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与张光斗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领导和咨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张光斗，１９１２年出生于江苏常熟，１９３４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１９３４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１９１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３２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１９３７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１９４７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１９４９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１９５１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教授。
⊙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１９５４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 “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 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 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 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１６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１３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３％，２０年一共减少６０％，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数据，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１９５７年４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１９５６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周恩来对张光斗说：你现在入了党，更要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切忌骄傲自满。１９５９年９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１９５７年５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２１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分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头衔与授课权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１９６１年三门峡大坝建成，１９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４．５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５０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３０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１９９４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 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８７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１９９３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２００２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１４５米降到海拔１３５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９０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今天(八月二十六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 ──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7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徵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 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 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 (总管为国务院总理) 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 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 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三门峡水库之争系列：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峡
三门峡水库横在黄河上已经有43个年头了，是黄河上最老的一个水利枢纽工
程。可是最近，它却遭到国内资历最老的一位水利专家，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的质疑。和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80岁高龄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前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他们共同呼吁，三门峡水
利枢纽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为什么这两位中国水利界的泰斗级人物，
耄耋之年仍对三门峡放心不下？
水利泰斗质疑三门峡水患
近日，我国水利界两位著名的专家张光斗和钱正英向水利部呼吁，希望三门
峡水利枢纽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今年92岁的张光斗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
程院的双院士，长期从事水利水电方面的教学、科研和设计工作，是我国在这一
领域资历最老的专家；今年80岁的钱正英是中国工程院院长，曾先后担任过我国
水利水电部部长、水利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水
利界的重量级人物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蓄水和发电如此关注呢？
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对记者说：“钱正英副主席和我，我们两个人是老搭档
了，都主张三门峡水电站废弃。放掉(水)，不要(发电)了。”
记者：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张光斗：全年畅水放低水位，听懂了吗？
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
党治国//辑录注释
1957年6月10日－24日，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参加会
议的有建委、水利、电力等有关部门，陕西、河南等有关地方，清华、天津、武
汉等高等学校的专家共70人。会议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三门峡水库
的拦沙与排沙、水库综合利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0－17日为
大会一般发言，18日以后为专题讨论发言。发言摘要经《中国水利》编辑部整理，
在《中国水利》1957年第7期、第8期刊出。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又印了《三
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并附说明：“本文系根据发言记录整理，如有
错误或不妥当之处，由本刊编辑部负责。”
首先在1957年《中国水利》第7期1－10页刊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
合意见》，由“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第2页有：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向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
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入库泥
沙自动下泄。
“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是讨论会的首要议题，列为“综合意见的
第一部分”，黄万里先生是唯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人。《综合意见》说：
“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能满足上述要求（上游水土
保持，拦阻泥沙；下游整治河道，防止淤积；在适当地点修筑调节洪峰及水量所
需的水库）最合适的地点，应该被选为第一期工程。”（《中国水利》1957年第
7期第1页）。“绝大多数”不是“全体”，黄万里先生就是“绝大多数”之外唯
一的持反对意见者。
在讨论进行期间的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总标题下用小号
字将黄万里先生的小说《花丛小语》作为反面文章转载。当《中国水利》第7期
已排版付印但尚未发行时，反右斗争已如火如荼展开，黄万里先生的右派命运已
经注定，而“反对三门峡工程”却成为他的一条“右派罪行”。在此形势下，
“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文字就等于坐实了他的“罪行”。于是与此事有关
的好心人就赶印了一小片纸的《更正》，夹在《中国水利》第7期中：
更 正
本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办公室将黄万里教授
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一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
术措施。他说清水出库对堤坊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堤后仍须进行，不要有
“有库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淤
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
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办公室启
《更正》删去了“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话。
在讨论会的“一般发言”中黄万里先生的意见刊在第19页：
“黄万里认为现用的假定一定的防洪库量和灌溉亩数来推算经济坝高，不过
是一种单按动力经济核算的规划，不能说是一个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
划。关于三门峡现规划的正常高水位，他说是假定了一定的下泄流量（6，000秒
公方）和灌溉亩数（4千万亩），而根据发电要求定出的，因此是片面的。他说，
历史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河经验，忽略这些经验，而认为有了坝就可解决下游
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必须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来与筑坝工程相比较。他说，
认为有了坝后可以省掉目前每年二千万元的防洪费（邓子恢副总理报告）是不正
确的；认为水土保持会使黄河水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
可怕的急剧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他说“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
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最后他谈到筑坝也有害的一面，就是将
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
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希望
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混
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他说主要应该刷沙出库，而不要故意
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经流入
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
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
识了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
坝底作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但《更正》作者的好心并不能阻拦向黄万里先生扑来的厄运。《中国水利》
1957年第8期刊发了黄万里先生《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一
文。这篇文章是他1956年5月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的，但一年多时间《中
国水利》不刊用他这篇反对意见，当按原计划进行已经决定而三门峡水库已经开
工时却刊出他的文章，绝非出于对他意见的重视，而出于供批判用的目的。但这
样一来，却为后世留下了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黄万里先生在文中写道：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坝的功用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但却决不能认为有了
坝河就已经治了。（27页）
III、坝底留出泄水洞以备他年刷沙出库的建议
（1）筑坝的有害方面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
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毋须等
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唯一避免的希望寄托
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好后，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为
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库上游边缘。
（2）是要刷沙出库，不是故意要“在库内作水土保持”！
在80年的筑坝历史中，直到40年前人们才发觉水库淤积的严重性，人们把希
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以期减少入库泥沙。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迄未
能想出办法来排除出库。但是，这却并不是人们原来就故意要把沙留在库内，好
像是为了下游水清后河易治好的缘故。
必须提醒，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
了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
然规律而去限制它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
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河修拦沙
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这样地在河槽里拦截水土，不得称
为水土保持。
（3）刷沙出库方法的一些理想
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动的自然规律，设法怎样刷沙出库将是河沙
问题研究方向的必然趋势。这里有二种不成熟的理想的方法：
每若干年中有一年的七月初把库水放空，使得有几场大水可把上游库边上的
积沙冲刷到坝后水深的地方。
日常在库内河底设置许多冷气压推动的螺浆，产生水流的底速，以扬起泥沙，
随水运行出库。
上述两措施都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虽然目前刷沙的措施尚
未具体化，但因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必须研究的客观趋势，我们必须留下这些
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29页）
强调“筑坝有害方面”的目的显然是不赞成筑坝。一定要筑，则“要求在坝
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却是在“讨论会”召开13个月前1956年5月提
出的。
《中国水利》1957年第9期则集中火力针对上文进行批判。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些“批判”如果剔除了政治上的诬陷，在科学技术上是“击中”了要害的，即
所批判的关于三门峡工程的观点，恰是黄万里先生主张的。
首先是汪胡桢先生的《黄万里歪曲了三门峡规划的意义》。其中说：
读了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黄万里教授“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
的意见”一文，使人感觉到他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现实情况把三门峡水库规划的
意义做了严重的歪曲，以致得出违反人民利益的结论。他怀疑在一定的防洪及灌
溉条件下得出来的水库规划是一个全面的规划，是由于他不了解三门峡的规划是
以人民的利益为指导思想的。他发出水土保持永远不能减少黄河的含沙量的论断，
是由于他不了解黄土高原的实际情况和人民在中国...领导下能够发出无比的
力量。他提出刷沙出库的主张，是由于他不了解黄河下游河底年年淤高近使数千
万人民处在随时可被洪水吞噬的险境而必须建造三门峡水库来挽救。（9页）
接着是林镜瀛先生的文章《对黄万里教授关于三门峡水库规划意见的几点商
榷》。文中说：
“水库除了防洪还充分发挥综合利用效能，依不同的水土保持效果和异重流
出库情况估计，自水库开始运用至综合利用开始缩减，寿命为35－90年。”
“三门峡水库的长期使用是完全可能的，不但防洪能力能长期确保，综合利
用效能也能长期维持。”
“纵使有些淤积，等到重新淤至有害的程度，黄河本身的历史就足以证明，
这将是个几百年的过程。”（15页）
第三篇是顾文书的《驳黄万里教授“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
中的某些论点》：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关系着千百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
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贡河情况复杂，三门峡设计中有一些重要问题，主要是泥
沙问题和水库移民经济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的结论。还需要动员国内各方面的专
家作进一步研究。有些还要请苏联专家帮助。但是黄教授的意见则不但没有很好
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抓住了其中几个问题，加以夸张和歪曲，危言耸听，企
图以此全盘推翻原来的设计。（20页）
既然顾文书先生承认“设计中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结论。还
需要动员国内各方面的专家作进一步研究。”那么这样匆忙作出的设计还不应全
盘推翻吗？可是他竟指责黄万里先生“企图以此全盘推翻原来的设计。”
郭起光、何孝俅二位先生的文章政治气氛最浓，题目是：《对右派分子黄万
里“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一文的驳斥》。其中写道：
“泥沙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治理黄河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三门峡水库的规
划与设计中，如何处理泥沙，如何进行计算，也正是一个中心关键。”“黄万里
在会上的发言及在本文中，抓住这个要害向人民进攻，以泥沙问题的严重性做幌
子，提出了一系列的荒谬言论。”
1、对水土保持的看法：认为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水土
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认为水土保持后黄
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
2、对泥沙运行及水库应如何处理泥沙的意见：认为“泥沙下流是一个自然
规律”。筑坝的“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因此“要刷沙出库”，
“故意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河修筑拦沙坝是企
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3、对筑专后上下游河道水流变化的预测：认为“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
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
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黄万里这些意见，我们认为绝大部分是错误的。既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也
没有任何理论根据。
黄万里则把这些情况加以夸大，说将“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他这样片
面夸大的目的是在挑拨上下游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想取消三门峡水库的修建。看
了黄万里的论调之后，如果不明真象，势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修坝以后，上游
要闹水灾，下游要闹“请愿”。那末，为什么要筑这个坝呢？黄万里在文中虽未
提出黄河上不能修建水库的主张，但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否定三门峡的修建。
侈谈经济核算的黄万里，在这种具体问题上，都不能权衡轻重，反而毫无根
据地大呼“下游水灾将在上游出现”。这样提法殊令人费解！
“其用意是在经济核算与合理运用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
纯经济数字观点，来反对国家计委按照计划经济原则给三门峡水库规定任务。他
在泥沙方面所提意见，更直接诋毁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大力开展水土保持
工作的政策，并在实质上反对三门峡水库的功用，挑拨上下游的关系。我们已经
详细分析他在泥沙问题上的全部论点，非愚即诬，也许是兼而有之。黄万里的用
心是恶毒的，他说我们修建水库要把黄河水变清的努力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
黄河闹水灾这个历史上长期发生过的现象是“规律”，是注定了的；谁想改变这
个“规律”，不考虑水库“寿终时”的情势，即使暂时见效，终久会“造成历史
上严重的后果。”（22－25页）
谢鉴衡先生在《论三门峡水库的蓄洪拦沙方针――兼驳黄万里教授的论点》
一文中，第四个小题目是《人工改道的方法是不现实的》。使后人知道黄万里先
生在会上关于解决黄河下游洪水灾害的思路：
在这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黄万里教授还提到人工改道的方法。这一方
法的提出是从顺应堆积性河流自然演变过程的思想出发的。如所周知，堆积性河
流在河床上升到相当高度以后就会自然改道，改道以后，河床上升过程又周而复
始。在黄河上，由一次改道到另一次改道的时间由一、两百年到数百年以上不等。
人工改道的方法，在于顺应这样的过程，当河床已经上升到相当高度时，预先在
低地为河流选择一条新道，筑好堤防以及相应的护堤工事，然后造成人工决口，
使河流抛弃旧道，进入新道。这样，一方面避免了自然改道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除了因河床上升而引起的河患威胁。这一方法国
内外都有人提出过，在某些小河流上甚至还曾经实施过。但是，就黄河而言，采
用这一方法的可能性在现阶段是不存在的。因为，采用这一方法，必须建筑两条
（至少是一条）长达700余公里的大堤以及相应的护岸或护堤工事，占用近千平
方公里的土地，显然很不经济；同时，在黄河上，未经考验的堤防及护岸工事其
防洪效用也值得怀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想法是不现实的。(28页)
这个可用“一、两百年至数百年”的治洪方案，至少不会比三门峡工程花钱
更多，也不会更多折腾，而解决下游洪灾的效果却可能要好得多。
第六篇则是沈崇刚先生的批判文章《读“花丝小语”》。
在6月18日以后的专题讨论会上，黄万里先生和张光斗先生的发言如下：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
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迳流也可
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
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
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
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拦沙
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
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
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
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
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
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
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
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三
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80页）
张光斗先生的上述发言是这次讨论会上唯一记录下来的发言。他的发言与黄
万里先生针锋相对，主张拦沙、放清，而拦沙则必须修坝建库。黄万里先生的发
言仍坚持不修水库。如果一定要修，则在坝下留底孔排沙，仍然是他1956年5月
的观点。
那么张光斗先生在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说到当年的三门峡
工程：“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具体是什么时间？是在三门峡工程的
政府决策作出之前还是之后？特别是在三门峡工程的科学技术问题已经转化成了
一个政治问题之前还是之后？至于张光斗先生自许其“赞成设大量底孔”的高见，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意见》中说：“绝大多数建议三门峡水库应设置较低的
泄水排沙孔。”黄万里先生则说是与会专家“全体赞成”。张光斗先生充其量只
是这些“绝大多数”中的一员，而黄万里先生则早在1956年5月就明确提出了这
一建议。怎么经媒体一炒作，张光斗先生竟变成了中国水利界的布鲁诺，“他所
强调的泄流排沙意见，并没有被方案设计者所采纳”呢？（见2003年11月1日的
《华商报》12版），愿张光斗院士、中央电视台和华商报不吝所知，以教国人！
2003年11月10日
说明：本文所据的《中国水利》及《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由
我的老同学沙际德教授提供，深表谢意。
记者：你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主张呢？
张光斗：看到陕西的老百姓，渭河的老百姓太苦了。
张光斗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为了发电，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
平，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
张光斗说：“上游的渭河的泥沙下不来，进不到(黄河)河道，到下面来，所
以渭河的河床都抬高了，渭河的河床抬高了以后，堤防修起了以后，就麻烦了，
泄冲就出(堤坝)来了。今年洪水大了，(水)就出(堤坝)来了。”
今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
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小水酿大灾，这让老专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么，渭
河泥沙淤积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记者到灾情最重的陕西省华县进行了调
查。
三门峡水患
今年渭河流域发生了严重水灾，据陕西省委、省政府统计，陕西全省有1080
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
是渭河流域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潼关高程和三门峡水库有什么关系？如果潼关水位高的话，渭河流速就会减
慢，泥沙就容易淤积。而决定潼关水位高低的，又是它东面100多公里的三门峡
水库。三门峡水位越高，潼关的黄河水流也就越慢，泥沙淤积就会越严重，潼关
水位也会变得更高。既然如此，三门峡水库水位又为什么会居高不下呢？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期重点项目。当时倾全国之力，投资9.42
亿人民币修建这个工程，主要就是为了减轻水患。现在无论是水利专家，还是它
上游的水利部门，都要求三门峡降低水位。它能不能降？已经成为关系渭河安危
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的记者顺流而下，到三门峡水库做了进一步调查。
位于河南省境内的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为什么会对陕西渭河流域造成如此
严重的影响？
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提出，三门峡水库应该停止蓄水发电，以减轻上游渭河
地区的泥沙淤积。那么渭河流域的泥沙淤积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记者
赶到渭河水灾最为严重的陕西省华县进行了调查。
遇仙河口桥是渭河防护大堤上一座非常普通的桥，这座桥修建于1961年，当
时的桥面，只有现在的河床那么高。由于泥沙的淤积，这座桥在1969年和1974年
的时候，两次加高。加高的高度一共达到了6.4米，可以说，遇仙河口桥见证了
渭河从一条地表河演变成一条地上悬河的所有的历史过程。
在渭河上的这个桥墩，记者看到，在1969年，该桥加高了3.05米，1974年，
该桥又加高了3.35米。而对于生活在渭河附近的居民来说，渭河的升高，他们体
会的更深。陕西省华县下庙镇农民徒拴牢说：“那时(过去)河就是，我跟你说，
河浅浅的。河梁(河岸)就是这么高一点，看看有两、三尺高。现在河底子都比那
高，比河梁(河岸)都高。”
记者：“现在河床比过去要高多少？”
徒拴牢：“恐怕要高出七尺。”
徒大爷今年70岁，一直生活在渭河边。他告诉记者，每年的渭河水都会在河
床上淤下厚厚的泥沙，造成河床越来越高。10月21日，当记者踏上渭河河床的时
候，看到的是一片湿漉漉的泥沙。据陕西省华县防汛办公室副主任侯民周介绍，
现在记者下所踩的这片泥沙就是此次渭河洪水淤积下来的，厚度大约有1米左右。
根据华县水利部门的测量，渭河河床目前比地平面高出三米左右，渭河的水位更
是大大高过渭河堤坝外的农田和房屋，成了悬在当地老百姓头上的一盆水。遇到
雨量较多的年份，渭河水也更容易破堤而出。由于水位高，农田低，一旦洪水下
泄，将会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就在渭河流域形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小水大灾。
陕西省华县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侯民周：“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
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
的灾害。”
一方面要求降低水位排淤，另一方面却必须维持高水位发电。原本集防洪、
防凌、灌溉、发电、减淤，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三门峡水库，由于设计缺陷，泥沙
淤积，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一碗水、半碗泥，黄河泥沙量之大，是普通人都知
道的常识。但是当时主持设计工程的前苏联专家却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
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根本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人无远虑，必有
近忧。正是当初设计者对水土保持过于乐观，造成了这个工程直到今天仍烦恼不
断。其实，就在工程开工不久，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过70名专家对设
计方案进行了讨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水利工程的权威人士。难道他们都没有察
觉三门峡工程设计中的严重缺陷吗？
事实上，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记者通过查询陕西省水
利志发现，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平均
每一百年才淤积0.6米。那么为什么现在渭河的泥沙淤积速度变得如此之快了呢？
陕西省华县水利局副局长徐金龙说：“主要原因，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潼关
高程居高不下。”
潼关高程是水利学的一个名词，表示黄河在陕西潼关的水位高度。渭河在潼
关汇入黄河，如果黄河的水位高，渭河的水流就会变慢，水中携带的泥沙会大量
沉淀，形成严重淤积。可以说，渭河泥沙淤积是否严重，关键要看潼关一带的黄
河水位是高还是低。
据潼关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潼关高程是制约整个渭河泥沙问题最关
键的因素。
黄河水利委员会潼关水文站站长韩峰说：“如果潼关高程(水位)比较高的话，
渭河的泥沙淤积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
10月22日，当记者在潼关水文站采访的时候，当天的潼关高程是327.94米，
而1960年只有323.40米，现在比过去高出了4.5米。记者注意到，近40年来潼关
水位的走势，正好与潼关上游渭河流域泥沙淤积的趋势相吻合。据潼关水文站站
长韩峰介绍，潼关的水位高，同样是因为泥沙淤积造成的。大量的泥沙淤积在潼
关河床，使得潼关的水位不断抬升。而要减轻潼关的泥沙淤积，降低潼关水位，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降低三门峡水库的水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潼关水文站站长韩峰说：“应该讲就是说，三门峡水库的运
用水位越低，潼关高程减低的效果越明显。”
渭河在潼关这里汇入黄河，因此如果潼关的水位高的话，渭河从上游流入黄
河的时候，就会水流不畅，造成泥沙淤积；黄河水经潼关往东流100多公里，就
会进入三门峡，如果三门峡的水位越高的话，从潼关到三门峡的黄河水其流速也
会越慢，潼关的泥沙淤积也会越严重，河床因此抬高，潼关水位也会变得更高。
那么三门峡水库的水位高，又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省境内，是黄河干流上的第一座拦河大坝。黄河水经陕
西省潼关县，行程113公里流进三门峡。10月23日，当记者赶到三门峡水库的时
候，此时汛期刚过，属于非汛期，但记者了解到当天三门峡水库的蓄水水位是
316米，比327.94米的潼关高程仅低12米，黄河水从潼关流经三门峡的这段距离，
平均每公里的水面落差不到0.1米。事实上，三门峡水库水位对上游地区的影响，
三门峡水库的工作人员并不否认。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说：“三门峡水库如果高水位
运用，库区淤积了泥沙以后，就会对上游的(水流)产生回水顶托影响。”
渭河桥墩上的水位线
在三门峡水库蓄水之前，黄河在三门峡河段的自然水位只有285米左右，而
三门峡水库在建成之后的40多年里，常年蓄水的平均水位一直保持在316米左右，
抬升了30多米。在汛期拦洪蓄水，是为了减轻黄河下游的防洪压力，那么在非汛
期，为什么三门峡水库还要保持这么高的水位呢？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说：“对我们的企业正常的运
行和生存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它有多重要？”
王育杰：就是说，如果失去了发电这一块，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缺乏
经济来源，缺乏经济来源，这个枢纽的管理运作就无以为继。而这个水位就直接
决定了你们发电量的多少。是这样，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发电量，或者说我们的正
常运作状况。
据王育杰科长介绍，目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度左右，收入约为2亿
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由于汛期黄河水泥沙含量较多，
对发电设备的损耗也大，因此三门峡水库主要是在非汛期发电。尽管在非汛期，
水库并不需要蓄水防洪，但水力发电需要借助水流落差，通过动能产生电能，因
此非汛期的水位也必须维持在一定的高度，因为水位的高低就决定着发电量的多
少。而目前三门峡水库共有七台发电机组，其中1至5号机组，在水库水位低于
305米的时候无法发电，6号和7号机组在水位低于313米的时候也不能发电。可以
说，三门峡水库的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局的一道生死线。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库调度科科长张冠军说：“三门峡水库处于一个比
较矛盾的局面。”
作为三门峡水库调度的负责人，张冠军对于水位的感受有着最深刻的体会。
要发电，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区将因此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但如果降
低水位，又无法发电。这样的矛盾是不是无法协调呢？黄河上的水利工程是否都
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呢？记者来到了和三门峡相隔130公里小浪底水利枢纽进行调
查。小浪底位于三门峡下游，是距离三门峡最近的一个大型水库。
小浪底水电厂水利调度中心副主任徐强接受采访时说：“小浪底的总库容是
126亿(立方米)，在126亿(立方米)的库容里面我们有75亿(立方米)的库容，所以
说留了这么大库容，在126亿(立方米)占的比例相当大了。也就是对黄河的泥沙
问题，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设计。”
徐强副主任告诉记者，小浪底在高水位发电时并不会导致上游出现泥沙淤积
的现象，这得益小浪底工程于泥沙问题的专门设计，然而三门峡却没有这样的设
计。
据三门峡枢纽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三门峡在建坝之初，它的蓄水水位是
332米，现在的水位是316米，比过去少了16米，但即便是这样，现在的水位还是
受到了来自上游地区的强烈反对。那么三门峡工程今天的尴尬究竟是什么原因造
成的呢？
张冠军说：“它主要是由于水库在设计初期对水土保持认识不足，和上游来
水来沙情况的认识不足。另外和枢纽自身没有考虑泄流排沙系统。”
记者：能不能跟我们说更具体一点？
张冠军：在设计中，他(设计师)对三门峡大坝是按高坝大库设计的，没有设
计泄流排沙孔洞。
事实上，设计上的缺陷在三门峡水库刚刚投入使用的时候，就已经逐步显露。
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的问题，三门峡水库刚投入运行，就出现了严重的淤积问
题。1964年和1969年，三门峡水库先后进行了两次改建，主要是增设泄流排沙的
通道，以缓解淤积程度。但即便是这样，三门峡上游的泥沙淤积问题，还是无法
得到根本解决。
张冠军：当初三门峡工程设计时有一些缺陷。
记者：现在能够弥补吗？
张冠军：不能全部弥补。
记者：为什么呢？
张冠军：因为它先天的缺陷。靠后天我们的努力已经无法解决了。
对于三门峡的尴尬处境，那些远在上游的渭河流域的受灾群众，他们并不知
情。他们只知道今年的雨多、水大，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他们现在希望的是，
今年的冬天不要太冷。
陕西省华县下亩镇南解村村民陈水生说：“没有棉衣，棉衣差不多都让水泡
了。”
作为一个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减淤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三门峡水库，
由于设计上的缺陷，使得水库发电和上游泥沙淤积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那么
当初的设计方案为什么没有考虑泄流排沙系统呢？而对于目前的困境，又该如何
解决呢？
在我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是一条最难治理的河流，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泥沙
问题。
三门峡水库作为黄河上的第一座拦河大坝，对于泥沙的问题，当初的设计者
又是如何考虑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有关背景。
背景：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当时这项
工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1957年4月这项工程正式开工，
到1960年底基本建成，总投资9.42亿元人民币，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
是倾全国之力。
三门峡工程是由前苏联专家主持设计，我国的专家参与讨论。当时的设计者
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
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
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样的思路也使得三门峡工程自身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
孔洞。
1960年工程蓄水运行后，泥沙淤积的问题开始显现。到1964年，三门峡库区
的泥沙淤积严重影响了渭河两岸，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1964
年三门峡进行了第一次改建，增加了“两洞四管”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三门
峡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在坝底打开了八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
尽管如此，对于遗留问题该如何解决，至今还在继续研究。
应该说，黄河、渭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和水土保持工作有着很大的关系。而
当初三门峡工程的设计者，显然对于水土保持过于乐观，这使得三门峡工程在设
计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造成了今天水库发电和泥沙淤积的尖锐矛盾。同样是黄河
上的大型水库，小浪底就避免了类似的矛盾。据我们了解，1957年6月，有关部
门曾经组织了70名专家就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讨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水
力工程方面的权威人士。那么对于三门峡工程设计中的严重缺陷，这些专家发现
了吗？
记者查阅了1957年出版的第七期《中国水利》杂志，上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是
当时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的综合意见。在这篇文章中，记者看到，与会专家中
已经有人提出，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可能会使渭河洪水水位抬高。
【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说：“当时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泥沙可能
淤陕西的。”】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张光斗正是与会者之一。
在1957年出版的《水利杂志》上，记者看到了张光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意见，
他认为“工程措施要有弹性，比如坝下可以留些低孔，有备无患”。但是他所强
调的泄流排沙意见，并没有被方案设计者采纳。
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能修，你有什么办法。
今年92岁高龄的张光斗参与过我国许多的大型水利工程，包括三门峡、丹江
口、葛洲坝、小浪底和三峡等等。这些工程的照片挂满了他家的墙壁，但记者注
意到，这些照片中惟独没有三门峡。
记者：你怎么评价三门峡工程的设计？
张光斗：错误。
张光斗告诉记者，当时在讨论会上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了反
对意见，【其中最坚决的是一个年轻的水利工作者，他叫温善章。】
张光斗：温善章是反对。可是温善章这个年轻同志反对，挨了很多整。
当记者在河南省郑州市辗转找到温善章老先生的时候，这位80岁的老人手中
捧读的书籍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对于过去的挫折，温老先生不愿谈起，对
于今天的三门峡水库，他感到的只是深深的惋惜。
温善章说：“我想只能是遗憾。”
温善章是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专家，在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
他曾专门就三门峡水电站可能会造成上游地区泥沙淤积问题向有关部门上书。他
的意见同样没有被工程设计者采纳。
温善章：最后我只能要求保留意见。到散会我也没有低头。
温善章老先生认为，如果当初的设计者，能够更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尤
其是反对者的声音，三门峡水库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尴尬。在这一点上，温老先生
认为，三门峡工程留给中国水利史的借鉴意义是深远的。
温善章：这样的工程听取反面意见听取的够不够，或者是反面意见，反对意
见的话，叫哪些单位来做了哪些工作？没有。你没这种制度，也没有这种组织措
施。
对于如何解决三门峡水库所引发的泥沙淤积问题，现在仍在争论当中。一派
意见认为，重要的是做好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渭河和黄
河的泥沙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水土保持需要时间，而降低三门峡水位是当前
能够取得明显成效的方法，应该尽快实行。无论哪一种意见更符合实际，我们希
望的是，能有更多的目光来关注那些渭河流域的受灾群众，来关注我们的重大工
程，怎样让决策更科学，我们希望，三门峡尴尬不要再重演。
张光斗老人对三门峡工程的评价是两个字，错误。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
出现？温善章老人反复强调的就是制度。这个制度是一个能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
对意见的科学的制度。而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最近提出，在利用小浪底工程的前
提下，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把潼关高程降低2米，降到326
米左右，是消除渭河水患较为合理、现实的选择。 (《经济半小时》记者张凯
华报道)
张光斗是忏悔还是推卸责任？
舒拳者
“张光斗抨击三门峡设计错误、渭河灾起三门峡”，固然可算是“实事求是”
之举，但历史也会记上一笔：正是他自己想以三门峡工程作为进身的阶梯，当年
极力追捧虚假的水土保持前景，推崇苏联专家的设计，在三门峡出现严重问题以
后的多年中还是一直遮遮掩掩，做足了为尊者讳、也为自己讳的功夫。
在最近的谈话中，张光斗总算是承认了三门峡的设计错误，也提到了当年反
对设计方案的两人中的温善章，但却绝口不谈两人中的另一人黄万里。
黄万里被定为右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三门峡的事情上唱出了反调，不然
何至于蒙受“钦定”的待遇？更使“上头”不能容忍的是，三门峡完工后数年就
出了严重的问题，黄万里的预言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岂不让人衔恨在心。“右派”
不够，还要加上个大”字，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试想如果当初三门峡不
出问题，事实证明黄万里错了，那他的遭遇说不定倒还会好一点。被当作跳梁小
丑而遭受嬉笑怒骂之余，“上头”也会摆出一幅宽宏大量，不与“腐儒”计较的
伟大胸怀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在年轻时涉世不深或太深、而又野心勃勃，做出禁
不起时间检验的事，到了晚年生出忏悔之情，也是人之常情。
张大千未出名时为了生活或游戏，造了不少假画，晚年出资购回一些销毁，
这算是一种忏悔。
周扬断送了胡风等人，固然有一部分无奈，但也不排除派系和个人成见的因
素，晚年内心不安，也算是一种忏悔。
张光斗这次的谈话，到底是出于忏悔之情，还是为自己推卸责任呢？相信历
史是会做出公正评价的。
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
黄观鸿 2003-11-15
近来中央电视二台[1]和华商报[2]等媒体报导什么：“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
质疑三门峡水库设计错误，主张废弃三门峡水电站”，甚至：“张光斗当年不赞
成修三门峡水库”。看到这种炒做，任何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尤其是当
年清华水利系的学生，谁会认为这些报道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先有邓子
恢副总理报告亮出“圣人出而黄河清”，后有1957年水利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讨论会上“歌德派”“但丁派”们主张建高坝。历史事实是，在这70位全国水利
专家7天讨论会上，只有黄万里一人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根本反对修坝。另有
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如果一定要修，则在坝下留底孔排沙。这段
历史事实，现已板上钉钉，记载于《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3]上了。《三峡探
索》的木兰评论[4]质问得好：“我们不能理解为何中央台记者谈到三门峡而忽
略黄万里。没有黄万里的三门峡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稍
稍对三门峡有点了解的人都清楚，只要提到三门峡问题，黄万里的名字是越不过，
绕不开的。中央台的经济半小时谈三门峡而不提黄万里，不知是善意的无知还是
别有用心的故意”。至于那位年事高到“其言也善”阶段的“水利泰斗”，在他
最后的日子里，也许以为这些报道可以用来蒙蔽年轻人，洗刷掉他“双院士”的
历史污点，或希图混充中国的“布鲁诺”，去见牛克思。人们仿佛看到，跪在杭
州岳庙前的秦桧突然站起来说，女士们先生们，是我当年朱仙镇大破金兵，直捣
黄龙府…。
作为黄万里的长子，笔者认为，是时候了。是公布家父黄万里1993年向中国
...纪律检查委员会投诉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的时候了。
1994年家父委托我三姑，随身带到美国两封控告信底稿，从美国本土再寄给已定
居马里兰的我与三妹黄肖路。家父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附寄二控告信，向最
高检查机关的，希望你们再复制一份，使你们两家各存有一份。以前曾寄去寄中
共常委...的三封信，劝勿修三峡高坝，以免祸国殃民。这样前后共有五信，
各存你们两家，请珍藏。”又写道：“在适当时候，待我通知你们时，可以发表。
在我身后，也可以发表”。看来，1994年家父业已料到，在三门峡大坝旁跪着的
秦桧们，会再次站起来翻案的。
现将家父上述“附寄二控告信”的第一封（第二封便是有名的黄万里控告国
务院在三峡问题上违宪的上诉信）的案件一，连同两案之前写给中国...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信，公布如下。
中国........审阅后烦交
..纪律检查委员会：
兹送上二项控诉案件请审查，并请先示复是否接受或应向法院投诉。
案件一，控诉以张光斗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既不懂
得有关的科学技术（详见黄万里《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简介》及函中国...
政治局前后两函，未附送），又谎言惑众，主张“三峡工程一定要上”，使国家
受到巨大损失。
案件二，请调查张光斗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是否参与黑线组织扼杀异己
科研成果，以保持其错误的中国水资源贫乏的见解和计算法。
投诉者：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100084
电话：2561144 – 3394
案送..纪委案一：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
（一） 1957年黄河三门峡坝计划讨论情况。当时张光斗顺从苏联专家和群
众修高坝，留沙库内，放出清水，继又顺从全体保留底孔不堵。
（1） 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坝讨论会上的部分意见。当时只有
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此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温善章提出该
修低坝。最后黄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体同意。后来汪胡桢执行时，苏联专
家坚持其原设计堵孔。对黄的批判详见《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
（2）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
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迳流也可
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
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
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
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3）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黄万里在此批道：
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
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
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
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
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
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
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
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二） 1992年讨论长江三峡 高坝时，张光斗在政协会上、人民日报上、电
视发言上扯谎的情况
政协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简报
第十期（经济10期）
经济委员会 1992年1 月8日
经济委员会三峡工程问题座谈会发言之八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但切记硬搬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
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对中外历史经验，必须分析研究，虽然很
值得借鉴，但切记生搬硬套。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
不赞成。（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
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后来证明
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
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
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高坝大库的，
（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张光斗和全体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
该修低坝。）赞成设大量底孔，（黄万里在此批道：最后黄万里提议留排水洞不
堵，全体赞成，最后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意见是对的。
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余略）
后记
清华大学水利系出了两个极端人物，黄万里与张光斗。
张光斗教授自解放至今54年，历次运动非但毫发未损，且节节高升。君不见，
57年颂黄河清顺从苏联专家起家，中苏分裂立马反修战士，大跃进时经周总理介
绍入党，是清华有名的红色教授，文革起紧跟四人帮，成了反17年资产阶级教育
路线的积极分子，文革后摇身一变，狠批四人帮更加红的发紫，改革开放，披两
院院士顶戴，任三峡大坝总顾问，自授百万大奖，如今“水利泰斗”东施效颦亲
民有加，电视上为民请命，露一副比渭河百姓还苦的哭像[2]。
黄万里教授解放后的1950年任东北水利局任顾问，期间甚不得志。2001年夏
家父病重，我从美国赶回伺候时他还对我讲：“东北时，他们党内总要派个人在
你身边，使你无法放手去做，我知道无法同他们合作，才决定去唐山交大教书
的”。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家父是唐山交大第一号“思想大老虎”。当
时笔者正读小学，虽眼见唐院内满是批判黄万里的漫画，听到的却是不少大学生
称道家父的私语。记得一次父亲与客人说：“听说有的学生背后学我吸烟的姿势，
我知道坏了。”1953年家父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教书，1957年后，突然变成了全国
有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现在人们知道，毁谤皆因说真话，三门峡
会反修坝。当时我在城里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记得周末回家听到父亲激动地重
复地说过：“……看谁是真正爱国的嘛！….”。这恐怕就是父亲在那70名水利
专家7天辩论会上，直犯龙鳞，浩然正气发言的袅袅余音。1957年深秋处理右派
时期，我已考进北京大学数力系两个月了。我虽逃过此劫，然后面三位弟妹的命
运，就大不如我了。比我聪敏许多的二妹黄无满，在大跃进高校扩大招生的1958
年，居然只考得个“二次录取”，哭哭啼啼地去大跃进年头技校“戴帽大学”北
京机械学院报到。轮到二弟黄二陶1960年考大学，接到的通知书干脆就是“未被
录取”。20年之后，当二弟赴美前夕，中学班主任找他去话别时透露：“二陶呀，
当年你没考上大学，谁也不怪，只怪你的挡案里有四个字：不宜录取”。小妹黄
肖路1963年考大学，更是“未被录取”了。父亲因自己当右派分子，影响子女考
不上大学，十分痛苦。当时我年轻，不理解父亲家国两难的内疚与义愤，反而怪
他没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时三门峡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
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5]。 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
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
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
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
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
帽”的大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
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
年，这是为什么？”
参考文献
[1]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31日 22:59，《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
峡》
[2]《华商报》2003年11月1日 第12版，《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
http://hsb.huash.com/gb/newsdzb/2003-11/01/content_619917.htm
[3] 党治国：《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2003年11月10日
[4]《三峡探索》新闻服务，木兰评论：《水利泰斗的良心发现》
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gb/index.cfm?DSP=content&ContentID=8819
[5] 党治国：《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2003年11月5日
三峡工程十年: 十个没想到
参见 http://www.bashu.net/bbs/dispbbs.asp?boardid=1900&id=6892
十年前的今天 (四月三号) 全国人大通过了在长江上修建三峡大坝的决议，据官方传媒称，当消息传来，库区人民欢欣鼓舞，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十年过去了，库区人民欢喜 (如果他们真的曾经欢喜过的话) 的劲头早已随长江水东流而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恐怕说不清是该喜，还是该愁，当奉节水泥厂的老工人在“精彩第一爆”中看到自己修起来的厂房瞬间灰飞烟灭，当“屈原故里”的农妇不得不砍掉即将挂果的柑桔树，当古镇大昌的移民挥手告别居住了十几辈的“温家大院”而各奔前程…… 也许他们有很多“没想到”。不仅这些平头百姓，就是这工程的决策者，规划者，鼓吹者，拥护者或不明不白者也有许多个“没想到” 。
⑴ 没想到三峡大坝会出现这么大的裂缝
《南风窗》报导，几年来，一直流传有“三峡大坝开裂了”的说法。不久前，北京有传媒说 “大坝开裂了，还能不能蓄水？”更引起了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格外关注。记者赵世龙实地采访发现，大坝壁上从上到下有条条裂痕，缝宽可以插入成年人手掌。一名施工员告诉记者，出现裂缝的原因是，“原来每个(浇筑)工段与工段间的隔板材料出了点问题，可能下面的基础还出了点问题……”开始发现时，裂缝只有0.1～0.2毫米，后来发展到最深的裂缝有2米多深。
王家柱副总经理比较坦率：“三峡工程施工9年以来，总体上来说大方向是好的，但还是出了一些缺陷、事故，有些事故还是相当大的。如导流底孔表面不平整，下面那个架空，都处理了一年多。当然对整个工程来说，都是局部的少量的，但还是对工程的进度有影响，对今年的影响比较大。由于发现得比较早，处理基本在前年跟去年，今年因为要截流了，如果再出现那种比较大的缺陷，连处理的时间都没有了。”
当记者问道：“三峡大坝有没有伤筋动骨？有没有推倒重来的可能？”
三峡总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彭启友说：“坝面裂缝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会不会对大坝造成危害。现在发现的这些裂缝，最近经过专家的鉴定，不属危害性裂缝。但如果不处理好呢，有可能发展成为危害性裂缝。”
张超然总工程师似乎自我安慰地说，“(裂缝)对水电工程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同时也承认，“但是在预测方面，我们没有想到它的发展速度，想到的不够。”
好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好在还来得及修补。但以后恐怕得多想一想，想得够一点，花这么多银子垒起来的大坝毕竟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老百姓的血汗钱。
⑵ 没想到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没那么大
《三峡探索》得到的几份“内部参考文件”表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不仅知道三峡工程所提供的电能可能不够稳定，也可能相当昂贵，而且已经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并没有以前宣布的那么大。这些“内部参考文件”包括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八十年代三峡工程论证中的环保主审人张光斗2000年4月1日给三峡工程的主要负责人郭树言的一封信。信中说：“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
再大再难的事我们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有办法，但只是不能向社会公开。
湖北省新任省委书记俞正声谈到，他到湖北在走马上任时，有人对他说，你现在到湖北去可就好了，三峡大坝也快建起来了，水患问题也快解决了。俞说他不这么看。三峡工程即使建好了，也还是有水患问题。只是发生的机率和危害少一点，所以湖北上上下下都要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对不起湖北的父老乡亲。
看来俞书记还不那么喜欢吹牛，算得上个难得的明白人。
再请看新华网消息：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到２００３年国家将投资２００亿元加固长江中下游重要堤防。
据了解该投资项目包括湖北石首河湾整治、安徽枞阳江堤、江西赣抚大堤等一系列长江干堤整治工程。加固工程将于２００３年６月前完工，以确保三峡工程首批机组按计划投产发电。上游三峡的发电要靠下游固堤来保证? 虽然不合乎逻辑，人们还是听出了画外音：朱熔基是在按清华水利教授黄万里先生的遗嘱，在做最后补救！这等于在说，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是靠不住的，所以加固下游堤防必不可少。
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不过如此，总让平头百姓有些没想到。
⑶ 没想到移民还不得不外迁
在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决议的前后，很多人打包票说移民不是难事。李伯宁更是拍胸脯担保说，只要按他的法子搞“开发性移民”，多种点儿柑桔，所有移民不用外迁也可以过上舒心日子。李伯宁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真的在库区某地培育了大寨式的“开发性移民”典型，经官方传媒一宣传，真的引来不少参观取经者，连中央的高官和一些著名专家知名人士也被他哄得一楞一楞的。都以为这下中国人可以破解“世界难题”了。
殊不知要迁移的人真的太多了一点，三峡这地方虽好看但地面太“不平”也太“瘦”了一点，把所有的移民都“靠”在村后边山上面还有个水土保持问题，有个环境问题，用时髦说法叫持续发展问题。李伯宁的法子并不是处处灵验，最后朱总理下决心把十二万农民移出去。没想到移民还不得不外迁。
《三峡工程报》报道，湖北巴东的千多号移民本来都“靠”在村后边山上面了，可惜搬迁安置的“质量不高”，朱总理的指示一来，大伙都要求外迁。移民局觉得上面有精神，下面有热情，再花钱把大伙又搬了一次。移民为了生存不怕多折腾一回，干部考虑到“安定团结” 也不惜多花点银子，只是这移民支出的窟窿越来越大……
⑷ 没想到移民经费越来越不够用
《 21世纪经济报导 》在“三峡工程资金流调查 ”一文中写道，三峡总公司为什么“突然” 采用上市融资的直接融资方式？一个现实考虑就是减债。两年前陆佑楣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外记者说，预计到2009 年工程全部竣工时总投资可控制在1800亿元以内。但另有公司财务部的一项测算认为，因三峡工程施工期长达17年，且其资金来源多元化，计入物价上涨及施工期代替利息的动态总投资难于准确计算，粗略估算约为2039亿元。但陆承认，截至2001 年底，三峡工程资金累计到位762亿元，其中资本金来源占45.64％，债务性资金来源占54.3 6％，从总的趋势看，资本金的比重逐年下降、债务性资金比重逐年上升。
同经国家批准的静态投资同口径做比较，到2001年末，水库移民费用支付超前，至2001年末已超流程安排61.4亿元。资金平衡年将比预计的2006年推迟到2009年。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郭树言这样解释移民投入的急剧上升：“今年移民工作的难点，一是135米水位线下移民任务非常艰巨，部份城镇和基础设施进度滞后，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二是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技术要求高；三是部份农村移民后安置质量不高，需要抓紧研究发展经济的措施。”
郭主任多少比陆经理直爽一些，三点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移民经费越来越不够用的另一原因是贪污腐败 。 在中国， 负责工程啦，移民啦，救灾啦，扶贫啦，历来就是肥缺。管三峡的工程和移民，自己不伸手要也有人会送钱上门 。 正如王渝生在他的报告“故陵黑幕” 所披露的，一小小的村官只办一个假移民就有人大把大把送钱上门。 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掌管移民经费的大小官员 。
虽然负责移民是公认的肥缺，但一不小心，肥缺也“伤人”的。重庆丰都县的国土局长黄发祥因贪污移民经费实在太多已成杀鸡吓猴之“鸡”，万州移民局的一个小出纳王素梅因挪用移民公款搓麻将赌博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不在万州监狱度其余生。特别是总理朱熔基从李鹏手中接管三峡建委主任后，一再警告大小官员们谨慎行事，三峡移民经费万万动不得，称其为“碰不得的高压电线”。
朱总理可能也没想到贪污腐败如此严重。移民官员也没想到用那么多钱移民，移民还是不满意。
⑸ 没想到移民工作如此之难
3月25日新华社发出一篇报道，“三峡移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隶属于统计部门的专业调查队伍重庆市农村调查队在实施三峡移民工程10周年之际，公布了一项跟踪多年的调查结果：此次调查的负责人说，他们对100户农村移民家庭进行了跟踪调查，其人均收入达1890元人民币，比重庆市普通农民人均纯收入高近300元人民币。搬迁后的三峡移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移民家庭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农民收入。更鼓舞人心的是：移民家庭冰箱、彩电、洗衣机拥有比例是普通农户的3倍，电话、自行车、摩托车拥有比例是普通农户的2倍。
笔者对统计部门总有点儿不放心。很多“老外”也开始对中国的统计数据心存疑问。最近《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和《远东经济评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有多少可靠性？
我的问题是：虽然是专业调查队伍，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这100户农村移民家庭如何选取的？并不是说 100户家庭就没有代表性，而在于抽样调查的方法。如果是坝区的宜昌县朱家湾，我信。那儿的移民早通过“区位优势”发财致富了。还有那些头脑灵活有门路有手艺加上又移了一个好位置，做到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农民也不难。使人糊涂不解的是，既然移民有这许多好处，搬迁后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加上冰箱、彩电、洗衣机，移民们又何苦要“ 赖”著不愿走呢？为何还要以爆破方式“依法移民”呢？
据《三峡工程报》，在巫山县南陵乡活跃著专职的“拆除工作队”，他们不仅巡回村社将政策法规宣传到户到人，同时对一些抵触情绪大的“钉子户”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对少数不听教育，外迁后仍居住原籍的移民户，实施强制房屋拆除 (炸掉)”，据说这一过程虽属强制但“按法定程序申请”，故称之为“依法移民”。“依法移民”发端于巫山县上游的云阳县，那儿的党政官员为了加速移民进程，尽快将移民外迁，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并不惜把四位移民代表投入监牢，使当地移民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本刊去年最后一期刊登了一位热心读者从四川成都转来的一封信。该信是重庆市巫山县一名年近90的老者托他们将此信转交给有关移民部门的。老人与他的两百多位乡亲的搬迁已经四年多了，但政府许诺的饮水、用电、土地问题均未获解决，加上选址不当、干部贪污、弄虚作假、移民与迁入地的居民的矛盾等等一系列问题，使移民们强烈要求尽快落实政策或乾脆将他们再全体外迁。
中国科学院三峡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在万县五桥区也作了一项跟踪调查，那儿不仅移民人均土地减少，收入下降，接收了移民的当地居民也面临同样的困难。他们的研究比较冷静，语言也实在，没有用中国人特别熟悉的概括方式和语言推断说，三峡库区处处如此。因为他们毕竟是严肃的学者而不是隶属于统计部门的专业调查队伍，也不是新华社妙笔生花的记者。
一位中国学者在三峡库区做调查研究时，一位乡镇级的移民干部对他抱怨说，“别人都以为做移民工作有权有利，移民官员威风八面。说句大实话，我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们真是两边为难：上面要求我们尽快把移民移走，但移民经费总是到不了位。有时甚至一拖就是一年。我们把移民动员好了，他们把房子也拆掉了，但我们拿不出钱来付给他们。你说这工作怎么做？再说嘛，你要别人一下子离开生活了几代人的故土背井离乡，有的远迁千里之外，有的一家四分五裂，也不知道前面有多少沟沟坎坎。你说这工作好做吗？可上头总是压著我们限期完成包干任务，底下的群众骂却我们是黑良心的贪官。我们真象风箱里头的老鼠，两头受气！”
难怪负责三峡移民的官员感叹： 没想到移民工作还是很难。
⑹ 没想到三峡库区的污染愈来愈严重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网站消息，日益严重的污染正发出警报：治水污染迫在眉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报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水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情况。邹家华指出，检查发现，长江流域的水污染造成的害日益明显，长江流域的水环境不容乐观。2000年与1999年相比，长江劣于三类水标准的长占总评价河长的26％，比1999年上升了5个多百分点，上升态势明显，其中，长江沿岸排污口的排污是成污染带的根本原因。邹家华说，由于投入不足等原因，不少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根本不能适应水污染防治的要求。随着重庆人口不断增加，全市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多，去年底达4亿多吨，而全市仅有3 个处理量较低的污水处理厂，全市污水处理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三峡工程施工高峰期，国家环保总局《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2000》出台。在这份也是由政府部门发布的公报里，道出了一些真情：
“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库区一些珍稀水禽已成为短暂停留的旅鸟”；
“库区农村能源短缺，薪炭林面积和薪柴量持续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库区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增多，经济损失较大”；
“库区船舶污染事故和倾倒垃圾行为时有发生，对江水造成的污染严重”；
“库区污染治理缓慢，特别是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几乎所有污水均直排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大部份垃圾向长江倾倒或堆弃在江边，给大坝蓄水后的库区水质带来重大隐患。”
这就难怪张光斗教授开始著急。在给郭树言的信中表达了他对三峡环境问题的担忧。也许是对中国科学院同行的负罪感，这是因为当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三峡工程论证中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顾虑重重时，作为环保主审人的张光斗竭尽全力地说服了他们。张光斗教授是在考察了重庆，这个占三峡库区面积75%及移民总数85%的新设中央直辖市，并与重庆市环保局官员座谈后呼吁中央政府为三峡库区污染治理拨款3000亿人民币。令张光斗教授特别沮丧的是，当地环保局官员对库区环境状况，污水及治理皆一无所知。而后者则抱怨他们没有经费开展相应的工作。
原来听说三峡建坝有利于改善环境，没想到库区的污染愈来愈重，治理起来还各有各的难处。
⑺ 没想到清库的工作如此艰巨
“三峡治污、清库刚开始并没有被重视，这从它的经费预算可看出来，只是象征性地列了一点，”重庆市政协常委雷亨顺教授说，“而实际上它和三峡工程、三峡移民一样重要。三峡水库淹没区的垃圾和有害有毒物质数量非常大，不清理乾净，危害将会非常大，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赌！更不能掉以轻心！”
“这些东西不清走，对三峡库区的水环境危害太大了，后果令人揪心！”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韦思琪说，“三峡库区库底清库工作的好坏，与水质保护、安全发电和航行以及防止恶性传染病的蔓延等都密切相关。我国正实施南水北调工程计划，库区水质的好坏，不仅影响整个库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将影响中国半壁河山的可持续发展。”
“即使是一般坟墓的清理也是很难的，”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官员说，“水库淹没区埋葬期１５年内的坟墓，原则上都要清走，由于没有坟墓档案，死亡原因不清，也要把棺木和葬的尸体取出，运到库外烧了，坟土要翻出来晒四次，最后消毒无害才行。”
清库的另一项工作是灭鼠。“在库区的城市里，老鼠很多，特别是在垃圾场，老鼠尤其密集。”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的王里奥博士说。“主要是用捕鼠夹和鼠药灭鼠，”市疾病预防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这些老鼠不消灭掉一定的量，水淹上来后，都往山上跑，密集度一大，容易造成鼠疫，这在国内外都有先例。”
但最近重庆市又发现用鼠药灭鼠不是个好办法，因为毒死在洞里的老鼠和毒药在蓄水后都可能污染水体。故通过《重庆晚报 》以优厚待遇向全国求聘灭鼠专家。
没想到小小的耗子也变成了一个大难题。
⑻ 没想到文物宝贝越挖越多
正如戴晴前几天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演讲所指出的，中国前几代专权者出身军人，80 年代以后的领导人出身工程师。无论哪类人当权，对人类文明遗产的保护都从未放在一个重要位置。文革中的“破四旧” 很多人记忆犹新。
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学者们也对三峡地区的文物保护不屑一顾。两院院士潘家铮、张光斗均嘲笑把钱花在文物保护的做法。张光斗教授曾对三建委负责人说：“涪陵的鱼石梁 (又称白鹤梁，位于涪陵市的长江边， 因将自唐朝1200年以来的长江枯水位变化及其周期刻于鱼形的江边岩石上而得名，被誉为世界水文奇迹) 保护，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看又怎么样， 不看又怎么样? 对我来说，没有张飞庙 (位于云阳旧县城的长江对岸，为纪念三国英雄张飞而建) 又有多大事呢?”
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队正在三峡地区作抢救挖掘。没想到是，三峡地区文物宝贝越挖越多，前天发现了战国的文物，昨天报道说挖出唐城，今天又发现了宋城，有的宝贝还没和考古学家见面就被卖到纽约的拍卖行。
根据北京新浪网今年二月的文化专题报道，在三峡考古现场的专家说，明年水库蓄水前，三峡地区的文物只有百分之十来得及发掘，余下的百分之九十只有眼睁睁地看著被三峡水库淹掉。该专题还设计了一个小型问卷问读者对此事的看法，笔者看了一下当天 (2002年2月7日 ) 的投票结果：57% 的读者说不高兴见到这么多文物古迹被永久淹掉。
咱们中国人常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而自豪，但真正得到的时候，又毫无爱惜之心。
⑼ 没想到地质灾害接连不断
直到２００１年５月，开工八年后，才有消息称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情况：其中滑坡３４６５个，崩塌和变形体１１９０处。另据新华社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消息，１９８２年以来，在这一地区发生的重大地质灾害就有４０多起，目前仍有１５００处崩塌、滑坡体。在这些崩滑体中，有９５７处位于２００３年三峡工程初期蓄水的１３５米水位线以下。据长江水利委员会２００１年７月的一份资料显示，三峡库区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地带有１３０２处，宜昌市辖区内达２０２处，滑坡总面积２３．１平方公里，总体积为５．１亿立方米，需作出处理的有１４１处。可见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既没想到也很奇怪，这滑坡，崩塌还有地震好象故意与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和建设者过不去，一会儿武隆云阳老县城出现滑坡，一会儿秭归兴山地震，不几天听说巴东新城建在了老滑坡体上不得不异地重建，过了几天云阳新县城又出现巨大滑坡体，威胁了上万人的安全，又过了几天秭归出现崩塌，这回可真的砸死了人。
从国家立马追加４０亿拨款整治地质灾害来看，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欲加以补救。但很显然与库区垃圾的清理问题一样，他们在临时抱佛脚。在滑坡、崩塌这些世界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今天，拨款是不是很有用呢？
⑽ 没想到碍航断航的时间这么长
据《重庆晚报》报导，重庆航运公司的老总们日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根据三峡工程施工总体安排：从１１月开始到明年６月，长江将第三次被截断。与江水同时被切断的，还有长江上的运输。这次长江截流引起的碍航、断航时间，不是１９９８年的５２天，不是１９９９年的２０天，也不是前些时李鹏的讲话中说的67天，而是要达到270天左右。
据悉，此次长江三峡的断航、碍航将分为三个阶段：１１月到明年３月，靠临时船闸通航。由于临时船闸通过能力有限，目前每天上、下水的２００多艘船舶中，约有１／３无法通过。而从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６月，长江三峡坝区客货运输完全中断，交通部门预测受影响的客、货运量分别为１４５万人次和５３５万吨。旅客和部份货物将不得不走“下船－过坝－上船”的路线。
２００３年６月以后，永久性的双线船开始使用，专家认为，根据经验，至少有一年半处于磨合期，这期间通航保证率只有６０％左右。重庆企业损失：１０亿元以上？对于长江上从事客货运输的长江轮船公司和民生轮船公司等航运企业而言：“将是长江航运最艰难的时期 ”。
人总有人的局限性，没想到或是想到的不够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人们总在为此付出代价。而付出代价最多的是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孤立无援的人们，面对政府的空头许诺陷于困境的人们。我们担心不知以后还有多少个没想到，比如说机组安装，电力销售，泥沙淤积，永久船闸，还有那个升船机如今似乎只字不提了，清库能否清彻底，蓄水后水质究竟会怎样，已经搬迁的移民是否稳得住能致富，还剩一多半移民能否移得出……
黄万里教授抱憾辞世 中国再无人反对三峡工程
戴晴
2001年8月26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 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 ──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 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7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 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 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徵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 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 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 “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 (总管为国务院总理) 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 “ 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 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
“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
“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附： 黄万里三次致书江泽民
第一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敬祝十四大胜利成功，预祝诸位胜利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此，作为一个无党派科技工作者，愿竭诚地，负责地，郑重地向诸位提出下列有关水利方面的意见，请予批复。
一． 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公布的论证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还待从根本上重新审查。建议先用书面和集会方式对专题公开讨论，得出可靠的结论，使大家明白；并即停止筹备各种工作，请先向人大备案。
附送《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内容如次:
1． 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
2． 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为第一，不是某些人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有水处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 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4． 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长江中游防洪当今迫在眉睫，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长年送沙流向两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二． 长江中下游迫切需要汛期防洪，建议治理策略如下:
1． 中游除堤防外要加强疏浚，床沙排向两岸洼地，任其淤高，不禁止围湖造地。各大支流筑坝拦洪蓄水，亦以防旱。
2． 在扬州开一分流道，近路出海，加陡坡降一倍，以刷深中游江槽。同时在下游束水攻沙，增补田亩。分流道逐渐加大，江北清水增多，南通七县变成江南。
3． 下游加多分流量，太湖区域全面疏浚，挖泥肥田；洪水宜导出吴淞江及浏河，勿入太浦河，免淹上海市区。
三． 黄河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利河，今人把它看成害河，实为我水利学者的耻辱。它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全球最大的三角洲。我祖先修了两堤，逐步加高成为悬河。今人恐惧洪水，不敢修闸分流，不知它正是一条自流淤灌的总干渠，足以解决华北平原缺水缺肥，恢复南北大运河。低设分流闸槛，可以刷深河槽，大增过洪能力，于是河治。大堤不再需加高，改成高速公路。黄淮海平原得以整体开发，可增加支持半亿人口，详见《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淮北平原的整体开发》，其主要措施如下：
1． 打开南北大堤约二十道闸口，低槛分流刷深河槽，北岸分流年200亿方水，南岸100亿方。首先打开人民胜利渠闸，引水天津；随后再开运河南北闸。各派取复式断面，固定住低水岸边。
2． 停止小浪底坝工，改修三门峡坝，恢复其设计功能，并刷深黄渭河槽，确保上游农田。
3． 停止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水只可抽到里下河地区。该工程抽水70米水头，经济上不可行；将来恢复大运河，黄水南北分流，该工程将大部拆除。该工程是错误的。
4． 整治南北大运河，今线下移到黑龙港。
5． 整修南北大堤及原运河高地成为三条高速公路。
附三文。
顺致敬意。
黄万里 清华大学1992年11月14日
第二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 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迫炸坝，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1995年至2010年，连续15年，按1986年物价，每年20亿元中浪费达13亿元，等于每年抛扔大海400万吨粮食。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1931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781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
详情请阅前送的《简释》。拒说三峡问题规定不准公开争辩。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单谈卵石塞港问题只需一小时。若再谈经济问题，则外加半小时，质询时间在外。担保讲得诸公都明白。
原来流域水利规划必须具备治河（包括防洪），航道，灌溉，发电，供水等各种工程知识；并曾亲历其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的经验；此外还需要气象，地貌，地质，水文以及工程经济的知识；还须能对数学，力学方法和概率统计方法运算自如。这些要比一般土木工程的知识广阔和深邃的多了。概括地说，水利规划要求工程和自然地理学术兼备于一身，前贤有言在先。
技术人员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美国专家萨凡奇只是专长于造坝和略晓坝址地质的土木工程师。但是193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创立田纳西流域专区TVA时就未聘用他，而专任具有流域规划经验的Author E. Morgan领导和Sherman M. Woodward教授为顾问。这些外国专家我所熟知，曾在其下层工作过。一个甲子60年过去了，我国涌现出成千上万位水利专家，但仍未闻有兼通工程和水文地理者在水利机关领导规划。于是出现了这个截断长江的高坝计划，实际上不作可行性研究就该被否定。
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例如黄委主任王化云曾对总工程师交代：“这个坝（小浪底坝）你先按6亿元设计请款 ”；又如万里副总理带了张某某视察引黄济青导水工程后，就由计委批准施工，结果耗资10 亿元，每年还须大量费用抽水，其费大于在青岛煮海取水年一亿立方米。对于与众不同意见的建议从不答复，甚至控制学术刊物不准刊登合理的建议，附送两案件请审阅后转交中央纪委。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第三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1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年2月1 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委。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流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 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凡对技术复杂的问题例应公开讨论，岂可即下结论，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国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霸，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免这一灾难于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 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戴晴附记：
三封信如石沉大海，1994年1月25日，黄万里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 “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虽此坝业经人大通过由国务院定期动工修建，但国务院不能卸却核定该坝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责任。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
仍旧置之不理。
2000年4月，黄河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依旧没有理他。这年他已年届8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
（参见 http://www.itpub.net/showthread.php?s=&threadid=202515）
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
党治国
宛转江流忧国泪 绵延路断济时肠
——《江婴诗集》
一
2001年4月我去北京，按照20年来形成的习惯，必定要抽空去看望我最敬爱
的老师黄万里教授。黄老师生于1911年，屈指已到了九十高龄。两年没见，他老
人家的身体可好？
进了老师居住的九公寓101室，一眼便看出老师的身形较上次见面时瘦了许
多。但仍然腰板挺直，气宇轩昂。和往常一样，没有客气的套话，老师开门见山
地就说起切身的和关心的事情。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现在和你的老乡司马迁
一样，也受了宫刑了。”
我感到惊诧，还来不及发问，却听老师说道：“我患了前列腺癌，已经做了
切除手术。”我迫不及待地问：“手术成功吧？”老师说：“手术是成功的，但
即使手术成功，也会慢慢扩散。不过大夫说，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癌细胞的活
力也随之降低，扩散也缓慢。大夫认为，我还有几年生命，还可以做一些事情。”
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异常平静。
接下来老师谈到他不久前还为一个部门上了河流治理的课。
我略感安慰，却又禁不住一股悲凉和担心从心底涌起。于是我建议老师抽暇
整理自己的书稿，最好能从现在起就撰写回忆录，因为他一生在科学上的独特经
历是十分宝贵的。黄老师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20世纪的缩影，特别是在他身上
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良心，他的挫折和坚持，他的努力和成就，他的坚强和不
屈，一尊发人深思的、人格高大的塑像已经矗立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
我为老师带来了我刚刚发表在《随笔》第二期上的近作《埋没的思想（一读
文中子王通）》的复印件。这回我特意在复印件上写下了我在西安家中和办公室
的电话。由于黄师母正有病卧床，我特别叮嘱他们家的四川保姆：如果有什么事，
请一定电话告知我。
我所担心的“什么事”终于发生了，但消息不是来自北京，而且迟到了八九
个月。2002年夏，广州的挚友李士非兄给我打来电话说：“黄万里先生去世了，
你知道不？”我很吃惊。他说：“可能是今年4月去世的。《报告文学》杂志上
有一篇徐刚的纪念文章，我给你复印一份寄去。你应该为老师写一篇文章。”
（后来知道，由于黄家忙乱中找不到我的电话、地址，准备要给我发出的讣告无
所投知。）
不久，我就收到这篇文章。题目是：《黄河万里独行客――记黄万里》，题
目下用3号黑体字印出了徐刚先生写于2001年1月19日的《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
因着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与九曲黄河缠结在一
起，浓得化不开。
尽管三门峡水库的后患，50年前他已预见，然而，为治黄奔走一生的他，直
至90高龄仍然壮志难酬。言及治黄，老人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
“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接着，朋友又为我送来2002年第5期的《文史精华》，刊有散木先生写的
《执著的水利学家黄万里》，以及2002年第8期的《读书》，刊有曾昭奋先生的
纪念文章《江河万里》。
朋友们之所以把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一篇篇给我送来，是因为他们通过我平日
的言谈，深知我对老师一贯的日益加深的敬爱之情，他们通过我的介绍都知道黄
老师有一颗像水一样纯洁像火一样热烈的心，他对科学的信念如大山一样坚定，
他的知识和胸怀则像江河一样浩瀚，他终其一生保持正直的人格品行，足以彪炳
史册。凡是知道老师仙逝的朋友，都建议我“为老师写一篇纪念的文章吧！”
但是突来的悲伤撞击着我的心，使我欲哭无泪，几次展开稿纸而无从下笔。
我甚至害怕给黄师母打一个电话。因为除去1994年与老同学郝又明女士在医院见
到患病卧床的老师外，我到黄府拜访多回，竟然有几次都遇到黄师母卧病，而黄
老师却无不精神矍铄。我担心她经不住黄老师去世的打击！
但是两年来我不时想到我至为敬爱的黄老师，反复地回忆起一些历历在目的
往事。
二
1954年我从陕西省韩城中学考入清华大学，选择了水利系“河川结构及水电
站的水工建筑”专业。我的选择与自小生长在黄河边上有关，当时一个单纯幼稚
的想法就是如何利用黄河的水灌溉和发电。至于黄河的灾害，由于陕西地势高，
不但没有经过，也没有听过黄河对当地有过什么水灾。
大学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三年级学习专业基础课，其中一门重要课程就
是黄万里教授讲的水文学。
在黄老师给我们上课之前，从一些系里的活动中同学们已认识了黄老师，因
为他除了教学的主业，还兼任水利系的工会主席。他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和气、
随意，但不爱出风头，从不表现自己，一点也不“权威”，一位普普通通、本本
顺顺的教授而已。
但黄老师终于为我们这些水利系大学三年级的同学上课了。他身材高大，宽
肩厚背，西装笔挺，两眼放着真诚、睿智、和善、单纯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悬
河的授业之师，更缺少伶牙利齿。但他一句句讲来，却又都那么实在，实在得甚
至有些笨拙。他的头脸是方的，身材也是方的，给我留下方正严谨，一丝不苟的
印象。
然而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开始并不喜欢水文学，觉得这门课“不高级”。在我
们这些茅塞未开的学子眼中，科学是一门很玄的学问。最令我们折服的是从几个
简单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经过复杂的数学推导，得出一些或繁或简的公式来，认
为那才算“高级”的学问。但黄老师给我们讲的水文学却不是这样，差不多都是
些经验公式，几乎没有什么数学推导，这也能算科学么？
黄老师谆谆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两条相同的河流，西哲告诉人们，一个人
一生不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的各种参数都是瞬时而变的。特别是河
床和地貌，更是千变万化，必须注重实地观测，研究河流的历史演变，才能掌握
它的规律。由于变数太多，外界条件又变化无常，经过观测和总结，得出能够把
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公式就是最实际可行的方法。他说：“只要经验公式
能较好地符合实际，解决工程问题，那不就得了吗！”
和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比起来，水文学的经验公式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
又复杂，因此很难记。一些学习方法机械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在苦苦地默记这
些公式。黄老师知道后，告诉同学们：“这些经验公式你们只要学懂会用就是了，
不需要背，我也背不下来。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完全可以查书查资料，谁也不会
规定你们在工作中只能运用自己记住的公式而不准查书。考试时，我不会要求你
们背一个经验公式。”
在教学中黄老师注重教授基本的原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基
础。他谈起自己的治学经验，告诉同学们，中学的数理化基础最重要，他到现在
当了教授，也还常常抽暇翻一翻中学时的课本。“上了大学，进入专门领域，与
专业无关的许多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再也不可能学习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
许多需要运用中学的知识解决的问题。”老师的这段教诲对我的印象极深。因为
从195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违背常识的结果，而中学的
课程教给学生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懂得黄老师是在用浅显的道理为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传
授大学问，而唯有具有高智慧的大学者才能深入浅出地讲授经国济世的大学问。
黄老师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街一名门世家，父黄炎培先生系前
清举人，饱学多思，正直不阿，曾因不满于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拒绝在他们治下做
官。黄老师十岁以前极其顽皮，母亲烦他不过，就让他从小寄宿学校，寒暑假则
托亲戚代管，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小学即遇名师
开其智慧，课业加速进步，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一路超乘而前，中学、大学皆以
最优等成绩毕业。
中学毕业那一年，刘湛恩博士从美国留学归国，就任沪江大学校长。因其博
士论文为《从孩子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
炎培先生请他考查黄万里今后之所宜，结论是宜专习文学。时值黄炎培先生正积
极提倡职业教育，而黄老师的两位哥哥又已分别攻读哲学与经济学，加之他中学
毕业时门门功课皆列榜首，乃征得刘博士同意，商定黄老师学习桥梁工程，先后
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得名师亲切指导，黄老师又勤奋认真、学而不
厌，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以最优成绩毕业。
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
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由当时已在中国科学界崭露头角的
茅以升先生作序，由学校付印出版。1933年任江杭铁路练习工程师助手。除了勤
于本职工作，他还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转来做工的可爱农民不受工
头的剥削。”（《黄万里自述》）他工作中勇于实践，热心动手，亲自做成沉箱，
并亲自打汽桩，曾连续守工地27小时，为众工程师所钦爱。正当做一名优秀桥梁
工程师的美好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时，接踵施虐的水患改变了他人生的路径。
1933年长江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这刺激年青的桥梁工
程师黄万里决心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4年初，黄炎培老先生介绍自
己的一个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告诉
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
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托黄万里多
学水文学。1933年，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众工人到车站送行，恋恋不舍
之情使他终生难忘。1934年元旦黄万里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
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
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
1937年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
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
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
领先地位；直到19年后，Nash才提出类似的成果。他的科学成果为老师所激赏，
一时轰动了校园，并使黄老师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他渴望寻求治理江河
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亲自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
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
理机关招待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在洪水滔天的漫漫长途中他深有所悟：
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远远不能解决洪水问题，“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而
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促使河床演变。
徐刚先生写道：“面对密西西比河，黄万里想起了黄河，黄河太浑浊，黄河
泥沙太多了，就连他的美国导师也告诉他，治理黄河的最难处恐怕就是泥沙了。”
1937年，26岁的黄老师学成归国。正如尚蔚先生所写的：“在他90年的生命里，
他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但1956－1957年我们在课堂上并没有领
略到这一些。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吧，
越是有真知识和大智慧的人越显得平易质朴。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描
写诗中的主人公总是：
装着很有知识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保持着沉默。
奥涅金先生之所以“在重要的争论中保持着沉默”，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
用沉默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我们社会里却有一种机伶乖巧的“学者”，以自己善
于揣摩迎逢的聪明和锋利的言辞：
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坚持着错误的意见。
即使没有三门峡工程，争论迟早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三门峡工程上马在即，
一场科学与权威偏见的争论立即爆发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迫害。
而这一切，竟是围绕着常识进行的。
三
和其他应用科学相比，水利科学更是一门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黄老师
写道：“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
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
理性的理论，这就需要具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留学回国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亲自登门邀请黄老师到浙江大
学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迫切的愿望则是考察中国的河川，到江河
实地勘察、调查，做一些实际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
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远赴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
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黄万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带着40个同事，步行六次，踏勘了岷江、
沱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除了标竿与皮尺，没有任何设备，常常面
对悬崖峭壁毛骨耸然、举步维艰。有的路段是走过来的，有的路段是爬过来的，
其间最沉痛的一幕是黄万里他们眼看着三个留学归国的硕士从山崖跌落、由一排
巨浪卷走……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
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国难时期民不聊生，那里的农民为旱涝所害渴望着引水灌溉
以求温饱，而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 银元，根本不可能筹集，只
能是纸上谈兵。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四万银元，
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5000亩农田。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
民兄弟，这是一个临时过渡工程，可以用四年，先急救先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
然后在这四年中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农民是会算帐的，他们流着眼泪
送别黄万里：“黄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黄万
里哭了，他顿时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
哪还有华夏文明？（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黄老师想起了什么而流泪呢？他想起了父亲黄炎培老先生的教诲。他在《黄
万里自述》中写道：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
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
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的应持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
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涵在“爱”中。爱之甚及于一切动物。
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
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
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
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
友背后朗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
尊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常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1947年，黄老师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他“沿着黄河，走过
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之后，有时是在大西北空旷而平静的晨昏”，通
过公务和勘察他既熟悉了黄河，也了解了黄河流域的人情民瘼，赋诗两首云：
甘州肃州道上 （1947年7月23日）
千里祈连云里雪，两州甘肃旱中荒。
田多有水斯民乐 沿途多熟荒，有水斯有民。
水少而争我更忙。
怀术肯焦三寸舌 解决纠纷多费口舌，
恨才悔上廿年庠 近世服官但凭权数不论学术，
凄凉回想从前事，翻动雄心便欲狂。
玉门敦煌道上 诗示同人
尽说春风不度关，玉门葱郁气佳哉。
疏林斜照一溪水，野兔狂趋千仞山。
瀚海奔波无厌苦，风飚飕飒不辞艰。
嗟尔志士何多义，十载相从未得闲。
老师在黄河沿岸，目睹了水土流失。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
而是一块块在剥落。但何以在无雨的平常日子，黄河水依然混浊，以致有“跳到
黄河洗不清”的俗语。老师在留学美国时，地貌学尚未建立，通过所学和疑问，
他从实践中学到了在美国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水文地貌。水从河床流过，必定
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
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老师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
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
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
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
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
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6月10日至24日，水利
部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这显
然只是一个“务虚”的会议。黄老师参加了七天会议，据理力争，力排众议，辩
论了七天。
《黄河志》的相关记录说：“会议对三门峡水库应该不应该修、水库的拦沙、
排沙，水库综合利用与运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绝大多数人主
张高坝大库拦沙，充分综合利用，并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解决黄河下游防洪迫
切问题最适合的地点，应该选为第一期工程。”“另有少数人（其中能够称得上
‘专家、教授’的只有黄万里一人，另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是25岁的青年技术人
员温善章，反对修高坝，主张修低坝）认为，黄河水流含沙量大，以蓄水为主的
综合利用势必导致水库淤积很快，寿命很短，水库淤满失效后，下游严重的洪水
灾害将无法解决，同时考虑到我国土地少、人口多、移民极端困难，所以三门峡
应以滞洪排沙为主，汛后蓄水发挥综合利用效益，大坝泄水底孔应尽量放低加大，
降低原泄水孔的高程或另设底孔，以便泄水排沙得以灵活操纵，使极大部分泥沙
排出库外，减少水库淤积，延长水库寿命，少淹失土地，少移民。”
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坝讨论会上的部分意见。
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此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
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体同意。后来汪胡桢执
行时，苏联专家坚持其原设计堵孔。
以下是发言记录，存黄委档案（对黄的批判详见《中国水利》1959第八期）：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
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洪流也可
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
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
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
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拦沙
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
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
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
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
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
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
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
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黄、张二位的发言针锋相对。黄老师反对库区拦沙，质问“三门峡河道以下
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
法（即已开工的苏联设计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他并且
预言拦沙将引起上游闹水灾，是不可避免的。而张光斗先生则主张拦沙库内，让
清水出库，认为这样做他“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而且两个人的发言也表现出
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黄老师运用他掌握的水利科学知识和实际情况，发言的用
语是肯定的，负责任的。而张光斗教授的发言则是含糊其词的，他提的一些问题，
如“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在这样提出的问题中没有包含发
言者的答案，但他却认为“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在他短短的发
言中用了两个“不一定”，这和黄老师的明确意见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主张拦沙
的意见却是坚定的。并提出一个小学生的问题：“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
这是一个初中学生便可回答的问题，只需要进行几个启发式的提问：
三门峡水库排清水，请问泥沙到哪里去了？中学生定会回答：留在水库中。
请问如果放出的是清水，水库一年能淤多少泥沙？中学生一定回答：等于从
上流冲来的泥沙。
这些泥沙首先淤在库尾还是坝前？中学生定会回答：库尾。
淤在库尾的泥沙抬高了渭河出口，对渭河的泄洪能力有什么影响？
回答一定是：降低泄洪能力。
那么对渭河流域水灾有什么影响？
回答定会是：渭河下游发生水灾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是一个初中生的回答，实践证明了这些回答是正确的。
但张光斗教授在1957年却说，对于拦沙泄清，“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
1957年西安农览馆展出关于三门峡工程宣传资料，门口一版，大书“圣人出
黄河清”六字。其时简化字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圣”字，读为“怪人出黄
河清”，惊诧嬉戏之声不绝，不久取掉了这个版。（“圣”字的繁体为“聖”。）
其时正当毛泽东号召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黄老师遇到的问题比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不知要难缠多少倍，于是就有了他的小说《花丛小
语》。
四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个人崇拜的错误，
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的事件后，大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1957年初，
周恩来到北大，邓小平到清华发表了关于形势的长篇讲演，目的在稳定和统一大
学生的思想。结果没有什么效果，青年学生的思想和现行体制之间的矛盾压抑得
人们喘不过气来。5月1日春游假期，我们水利系三年级一个同学从西山鹫峰踊身
跳下。5月3日，土木系一女同学又在穿过校园的铁路上卧轨自杀。而在前不久，
北京医学院一同学从40米高的烟囱上跳下身亡。抑郁苦闷的心情蔓延着，在我的
心里也莫名其妙地萌生了一种想要自杀的念头。校团委赶紧召开全校团员大会，
由团委书记阮铭给大学生讲话做思想工作。
一切都显得如此烦闷无聊。唯一使我发生兴趣的是黄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今
年的水文学要举行开卷考试，即考生拿到考题后，可以翻阅笔记、讲义和书籍。
“我不要你们死记硬背，只要求你们真正学懂。在实际工作中，谁也不会不让你
们遇到问题翻书本。真正学懂了，就能从书上找到需要的公式并会应用。如果没
学懂，拿上书也不知道往哪里翻。”黄老师大概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开卷考试的
人。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也认为这种考试方法很新鲜，等待着迎接七月份的
水文学考试。
但随后发生的变化却出人意料，以致当年的水文学根本就没有考试。
从5月初开始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宗旨的党内整风运
动以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方式逐渐展开。我在学生中是一个爱提意见开会喜
欢发表见解的人，例如在年初的一次团支部讨论会上我认为对党的方针政策应该
先怀疑，再释疑，当一切怀疑被驳倒而冰释了，才能做到真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
又如对于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龙绍珠关于中国有没有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问题，我
回答说：“至少要从我们思想上检查有没有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思想，如果有，
就要克服。只要我们思想上肃清了个人崇拜的观念，谁想要推行个人崇拜也是白
费。”我参加了两次座谈会，都发了言，后来还将发言内容写成文章在《新清华》
上登出来，讲的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对包办选举的批评，对党委副书记刘冰
作报告教条主义枯燥无味的批评等等。
正当整风座谈会使学校的政治空气逐渐活跃时，忽然《新清华》182期上发
表了黄万里老师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当年的《新清华》每一个学生宿舍
都送发一份。于是大家争相传阅，很是兴奋。黄老师不只擅长水利，而且会写小
说，尤其小说的开头竟是一首绝妙好词：
《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 ，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
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三十一路
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
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
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
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
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接着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
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
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
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
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我们这些学生第一次听到“纳税人”的说法，真如空谷足音。但这说法却如
旷野的呐喊一样消失了。直到40年后关于“纳税人”的说法方被重新提起并且日
益成为社会的强音。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
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
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
－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
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
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
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
政制的特点。”
不幸的是这种批评直到现在对我们的制度不但仍然没有过时，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现象的的原因却是“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做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
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
歌德－但丁派的学者之能够当红，“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了的
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
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
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
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
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水利系同学们都
知道他小说中的‘金大郎’即钱伟长教授，‘汪守亮’即王遵明教授，‘章某’
即‘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
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
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
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
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
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
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
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
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这不就是民主制度下的问责制吗？究竟是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责，还是人民应
无条件地感谢和歌颂政府，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于是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
送到了毛泽东手中。这不是“告密”，不过是“汇报”而已。
小说在学生和教师中引起轰动和好评，黄老师一时兴起，又写了《花丛小语
（续）》，刊在《新清华》193期上，文末并缀以“未完待续”字样。
5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龙英华贴出了第一张鸣放的大字报，第二天早晨，清
华大学的墙壁上有如天外飞来般地也贴满了大学报。为胡风辩护的文章，《还政
于民》的呼声有如汹涌的后浪推着前浪，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过了两天，我们
“水94”（59级4班）的男同学也贴出了标题为“炸弹”的七八张大字报，最后
两个问题：1955年的肃反问题和胡风问题由我起草，但文字却很简单，只是提出
了问题而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
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
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
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
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
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讯，
他们一定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
少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
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尚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
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
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
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
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
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
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
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
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
是他的小女儿了。突然一种感觉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
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
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
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
反对。我看到北京电影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
呢？
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六号小字在“什么话”的总标题下刊出了《花丛
小语》。后来知道，毛泽东对《花丛小语》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1959年
毛泽东在庐山斥责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他对黄老师关于三门
峡水坝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只认为他的诗写得好。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黄老师
的“右派”竟是毛泽东钦定的。而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因为在
当年许多年轻学子的心中，真理高于一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
后来上来的发言者都是按照定好的调子批判黄老师的“反党言论”。黄老师
站到桌子上（因麦克风放在桌上）回答问题，态度安详从容，对于“你站在什么
立场？”的质问，他的回答始终是“人民的立场”。在人们要把他“打翻在地”
的会场上，他坚定的立场不只是保护自己及自己的亲人，也是保卫他所坚持的科
学真理。而黄老师的“右派罪行”中，除了《花丛小语》，还有一条就是反对三
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
后来我还参加了几次小型辩论会，是关于钱伟长教授的。当时报纸上已发表
批判文章，说钱教授有毒害学生的“五把刀子”。在一次辩论会上，有个同学就
按报上文章的调子批钱教授，辩方的一个同学问：“你说钱伟长有五把刀子，你
把五把刀子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对方显然不知道这“五把刀子”是什么，反
唇相讥说：“你们说钱伟长没有五把刀子，那你们把……”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
了，辩护的同学立即说：“没有的刀子怎么能拿给你看？”大家都哄笑起来。在
这样的辩论中，控方总是被驳得理屈词穷，被问得张口结舌。反右运动遇到了顽
强的阻力。
但年轻气盛却又单纯不设防的同学们的对立面，却是久经战阵老于世故而且
掌握着权力的政客们，于是我们的悲剧不可避免。为扫清反右运动的障碍，完成
5％的右派指标（实际接近10％），数百学生纷纷被打成右派。这是我做梦也想
不到的事情，因为我坚信在我的身上甚至找不到一个细胞会“反党”。但政治运
动是按“需要”进行的，你就算浑身是口，也申辩不得丝毫。
当年的水文学没有考试。八月份，我们到三门峡做“认识实习”，我在坝基
上也打了几个爆破孔，亲手参与了这个错误的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给陕西人民
带来数十年祸患的工程。1958年我被送到北京煤矿下井劳动，从此与黄老师一别
就是22年。
五
大坝故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
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
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
沙全部铺到了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泾渭分明的渭河来水渲泄不畅，从无水患
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那里的土地因
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河床开始“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
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重镇及以其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
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
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昧着良心说假话，预见到反对苏
联的设计方案要吃苦头的，一味想着“黄河清”好大喜功的，一时得计荣耀地保
全了自己（而且获得至今不衰的终身荣誉），可是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何
以为补？又有谁能听见家园淹没难民流徙时的肝肠寸断？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
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
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
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
们！”（《老照片》第15辑）。
移民和泥沙这是三门峡工程本可预想的两大难题，主事者的对应政策是什么
呢？
从水利电力部于1965年1月18日写给国务院的“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
告”中细细搜阅，可以略见端倪：“1954年，我们请苏联专家来帮助做治黄规
划……在历史上，中国人希望黄河清，但是实现不了。苏联专家说，水土保持加
拦泥库，可以叫黄河清。”苏联没有一条像黄河这样的多泥沙的河流，黄河在中
国是中国的河，千百年来黄河的功过、治水的艰难与成败，只有中国人才能最深
切的体会，可是苏联专家一句话，黄河顿时要变清了，水利电力部的报告接着说：
“于是，历史上定不了案的问题，一下都定案了。例如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
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
们就定案了。”
回到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
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一段话是这
样说的：“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在他
们所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却认为‘以
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
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
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
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
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
河清。”
掌声雷动，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这掌声雷动如今想来，却多少有点辛酸的意味了：三门峡工程一波三折，黄
河怎么可能变清？在中国要想博得掌声并不难，掌声是拍巴掌拍出来的，也可以
一巴掌打将过去，或者竟是捏成拳头，挥拳猛击致人死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
击倒黄万里这样的书生，而同时又将掌声给予科学及民主决策时，中国肯定要富
强许多、美丽许多。
对于国家赖以立足生存的国土和耕地而言，水土保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
们这一代人及以后的几代人、几十代人，世世代代都要为之努力的，却又万万不
能急功近利，违背科学，无视中国黄土高原黄土自身不可改变的特点，以及种树
种草的艰难。因而关心三门峡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当时修筑大坝的科
学家依据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在向苏联方面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中方给出
的关于水土保护减少泥沙的数据是：到1967年末沙可减少50％，50年之后减少
100％。就连对黄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苏联老大哥也惊讶了，分别把1967年末沙减
少量及50年后的减少量改为20％及50％。
这就是下游6年，黄土区几十年就可以“黄河清”的来历！
黄河清了吗？没有。相反，陕西泥沙日积、灾难日重，那里的地方官在忍无
可忍之下，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
掉！”1962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组提出的第
148号提案说：“三门峡大坝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拦洪以来，水库淤积量
共约200亿吨（包括塌岸18亿吨），潼关以上约占6亿吨。其中1960年9月蓄水以
后至1961年11月，来沙163亿吨，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百分之九十四。
库区周围340米高程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据调查观察，在335米以上农田
浸没面积已达47万亩，1961年比蓄水前扩大了24万亩。农作物产量下降，部分地
区果树已开始发生死亡”……
时至1962年，神话一般的“黄河清”没有人再提了，三门峡水库的运行由初
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此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洞
底槛太高，泄洪流量太小，“翘尾巴”式的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抬高，
渭河、洛河、黄河的淤积灾情发生连锁反应。陕西省的人大代表不得不提出：汛
前库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设泄洪排沙措施。
这就是让黄河连同它挟带的泥沙流得畅快一些，流出去，流下去，倘不，“翘尾
巴”式的淤积将要毁掉关中平原及西安！
看来，黄河只能以黄河的方式流动。
掌声雷动中修了三门峡大坝，大坝修成之日便是灾难开始之时，到1964年，
三门峡大坝的改建便迫在眉睫了。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治理会议上讲话时
反复强调：“要回答五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因为“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
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怎么办？面对维持三门峡原状的一种
意见，周恩来说：“但是，五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住？绝不可能！要求
在五年内把西北高原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
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周恩来选集》下卷）。周恩来甚至还
这样说：“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的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这么多
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这么多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
不动，还有什么出路”（资料来源同上）！焦虑焦急，溢于言表。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
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
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本节摘自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六
我1959年12月从京西木城涧矿回到清华大学作实验员，因为忍受不了知识分
子整知识分子的恶浊风气，厌恶“教育革命”的虚伪言论，1960年3月我告别了
这个体制，毅然出走，决心像高尔基、杰克·伦敦那样到社会下层去滚打。11月
我从西安经潼关过黄河绕道回家乡韩城时，看到古老的潼关县已是一座人民流离
他乡的空城。到韩城，正值吃草根树皮充饥的日子。我奉生产队派遣到司马坡
（司马迁祠即建于其上）下的黄河滩挖马蔺草根，看到韩城的第二大镇芝州镇也
已搬迁一空。几年以后，三门峡水库的回水又从芝州口上溯40里，迫使昝村镇搬
迁。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老师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
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老师。1961年，黄老师“奉命在
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
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1962年8月，他写下了《念黄河》，次年又写出
《哀黄河》。
念黄河 1962年8月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
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鲧）为君（“君”指黄河，下同）身毁灭，
其子（夏禹）称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块磊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
肯吐琼浆淤万倾（指淤积的黄河三角洲，面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千年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一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清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瑞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紫气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涉水河漕须从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宾。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哀黄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
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
可怜血汗付东流，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沚。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杜甫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
碧海中”）。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1964年春，黄老师写信给董必武副主席，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以及不能
建造三门峡的理由：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的山、陕黄土高原，而且正是黄河挟
带的泥沙冲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因挟带泥沙而断
言黄河为害河，前提便错。郑州以下的黄河为淤积段，泥沙沉降不可避免，怎能
指望建三门峡水库解决下游河道的淤积呢（而张光斗教授则认为水库排沙量以不
在下游淤积为条件）？黄老师的信，式近四六韵文，并附以上两诗。
信发出不久，水利部召见黄老师，要他拟出三门峡坝工的改建计划。他用了
60个日日夜夜，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
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草罢即兴成三诗
以记其事云：
改修三门峡规划拟罢 1964年秋
策治河工谋算罢，顿时涕泪满衣裳。
却看小女娇憨态，哪识乃翁欣喜心。
两月伏书寻思苦，卅年载籍见功深。
秦川锦绣应无虑，有计拿鳌拯陆沉。
三门谋应拯三秦，谁济艰辛豫鲁民？
渠化招来沿路碱，泥流淤出仰河身。
必开洼泾轻沙落，遂畅尾闾清道伸。
料得后生通尽理，解铃岂待系铃人？
黄河淤塞海河闾，泛彼督亢陂泽渔。
客岁抗洪怜失调，他年策划恐艰舒。
广陵散绝还堪惜，古楚狂来莫远疏。
斫却散樗安足道，九州行水复何如？
这个改建计划呈上后，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但黄老师一直没有得到批
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游的看法，黄老师和其他特别是那些已获技术权威地位
的人存在着原则分歧。黄老师主张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但当
时的主流观点却主张拦沙库区，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又担心库区淤满，于是
将坝下的泄水洞逐年一个个打开，弄得大坝百孔千疮，却果然排出一些沙来。但
实际排出的却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河水流下的泥沙，仍淤在潼关
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误以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以后，冲淤就可以平
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
（《黄万里诗文选》）
1969年夏季，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召开四省
治黄会议以商对策，确定了第二次改建的原则：“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
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打开1－8号导流底孔。”
这几个导流底孔，恰是黄老师在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被否定后一再请求保留
以备将来排沙的。这一请求1957年被一致接受了（不只张光斗教授一人），后来
又按苏联的设计用混凝土堵死了。当时黄老师已是铁帽在头，人贱言轻，欲谏不
能。但当时的许多公认的技术权威谁又据理力争呢？而当时每打开一个导流底孔
的费用是1000万人民币，相当如今1亿人民币以上，八个导流孔的花费就相当如
今八亿元以上。但2次改建后的潼关河床，仍比三门峡大坝修建前高出3米，威胁
渭河下游地区的潜在危险仍在增加。1973年初黄老师上书周恩来，说明必须外加
能量以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
七三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
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热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对思路起了
强烈的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
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
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
（《黄万里诗文选》）
读到此处令人凄然。黄老师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目的是为了治河
去害，但他不仅要得到准许，而且要在专人的监视下进行。这使我想起两件事。
一是他在美国留学时驱车45000英里看遍美国各大工程，没有人监视他。1936年
考察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不仅无人监视，该河管理机构还招待他坐船参观直达
海口。而他考察的目的却不是为美国的水利献策，而是学习知识以便为中国水利
服务。二是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时，我在狱中写了两篇有关巷道凿岩方面的论文
以为献礼。陕西省劳改局令我从庄里钢球厂（第七劳改支队）到杏树坪劳改煤矿
搞技术革新发挥作用。派一名狱警，一名武警执枪押送，我则戴着手铐背负行李
上路。我一路上的心情却远比不上老师豁达，此之所以黄先生为吾师也。
沿途老师写诗抒怀，其中一首是：
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害 1973年夏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其他几首诗，念念不忘的总是黄河治水之事，例如：“安得雄才移治水，奔
沙千里整河身。”“巨灵倘擘青崖远，拓阔黄流好畅奔。”“遥望秦川空洒泪，
及身难报圣农恩。”
就三门峡工程为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为陕西人民造成的巨大灾害这件事来
说，黄老师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而且被钉上了痛苦的十字架。但他却自责“平生积
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因为他不忘自己留学美国花的是人民的钱（而非
国民党的“恩典”），食、衣、住、行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他最大的欲望就是
修河治水，清除水患，造福农民。通常的说法是“无欲则刚”，但“无欲”也常
以消极避世的方式出现。当代诗人江婴先生在《赞普罗米修斯》一诗中写道：
大欲无私刚自在，英雄何计一身残。
正是黄万里老师出于“喷出热血的爱”的“大欲”而坚持科学良心的最好写
照。
七
黄老师后半生为之受难的，不是一个三门峡水库该不该修或者如何修的技术
问题，而是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权威，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
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时期，孟轲先生有一句话：“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
并且非常激烈地认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智”就是智慧、知识。但自从秦国用武力征服六国，实行了大一统之后，
百家息声，推行有权就有真理的“以吏为师”。经过了两千余年的演变，人们的
是非之心在中西方分道扬镳。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智”变成了智谋、机诈、
乖巧、欺蒙；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智”发展为实事求是、勇
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三门峡工程开始于“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和讨好当政者的猥琐心理。
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拦不拦泥沙，放不放清水，修不修大坝？黄老师从一开始就坚
持泥沙必定不能拦，“黄河清”的谬论违背黄河自身的规律。而张光斗教授则与
黄老师针锋相对，津津乐道于“圣人出而黄河清”，而且在会上明确表示，他想
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的地方。拦沙与排沙之争的背后是坚持修坝和反对修坝两
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三门峡工程从争论和动工修建至今46年。这是一项怎样的工程呢？这是用三
年时间人为地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再用43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制造的问题。这真
是世界工程史上罕见的事例。但这却不是单纯的技术失误，而是一种文化、一种
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的可悲结果。我国自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
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也是用三年时间人为地制造一
个社会问题，再用将近50年的时间去承受和解决这个人造的问题，又恢复到私有
经济为主和市场经济的体制去。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
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
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上有一段令人
吃惊的话：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
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
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
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
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
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但不能
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
看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是：
1、当时只有黄老师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
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
2、除黄老师外，张光斗和全体参加讨论的人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
提议修低坝。
3、最后黄老师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
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留排水洞。更没有证据说明张光斗当时“反对修建高坝
大库”。
2003年11月1日的《华商报》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出了一版《新闻专题》，
大幅标题是：《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副标题则是：《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质
疑三门峡水库设计错误，主张废弃三门峡水电站》，其中一个小标题竟是：《张
光斗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则更使我吃惊得气都上不来！我们民族的科学
精神竟沦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心灵竟麻木、堕落到如此地步！今年陕西渭河下
游5年一遇的小水酿成50年一遇的大灾，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田绝收，
成灾人口515万，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祸起三门峡工程，不是惊醒我们深入
反思三门峡的深刻历史教训，反倒成为一些人文过饰非，借天之祸以为己功，颠
倒历史的机会。我们岂能一面与谎祸的结果斗争，一面又继续肆无忌惮地造谎！
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下去，我们这个古老而衰的民族还有希望吗？
不在真话中崛起，就在谎言中灭亡！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就是如此一个简单
而严酷的问题。
自从1957年以来，中央全会开了几十次，什么时候能开一次专门讨论讲真话
的中央全会呢？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批判中国文化中死要面子的陋习。死要
面子就是不敢正视错误，不愿承认错误，极力维护错误，和错误共命运同生死，
最后与错误同归于尽。
从三门峡的错误和失败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除了“在科学的问题上容不得半
点虚伪和骄傲。”（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语），更重要的是任何人任何部门都不
仅无权压制不同意见，而且要充分展开不同意见的公开争论。公开争论的目的是
为了各人对自己的意见敢于负责，并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讨论。任何水利枢纽既然
都担负着综合利用的功能，就要吸引有关的各方共同论证。以三峡工程而言，与
“圣人出黄河清”好有一比的则是“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伟人浪漫
情怀。多年来，除了水利电力部，参加论证的还有国防、地震、交通、民政、旅
游、环保等六个部门。但长时期以来综合论证一直通不过。为了强行贯彻某种长
官意志，最后竟变综合论证为水利部一家的部门论证。这一改变本身就违背了决
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原则，为以后必然要发生的错误大开了方便之门，把七票
表决的议案变成一票对其他六票的否决。而在人大讨论时，又只发给绝大多数虽
非水利专家却能进行常识判断的代表以片面的只主张三峡上马的材料，排斥和隐
瞒相反的意见。这样的决策方式本身就是“心中有鬼”的表现。
张光斗先生被一些人捧为“水利泰斗”，他教导人们一个小学生的常识：真
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但并非少数人的意见都是真理。但三门峡的失败教给人们
的并不是这么一个常识，否则世界各国就不会有“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了。真
理从来不由多数或少数决定，但重大的决策必须在纷纭的意见中产生才能尽可能
减少失误。世界上无风险的决策是不存在的（否则就不需要决策），因此没有歧
议的决策，没有经过不同意见充分交锋的决策就是最可怕的，因为潜在的风险被
掩盖起来了，它一旦来到就将不但是突发的，并且是在人们完全无备的麻痹状态
下发生，因而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上马，黄老师曾六次上书中央，
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辩论，没有得到应战；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小时听
他阐述三峡之必不可上的理由，被置之不理。
可叹的是只有一个当权人物在1995年春季客气地向他咨询三峡的问题，并在
几天内向他回信致谢。然而此人不是他深爱着的自己祖国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
国总统克林顿先生。
黄老师关于三峡工程的六封上书，三封在人大决议之前，三封在人大决议之
后。今录其第三次上书以备忘：
事由：第三次警告建造长江三峡高坝是祸国殃民之举，并再提供论证，请速
制止施工准备。
中国........会...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2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
二次1993年2月1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会。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
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
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
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
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
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
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
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
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
有一个学者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有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随后也
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
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
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
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记录。且不论摊派到
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兹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
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
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
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
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
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
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的水利工作者，眼看着
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
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
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的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请、控告或者检举的权
利。”除另对负责技术头头张光斗等冒充专家，根本不懂工程经济和拦河筑坝的
自然限制条件妄加评审，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罔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
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
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
有关机关处理。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
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坝，但又只有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祸国殃民的，
且可能引起革命。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
拯救此人为的灾难於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在三门峡工程惨痛失败后，没有一个坚持上三峡工程的专家教授，敢于拍着
胸脯说：“如果三峡工程再出现问题，我愿负刑事责任。”现在三峡水库已经蓄
水，一些设计本身和工程质量的问题虽尽量保密，也不能不暴露出来。尚蔚先生
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去年春天《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建设谈话记录》中，报告
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一段话：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
钱副主席（钱正英）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
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
的。（尚蔚注：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曾说：谁要是破坏了长江黄金水道，就是对人
民犯罪；已经卸任的前总理赵 紫 阳曾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
讨论。）
古人有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张光斗教授已经91岁，却还不放弃向
人民隐瞒真情的做法，实难理解。库容计算本是一个没有多少难度的机械性运算
过程，尚且出了这么大的错。那么还有多少错误没有发现？还有多少隐患没有揭
露？还有多少危险被人们忽视？还有多少不同意见被置之不理？这都是国家的大
事，关系亿万人民的祸福，难道不应该对三峡工程暂时叫停，坐下来公开讨论并
且广泛听取国内外的意见，及时纠正错误、调整方案吗？中国文化中有“成事不
说”的谬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则有所谓的“钓鱼工程”，利用的恰恰就是我们文
化传统中缺乏反思精神和纠错机制的根本性缺陷。
个人的自由中包括犯错误的自由，但任何人无权拿国家的利益、社会的财富、
人民的生命和安全犯错误，任何人都无权在别人身上犯错误，及时发现和纠正进
行中的错误才是对人民也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黄老师的后半生竟然是在制止将
要发生的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这样一种尴尬中度过的，他为此义无反顾，
“春蚕到死丝方尽”。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执着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
的精神。
八
1979年7月，被判20年徒刑的我关了九年半后提前出狱，但“保持反革命定
性不变”。我继续申诉，得到胡耀邦的关注，在1980年元月才勉强“平反”，但
裁决书中仍要保留一句诬蔑之词：“书写反动日记，不属反革命犯罪。”有些人
就是不怕后世耻笑。
申诉期间我两次去北京“上访”，听到关于黄老师的事情。他是清华大学最
后一个“摘帽右派”（钱伟长教授则是最后一名直接由党中央“改正”的右派）。
因为他的“右派罪行”中的一大罪状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他不但从不认错，
从三门峡工程尚未上马之时就力排众议，舌战群儒，要纠正工程设计的错误，而
且上马后又再三上书，多方论证，要纠正行动中的错误。他的行为让不知就里的
人百思不解，“你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还要纠正批判者的错误，世上竟有这
样固执的人！”
而“择善固执”正是我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
为了证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本身还是正确的”，全国留了五个不予改正的右
派，其中一个便是所谓“章罗联盟”中的章伯钧先生。但是章伯钧先生的夫人和
女儿不仅不再鸣冤申诉，而且为章伯钧先生的右派感到骄傲。他的女儿章诒和写
道：“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
爸爸。”章诒和女士的话岂无道理！翻检共和国的历史，“右派”已成为正直和
真话的象征符号。而我竟听到有人说作家张贤亮“是个假右派”，却用的是不屑
的口气。
在中国文化中，以右为上，以左为下。好不过的事情或文章，称为“无出其
右”，荒谬的事情则称“左道旁门”。而在英文中，右right又作正确解，左
left则作错误解。金克木先生诗云：
读黄万里先生治水吟草率题一绝 辛未年秋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
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
黄老师的 《敬和金克木先生惠诗》云：
贬左面南尊右冠，中西同义释非难。
常人惯作雷同调，异曲惊天震百川。
我虽学的是水利专业，离开学校后却没有干过一天水利。但我心中最尊敬的
老师仍是黄万里先生，他的高尚品质、独立人格和科学精神永远是我钦慕学习的
榜样和自我批评的比较。
1980年4月我第一次拜访黄老师，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但师生相
对，共同的命运使我们彼此相知，胜过千言万语。1980年底，我与陈建勋联合提
出一种新型气动冲击机构，欲向科学院申请试制经费，请黄老师和钱伟长教授作
推荐人。看到我的材料后，二位老师很高兴，几天后便寄来了由黄老师郑重手书
的推荐函。但在我国的科研体制下，存在着一个黑色幽默的怪圈。当一项新发明
的原理、计算、设计提出后需要资金来试制样机通过实践证明时，审批的专家教
授们却明知故问道：“有没有样机，有没有实测数据？”并以此作为否定的理由。
而当新发明的样机制造出来而且实测数据已使每一个能用常识判断的人都能得出
结论时，有关部门却无视数据的权威，硬要所谓的专家教授的鉴定意见。这个科
技怪圈使多少有价值的技术创新陷入灭顶之灾。我们申请的科研基金泡了汤也就
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但我这个人当年就是有一般硬干的脾气。我向二位老师写信说，科研经费申
请已被拒绝，打算自筹资金干。不久就接到黄老师寄来的100元费用，钱师母孔
祥瑛老师也来信表示将寄来150元。其时遇到一位江苏省泰兴县乡镇企业厂长常
炳刚先生，表示他们愿出资制造样机，条件是成功后让他们生产。于是我退回了
黄老师的钱，并写信向孔老师说明情况，辞谢了他们的援助。
想不到这个项目竟然折腾了我20年。2001年我对一直关心着它的黄老师说：
“技术上已经成功。虽然加工出来的样机没有一台是合格的，但多次测试结果表
明，就噪声和节能的综合性能而言，已稳定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批量生产耗
资太大，非我所能。结果是：技术成功了，经营失败了，反而欠了债。”我的学
生魏铁径解嘲地说：“党老师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人们奇
怪他为什么选择这样困难的一个项目。”
1988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我的与会文章是：《论社会
主义模式的转换》，批判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所谓“按劳分配”的斯大林模式。
（此文获1988年西安市理论研讨会一等奖，1989年西安市首届社会科学成果二等
奖，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开放程度）我在开会间隙带着我与会的文
章去拜望黄老师。他很高兴看到我的文章，并说他对经济学也很感兴趣。水利工
程中常有经济核算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的投资体制问题很大，一项水利工程，
先得屈从上面拍板的投资框子，这就把技术可行性与需要资金量的关系颠倒了。
从上面引述他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黄老师在经济方面的造诣。
下一次我们见面是在相隔四年之后的1992年，他这时已迁居到清华大学九公
寓一所宽敞的住宅中。当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老师来不及寒喧，第一句话
就问我：“六 四后你是不是让他们抓进去了？”我赶紧说没有，这几年我总不愿
到北京来。他说：“这几年没有你的信，也找不到你的通讯地址，我们都为你担
心！”我看出他面部放心的表情，心情很是激动。老师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
“你用钱不用？我现在有钱了，我女儿在美国，可以帮助我。我给你取些钱！”
说罢他转过身去，就要给我取钱。我赶紧把他拉住说：“我不用钱。我的技术项
目试验已经成功，我想我以后会不缺钱的。”老师开门见山的这两个问题表明我
们之间可贵的师生情，使我毕生难忘。
1994年4月清华大学校庆时，我和同级的女同学郝又明到医院去看望黄老师，
为他捧去一瓶鲜花。黄老师很高兴我们来看他，却又心痛我破费，说：“这瓶花
很值钱吧？”在病房中谈的最多的却是三峡工程问题。黄师母告诉我们，老师在
病重昏迷中，喃喃说出的只是“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我只好无力地
安慰他说，即使三峡工程硬上，将来实践检验这个工程错了，还是要下马或者炸
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常识性命题已经被人们用烂了。中国用
了半个世纪检验当年三门峡工程众寡悬殊的争论，虽然最终证明黄老师的反对意
见是正确的，但社会的巨大经济损失特别是数十万移民的流离失所，许多人为此
付出的痛苦甚至生命代价却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测
社会实践的结果，没有预见就谈不上科学。如果所有像三门峡这样本可通过充分
的讨论获得科学预知的项目，都要通过代价惊人的“实践”来检验，那我们还要
科学干什么？人民高薪养活的那么多科学家还有什么用？在这些问题面前，争论
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诗人说：“不要和愚妄的人们空作争论。”三峡
工程的决策过程中规定了“不许争论”的陋规，难道当道者真把群众或者竟忍心
把自己划归愚妄的人群吗？原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1999年说：
“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
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用“实践”来检验投资数千亿元的三峡工程的对错，连
上帝也会惊出一身冷汗。
今年10月中旬我终于怀着难言的悲怆踏进黄老师的家门。黄师母的气色还好，
他们的二女儿黄无满从法国回来，她陪我到保持着原样的黄老师的书房中。一切
依旧，只是物故而人非，代替老师热情、真诚、恳挚、纯朴的生动面貌的，是他
挂在墙上的遗像和无言的骨灰盒。我向老师的遗像默默三鞠躬，老师的音容笑貌
一如平生，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2001年8月20日是老师的九十岁生日，他的学生们集资为他印了500册《黄万
里文集》，并集会向他祝寿。但这时老师已卧床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
房中。他的子女向前来祝贺生日的亲朋和学生们表示感谢，发言中说：
“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首先是他的诚实：
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学术观点是如此，在政
治观点上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是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是如
此。”讲到这里，与会者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但在老师生日之前十多天，他已感到不豫，在目力已经不济的重病下，几乎
是摸索着用颤抖的手给看望他的学生，毕业于1958年的他的两名得意门生写下了
他的遗嘱：
万里老朽手启 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
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
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
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
辱痛苦的江河。
呆呆地凝望着老师遗嘱的复印件，我不禁眼泪迸出！
回到西安，翻检有关老师的纪念文章，在曾昭奋先生所写《江河万里》之文
末用小号字印着老师最后十年出版的书目：
（《治水吟草》，黄万里著，一九九一年六月，无出版社，无定价。）
（《黄万里文集》，二00一年八月，无出版社，无定价。）
官方通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的出版社每年生产堆积如山的文化垃圾，而黄老
师价值连城的著作却只能借助民间的菲薄之力用民间出版的方式出版区区500册。
看到曾先生开的这个奇特的出版书目，我再一次热泪奔流！
但是黄万里老师已用他90年的生涯为他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为科
学的良心书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一本大书，成为我们及后世的宝贵遗产。他在
我的家乡韩城瞻仰司马迁墓时写的诗表明他的一颗黄金般的心已和古圣先贤融为
一体：
过韩城芝川村仰汉太史司马子长墓 73年夏
越山跨水赴龙门，诞降文星尚有村。
一触逆鳞千古冤，长留青史万年尊。
帝王故贬炎刘氏，揖让惟扬孤竹君。
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
赵朴初先生的 题黄万里先生治水吟草
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
禹功钦饱学，不祗是诗才。
把黄万里先师比作“当代大禹”，愚以为庶几近之。区别只是，古代的大禹
手握帝王之权，治水取得了成功。“当代大禹”手无寸权，但他的伟大科学良心、
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和丰富的智慧，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
财富之一！
黄万里先生永垂不朽！
安息吧，最可钦可敬可爱的老师！
2003年10月28日 11月5日
附录：
“张光斗先生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在网上流传,引起了颇多的议论,如在光明日报网站上的留言簿中有署名为舒拳者说:
"张光斗抨击三门峡设计错误、渭河灾起三门峡，固然可算是“实事求是”之举，但历史也会记上一笔：正是他自己想以三门峡工程作为进身的阶梯，当年极力追捧虚假的水土保持前景，推崇苏联专家的设计，在三门峡出现严重问题以后的多年中还是一直遮遮掩掩，做足了为尊者讳、也为自己讳的功夫。
在最近的谈话中，张光斗总算是承认了三门峡的设计错误，也提到了当年反对设计方案的两人中的温善章，但却绝口不谈两人中的另一人黄万里。
黄万里被定为右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三门峡的事情上唱出了反调，不然何至于蒙受“钦定”的待遇？更使“上头”不能容忍的是，三门峡完工后数年就出了严重的问题，黄万里的预言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岂不让人衔恨在心。“右派”不够，还要加上个大”字，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试想如果当初三门峡不出问题，事实证明黄万里错了，那他的遭遇说不定倒还会好一点。被当作跳梁小丑而遭受嬉笑怒骂之余，“上头”也会摆出一幅宽宏大量，不与“腐儒”计较的伟大胸怀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在年轻时涉世不深或太深、而又野心勃勃，做出禁不起时间检验的事，到了晚年生出忏悔之情，也是人之常情。
张大千未出名时为了生活或游戏，造了不少假画，晚年出资购回一些销毁，这算是一种忏悔。
周扬断送了胡风等人，固然有一部分无奈，但也不排除派系和个人成见的因素，晚年内心不安，也算是一种忏悔。
张光斗这次的谈话，到底是出于忏悔之情，还是为自己推卸责任呢？相信历史是会做出公正评价的。
窃以为值得考虑。不过随后发现下面这篇文章，所言亦有道理，看来系比较知情者所写，不过其中说张先生和黄先生“在多次运动中一同被打成右派”是我向所未闻，究竟真相如何尚有待查核。现在我把文章转发在这里，希望有知情者或有考据癖者去调查研究。 陶世龙，2003/11/13
我所知道的张光斗与黄万里
来自“水木清华站”
常在本版、特快、ytht上看到文章，大多是引自戴晴的文章，将二人对比， 然后一贬一褒，最后上升到学风甚至道德的高度，涉及到政府和政治的层次， 似乎张光斗先生和黄万里先生是一对完全对立的矛盾，一定要进行强烈的对比、 尽情的褒贬、酣畅淋漓的责骂或者无限敬意的崇拜之后……方才罢休。
个人认为这不是很好的态度。以前我接触过黄万里先生；近几年我有机会接触张光斗先生。我仅将我所知的几个内容记述如下。
（一）历史上的三门峡问题
很多人都把三门峡工程归结到张光斗先生，这是不对的。三门峡是苏联专家在列宁格勒设计的，不是张光斗先生设计的。
五十年代，傅作义作水利部长，陪同苏联专家考察黄河，筹建高坝大库。当时，傅作义还邀请了三个中国专家：张光斗（解放前任资源委员会水电总处总工），黄万里（解放前也已成名，多处任职），张含英（解放前任黄委会委员长，去年辞世，102岁）。苏联专家要在潼关建坝（潼关，就在渭河入口处）。黄万里先生完全反对建坝；张含英先生支持苏联专家；张光斗先生反对，并同苏联专家发生激烈争论，最后以张光斗被中方人员拉出会场告终，由于傅作义的支持才没有被打成右派。
后来，黄万里在文学作品中批评张含英，写的是“一位张先生”，经常被大家误认为为张光斗。并描述说他们之间从那时起便有恩怨，这是误解。
选定坝址在三门峡之后，还有著名的千人大会，黄万里先生和温善章（黄委会的，现仍为黄委会专家委员会顾问）奋起反对，终于被打成右派，这些情节大家都熟知。张光斗先生几次同我谈起此事，也十分佩服黄万里先生的风骨。张光斗也反对在三门峡修坝，但也没有象黄万里先生那样强烈反对。就此，便把三门峡问题的所有责任都放在张光斗身上，是很不妥的。
三门峡工程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工程。工程行将结束，按苏联专家的方案，要封堵导流底孔。水利部准备封堵，张光斗先生两次表示反对，最后，任部长的钱正英说：这是水利部党组的决定。后来，潼关高程急遽抬高，关中平原受灾，周恩来召开四省会议，导流底孔才由清华水利系设计打开，三门峡限制水位运行，并由蓄洪改为滞洪。
（二）现在的三门峡问题
三门峡自修建之后，保护了下游，牺牲了上游，给渭河流域带来了不尽的灾难。90年代以后，由于小浪底的修建，黄河中游有了大的蓄洪水库，彻底解决三门峡问题已有条件。
张光斗和钱正英多次组成考察团，到陕西渭河流域了解情况。最近一次是2001年10月，当时张光斗已经89岁有余。在潼关，张光斗先生极其严厉地批评了三门峡抬高水位发电的做法。张光斗和钱正英、潘家铮，还包括众多生态环境、自然地理、水资源方面地的院士和专家，在报送国务院的建议中，要求“三门峡敞泄”，来多少放多少，不蓄水，不发电。同时还联名给水利部汪恕诚写了一封信。陕西方面也专门就此进行“拯救渭河”的专题研究，并且每一年都通过各种渠道要求解决三门峡问题。
但是三门峡电站及相关部门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并进行研究认为敞泄于潼关高程的降低无益。汪恕诚专门就此开会讨论，也无果。
前一段渭河小水大灾，在巨大的损失与发电的小小收益面前，此事重新提上日程。于是有了前段的渭河会议、北京会议，有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节目。也有了大家这几天在网上的讨论。
现在，在我面前还有一份张先生给汪恕诚的信，有一份林秉南院士给汪恕诚的信，还有张先生与林秉南院士、与我系泥沙实验室几位教授就废除三门峡电站进行讨论的文件。我个人认为，对于三门峡问题，我们在钦佩黄万里的风骨和胆识的同时，把责任归结到张光斗身上，是十分不妥的。而在近些年来，张光斗和其它学者一起，为废止三门峡电站、拯救渭河所做的努力，是一种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态度。
（三）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议
由于对三峡工程的不同看法，黄万里先生多次呼吁。为此，不但多次批评、甚至检举有关单位，多次上书，最后还批评国家领导人不听取、不理会不同意见。在这些书信中，他同样也批评、检举了张光斗先生对三峡工程支持的立场。学者们对学术、工程问题存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而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议，
也是正常的。直到三、四个月前，我还看到一份约150位专家致党中央的紧急建议，要求三峡工程停工或建低坝。
在存在学术争议的前提下，黄万里先生和张光斗先生之间，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
他们从解放后便同事，在多次运动中一同被打成右派。说什么张光斗整黄万里，张光斗辉煌腾达，黄万里抱憾而终，描述成政坛上水火不相容的争斗，甚至描述成古代评书里奸相与忠臣之争，何来的根据呢？借事讽政也好，野史为乐也好，也这样的态度来评述学者，甚至以为历史，恐怕不好。
在我接触张光斗先生这三年的时间里，曾多次听他谈起三门峡，谈起三峡，也谈起黄万里先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半句批评黄万里先生的话语。他的评价是：黄万里这个人啦，很有才华，也很有骨气，值得钦佩；就是讲了很多激烈的话，招致不受欢迎。有空时，他经常回忆起以前和黄万里、施嘉炀、夏震寰等老先生一起工作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