市场体系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善。”
以上为王曙光先生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自由化 》中对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些建议。本人深表赞同。但本人对金融自由化方面的学术研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鉴于王署光先生是此方面的专家，本人希望与其商榷。本人曾通过寻租理论对中国金融改革进行分析，结论是，改革者们本身都是经济人，所以在进行金融改革的同时，他们不免会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金融改革很容易的变成了一场寻租竞赛，参赛者就是所有参与改革的官员和各个与金融改革有关的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改革的结果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国金融改革的制度目标是很容易得到，正如王曙光先生在上面说的，应该实行金融自由化。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已久，结论也是八九不离十，众多著名学者都认为我国金融业应该走自由化道路，并且各自的金融制度设计方案和政策建议也都差不多，和王先生上面的建议相似，应该说金融学界在此问题上已经达到共识。其实，稍微有经济学功底的人都会知道这些结论是绝对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我认为金融改革的研究重点不应该再放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去证明大家都明白的事实！我国金融改革不能大功告成不是因为改革者不明白你们说的这些，而是改革者被自己的私心所限制，也就是改革被既得利益者所阻碍。因此，设计一套改革程序或方法使改革避免陷入寻租竞赛是制度经济学界现在应该做的事。以前，金融制度研究大多从目标出发，得出的政策建议虽然正确但缺乏可行性。今后，我们应该把政府人性化，重点研究具体可操作的金融改革方法，从而勾画出一条通畅的通往金融自由化之路！
以下是本人一篇论文中关于此方面的论述：
我国金融领域的寻租行为
虽然在这改革开放的20年中，“官倒”、价格双轨制、贪污腐败等等字眼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改革者们的努力下，“寻租行为”在我国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我国的经济也在改革中越来越好。现在除了金融市场以外,其他的价格都已经从双轨制并到市场的这一轨来，官员腐败问题也在政府大力反腐中有所改善，政府垄断从许多行业中退了出来。这些都是减少寻租的改变。它们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效率。
但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我国的金融领域。作为经济体系中的核心环节和国民经济的中枢，我国的金融领域一直在改革当中独善其身。尽管几乎所有的经济文献都会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大大小小的金融改革会议、金融改革论坛不断的开，中国的金融还是继续着它的垄断和保守。银行业的高度国有垄断和限制民营银行的进入，官方严格控制利率，股市的市场准入控制的等等都使金融领域成了目前我国“寻租”的重灾区。以下部分让我们来看看我国金融领域的“寻租”行为。
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它也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年，吴敬琏教授与另五位经济学家的“股市大论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全民热度。从那时起，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纷纷发表了对股市的看法。吴敬琏说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北大张维迎教授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一个“寻租场”。确实，在政府严格限制股市准入的情况下，我国的股市中存在了巨大的“寻租”行为。以下的事件将很好地反映我国股市的现状
据新华社报道，位于鄂东黄石市的康赛集团在上市过程中，通过“内部职工股”的交易将两名部长级干部拉下了马，大批地方干部栽在这家上市公司。
“康赛集团的前身是湖北省黄石市服装厂，Ｔ恤衫、中山装是该厂当年质量过硬的名牌产品。当时公司发展势头很好，可是总经理童施建、党委书记张建萍的共同看法则是，企业只有上市才能圈到大量的钱，因此只要能拿来批文，可以不惜血本公关。
于是，公司负责人从黄石市、湖北省到国家主管部委、证监会，八方出击，以购送内部职工股的手段进行“资本营运”。据中纪委公布的结果显示，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时任国家经贸委的一名副主任应康赛集团公司要求，出面为康赛公司股票上市一事说情，居然使其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具有股票优先上市资格。之后，张为这位副主任的妻女购买了４万股内部职工股。１９９６年股票上市前，康赛公司又为其妻送去４.３６万股内部职工股，加上分红配股等，这位副主任的家人共持有１２.１万股。１９９６年８月股票上市后，康赛公司以每股10元的价格将股票收购，对方共得股票溢价款１１３万元（查处中已退）。
１９９６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康赛公司总经理童施建在北京又找到当时的中国纺织总会负责人出面向中国证监会做工作，竟然签发了本来不是中国纺织总会直属企业的推荐上市文件。
如此炮制，本来不够上市条件的康赛公司由于不断公关，一路绿灯，终于在北京拿到了１７９８．４４万股的额度上市批文，在１９９６年选择了８月２８日这个吉利的日子，在上交所以代码为６００７４５的康赛集团股票成功上市。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孟庆平（已判刑）专程去上海挂牌的新闻发布会上祝贺讲话。
据有关部门调查，在康赛集团股票案中，受牵连的除了两名部级干部外，还有黄石市委原书记陈家杰（违规购买康赛原始股５万股，获利３５万元）、黄石建行原行长王建华（为康赛筹资托市受贿５０万元）等一大批地方官员。” ----------新闻原稿节选
现在外界把这一现象称为了“康赛”现象，即在我国现在严格限制股市准入，采用行政审批权制度来决定企业能否上市的情况下，上市即赚大钱，股市中的“壳”资源变的异常稀缺，各企业纷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追逐这个“壳”。而在这里“壳”既是一种租金，它是企业一旦上市所能得到的超额利益。企业通过各个渠道去寻求“壳”资源，有通过市场渠道购买的，如三联购买郑百文，郑百文当时已经是负资产，但三联还是花大价钱去买它，其实三联买的就是郑百文的“壳”，这个“壳”值很多钱。另一种就是像康赛那样去贿赂官员，滋生贪污腐败行为。
“康赛现象”蕴含着深层的体制原因。申请上市的公司和券商及审批者三方共同陷入了寻租的竞赛。企业去贿赂审批体制的权威，同时巧妙地包装打扮自已，弄虚作假，券商在旁协助或牵线搭桥，审批者设租为难企业以索取租金，或暗示企业来贿赂。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寻租行为，它包括企业向政府有关部门寻租及后期租金在券商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再分配。它的波及面很广，影响到我国企业界、政界、学术界和广大老百姓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于千万中小股民，因为他们是租金的供给者。而“康赛现象”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政府干预市场，限制了股市的准入。这种现象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一种主要“寻租”行为。
除了在证券市场方面，我国在银行业内也存在了巨大的 “寻租”行为。因为一直以来我国租金的最大根源来自“价格双轨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大部分的价格都从双轨转到了市场价格这一轨上来了，唯独利率这一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价格还没有市场化。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直接影响一国的投资状况，它应该有资金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但在我国一直以来是官定利率。这就导致了我国银行业的行为扭曲，腐败滋生，“寻租”行为到处可见。
一直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利率歧视，对一些企业（如国有大型企业、政府扶植行业企业等）实行低利率，对另一些企业（如民营企业等）实行高利率，同时有信贷额度的限制。这就使银行部门的管理人员掌握了资金供给权，也就掌握了企业命脉。这些管理者权利巨大，他们成了企业寻租的焦点。所以近几年来，银行界的管理人员因违规信贷收受贿赂而被查处的不计其数。而这些被查处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利用信贷权腐败的行为在我国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是我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越来越严重，一直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重要原因。
而银行业中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银行信贷部门的一些主管干部和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或从贷款发放中索取巨额“回扣”、参与分成；或成立明脱暗挂的投资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国家和人民的钱“借鸡下蛋”；或将贷款、公款作私人投入参与股票及期货投机，炒房地产等；或将国家、集体资金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攫取利息；获将救济、扶贫等专用低息贷款移至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参与炒买炒卖等投机活动，赚取巨额利润；或私自吸收存款，再以个人名义放贷；等等。
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们知道寻租对经济效率的损害巨大，而寻租行为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制度选择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是否可通过制度的改进来减少寻租行为的存在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引进一个方程：
Rij=sj(fj(xij),gj(xoj))Pj-cj(xij)
其中Rij表示第i个寻租者在第j项寻租可获得的收益，xij表示第ｉ个寻租者在第j项寻租竞赛中的投入，而xoj者表示在第j项寻租中其余所有寻租者的投入总和。Pj表示此项寻租的租金总额，也就是此项寻租竞赛获胜者的奖金额。而fj和gj分别表示第I个寻租者和其余所有寻租者在第j项寻租竞赛中的寻租效用函数。所谓寻租效用函数，在这里是指寻租者的投入与其在寻租竞赛中所产生的效用的函数，其中投入为自变量，产生的效用为因变量。cj是寻租的成本函数，sj是第j项寻租活动的分配函数后者也可说是概率函数。
在上述的方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寻租者在租金分配的竞赛中产生的效用是一种相对效用。这就是说，在租金分配中，当每个寻租者都同时以相同比例减少自己的寻租投入时，每个人获得的租金额是不变的，而这时他们的寻租收益却都增加了。其实，他们寻租的投入都是非生产性的，是完全的浪费。这就像一个有趣的囚徒困境模型。虽然每个人都会得到好处，但没人会先去做。因为第一个减少寻租投入的人会遭到很大的租金损失。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如何来减少寻租行为。我们知道，在对于理性的经济人，当Rij≥0时，寻租行为就会发生。而当Rij<0时，寻租行为将不会出现。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免寻租行为，就会有两个办法可行。第一是让fj=0，因为这时寻租者不论投入多少都不可能得到租金，也就自然不会有寻租行为了;第二，就是使Pj=0,无租可寻的情况下自然不会有寻租行为。以上的两个方法其实都需要通过在制度上的改变来实现，所以解决我国寻租行为泛滥的问题，关键是制度的改变和完善。
虽然解决寻租问题的方法已经在上面给出，但这并不说明这一问题可被圆满解决。中国几十年的改革经历和全世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现状告诉我们，寻租行为的生命力异常的顽强。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知道，但为什么问题到现在还得不到解决呢？经济学界早已公认，自由的市场经济、民主的政府和有完善监督机制的国家将不会有大量的寻租行为存在。而且，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也早已达到这种标准或与其近似，像美国、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他们的国家里也真的不再有很多寻租行为。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使寻租行为没有容身之处的制度是存在，问题是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大多数在改革中的国家不采取这种对国家发展极为有利的制度呢？原因是这样的，参与制度改革的人们，包括大部分政府官员，他们本身都是经济人，在改革过程中都会考虑自己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制度改革的过程很容易的也变成了另一场寻租大赛，而结果自然是永远也达不到我们所期盼的完美制度。正如瓦格纳（Wagner）和托里森(Tollison)所说的，每个参与议会的人都想新制度偏袒自己而歧视对手。所以寻租理论以后需要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制度改革的方式和具体流程。
通往金融自由化之路——兼于王曙光先生商榷
评论
15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