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程曜是德国鲁尔大学物理系博士，曾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2002作为引进的百人海外专家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聘为教授。应“清华大学关心学生的老同事”之托，“对清华学生的学习，写一些具体的看法”叫做：《救救清华孩子 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据说他的这篇文章4月28日首先发表在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的人间网上，不几日就在水木清华网站上被转贴。今日有好事者转帖到某投资论坛，因而得见。

网友看过后，逾增悲观的情绪。当然，在历时5年的熊市中，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不过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因为文中教授也说到：

“当年的美国，被欧洲人瞧不起，认为美国人没有文化。”

再来看看今天的美国如何。所以我们也不必要太悲观。世事无常，一切都会变的，关键在于：

“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

要命的是，让民众戴上紧箍咒，变成乖乖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某些能决定这点的人所希望的。所以我们也不乐观不起来。

不久前还有人在叫大牛市要来了，这周又没声音了。我也在思考大牛市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有机会见到吗？如果能会在什么时候？关于牛市的基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我的看法在于根本的制度。试想，如果永远是“先富起来的人先怕起来”，我会作长久打算吗？如果各方面的条件具备，我或许会尝试象冬天里的候鸟一样飞到心目中温暖的地方（我说心目中，是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此。但此时此地的寒冷是有确实的感受的，而那个理想地的好与坏并未确知，人的回避心理就会去尝试生活在别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只能多捞一点算一点，自己能比别人多捞一点也要多捞一点，同时过一天算一天。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大牛市吗？相反，让我想不通的是：麦伯良为什么要这样做？候为贵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个人的道德吗？如果是个人道德因素，还会有这样的故事吗？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吗？

现在我注意到的变化的积极的结果之一是，无论如何，保护个人私产总算写进了宪法。作为配套措施之一，央行作出的一项大胆的决策是允许合法私产有条件地转移至国外。呵呵...有意思。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官员，以及那些人民代表，他们所代表的不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利益，是你我的利益（因为任何时候你我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人民，白马非马嘛，呵呵，不可以杀马还不可以杀白马？），作为真实的个体的人的价值得到切实的尊重，利益受到切实的保护，我们的祖国就大有希望了，区区牛市算个什么菜？

中国人一点都不笨，但是胆小，奴性，大部分人把聪明用在了随顺上。所以应了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的话。我的一位走政道的老同学告诉我他们正在为争当全国级贫困县跑上跑下，可见中国人是“讲实际”的，不在乎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你我不也一样乐意被称为散户并希望官员、学者多讲“保护保护他们吧”这样的话吗？呵呵

中国需要变革。一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必须是从下至上的，而不是从上至下的关怀和同情。这种变革会发生吗？我们能看到吗？如果看不到，作为在现时代刨食的我们又当如何？

我的疑问依旧是：麦伯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不是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