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殷海光先生的一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包括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失落，以及什么是知识分子等等。在这些文章中，殷先生引用了《时代周刊》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 Lasch）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自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以来，近两三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又热闹起来。然而在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讨论知识分子，即使有建设性也是缺乏操作性的。殷海光先生在数十年前对于知识分子的思考，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曾经提出“道德，自由，民主，科学”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只有实现这四目，中国才有希望。”并且指出，“我们要实现这四目，必须积极地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要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必须有健全的知识分子作努力。怎样的知识分子才算得是健全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在教育事业较快发展的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普遍缺失，社会文化仍处于一个亟需创建的阶段，当代社会仍然是缺少知识分子的，至少是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殷文中说，“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这种说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苛求，然而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近年来，“知识分子”一词的泛滥成灾，一个读了书的人都被冠以知识分子的名号，而这些被尊称为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则欣欣然或是理所当然地甚至很不屑地接受这一头衔，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曲解甚至亵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为。
中国知识界人士大概都对德雷福斯事件耳熟能详，我想它能够作为我们界定知识分子的标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知识分子群体是整个事件的力量之源，他们号召人们捍卫良知，他们认为捍卫德雷福斯的基本权利就是捍卫每一个人自己的基本权利，他们为捍卫这种权利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并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为法国的甚至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树立起了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开创了知识分子按照正义和良知的原则创造和改变现实的光荣传统。德雷福斯案件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法国依然在延续着这样的传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历史舞台上，罗曼·罗兰、莫里亚克、阿尔贝·加缪、萨特、雷蒙·阿隆、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马尔罗等一大批关注正义并且能够为正义和良知而奋斗的知识分子。
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试问，中国现代自鲁迅以来又有几人可以冠以知识分子的名号？我们不止一次地拿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相比，俄国在集权黑暗的统治下，产生了无数的赫尔岑、索尔仁尼琴，正是由于有社会良知、使命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浴血战斗，给俄国革命带来了力量和希望。不可否认，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为了民族独立时作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的，真正让中国人失望的是50年来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文化，然而人格的依附性和责任感的缺失使他们放弃了信仰。4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进入了一个混乱的年代。乱世是一块试金石，它可以十分有效地测出知识分子的纯洁度和硬度。在文革期间，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大面积地患了软骨症，经受不住现实的考验。正是那些昔日宣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读书人，留给了后人深深的失望，也使人们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无疑是种腐蚀，这种文化全面扼杀人的个性与自由，慢慢地形成了明哲保身的精神土壤，由此可知中国现代以来的那种软骨症是遗传的。利奥塔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死了”，艾恩·兰德针对60年代美国知识界说“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分子”。这些话可以深刻反映现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固然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谁知在统治阶级的暴力下，知识分子精神妥协、明哲保身，正是历史悠久的软骨症的遗传。
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时候百废俱兴，知识分子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关切的热情，以天下为己任，全身心投入国家的建设和新文化的构建中去，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美好的愿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价值观的改变是他们扮演了另外的一种角色，大面积的“文化精英”投身商海或官场，全身心地追求物欲的满足和仕途上的加官进爵，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沦落为只为自身生存发展的自私自利者。在金钱的巨大诱惑下，文化产品的从创作到制作，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劣根性：对上层社会，“枉道以从势”；而对人民大众，则“曲学以阿世”。实际上，在很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已没有真正的学术，如果有的话，那只是这些“学术者”追求名利的工具而已。这就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功利和浮躁，是学术进步的致命伤，这可能也是中国现在产生不了哈贝马斯那样的大师的重要原因吧！
然而事实是，我们现在不急需顾准那样的天才、也不急需要哈贝马斯那样的大师，却是迫切需要大量具有历史使命感、不急功近利、不浮躁、坚守人格操守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不顾人格的缺损而醉心功利，不是只关心自己的言论自由，而不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
这样看来，在中国这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在面临一种百废俱兴的文化重构之前，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重新的界定。这事关社会文化的进步。我们需要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了历史上文人对权力的依附状态，可以主动地立足于权力结构之外，自觉地以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加以批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福科说过，“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想想两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竭力表述的那些预言、承诺、指示和蓝图吧，那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班人来得快。殷海光先生同样推崇海耶克的说法，而我却认为海耶克忽视了知识分子的能动作用和精神的创造力。易中天先生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是一种非常认真的界定，这是对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特征精辟概括，突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使命感。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分子这一词上，要体现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只有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有独立人格而且能够为社会创造精神力量的人才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自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以来，近两三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又热闹起来。然而在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讨论知识分子，即使有建设性也是缺乏操作性的。殷海光先生在数十年前对于知识分子的思考，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曾经提出“道德，自由，民主，科学”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只有实现这四目，中国才有希望。”并且指出，“我们要实现这四目，必须积极地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要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必须有健全的知识分子作努力。怎样的知识分子才算得是健全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在教育事业较快发展的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普遍缺失，社会文化仍处于一个亟需创建的阶段，当代社会仍然是缺少知识分子的，至少是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殷文中说，“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这种说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苛求，然而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近年来，“知识分子”一词的泛滥成灾，一个读了书的人都被冠以知识分子的名号，而这些被尊称为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则欣欣然或是理所当然地甚至很不屑地接受这一头衔，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曲解甚至亵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为。
中国知识界人士大概都对德雷福斯事件耳熟能详，我想它能够作为我们界定知识分子的标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知识分子群体是整个事件的力量之源，他们号召人们捍卫良知，他们认为捍卫德雷福斯的基本权利就是捍卫每一个人自己的基本权利，他们为捍卫这种权利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并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为法国的甚至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树立起了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开创了知识分子按照正义和良知的原则创造和改变现实的光荣传统。德雷福斯案件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法国依然在延续着这样的传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历史舞台上，罗曼·罗兰、莫里亚克、阿尔贝·加缪、萨特、雷蒙·阿隆、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马尔罗等一大批关注正义并且能够为正义和良知而奋斗的知识分子。
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试问，中国现代自鲁迅以来又有几人可以冠以知识分子的名号？我们不止一次地拿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相比，俄国在集权黑暗的统治下，产生了无数的赫尔岑、索尔仁尼琴，正是由于有社会良知、使命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浴血战斗，给俄国革命带来了力量和希望。不可否认，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为了民族独立时作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的，真正让中国人失望的是50年来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文化，然而人格的依附性和责任感的缺失使他们放弃了信仰。4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进入了一个混乱的年代。乱世是一块试金石，它可以十分有效地测出知识分子的纯洁度和硬度。在文革期间，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大面积地患了软骨症，经受不住现实的考验。正是那些昔日宣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读书人，留给了后人深深的失望，也使人们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无疑是种腐蚀，这种文化全面扼杀人的个性与自由，慢慢地形成了明哲保身的精神土壤，由此可知中国现代以来的那种软骨症是遗传的。利奥塔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死了”，艾恩·兰德针对60年代美国知识界说“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分子”。这些话可以深刻反映现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固然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谁知在统治阶级的暴力下，知识分子精神妥协、明哲保身，正是历史悠久的软骨症的遗传。
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时候百废俱兴，知识分子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关切的热情，以天下为己任，全身心投入国家的建设和新文化的构建中去，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美好的愿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价值观的改变是他们扮演了另外的一种角色，大面积的“文化精英”投身商海或官场，全身心地追求物欲的满足和仕途上的加官进爵，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沦落为只为自身生存发展的自私自利者。在金钱的巨大诱惑下，文化产品的从创作到制作，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劣根性：对上层社会，“枉道以从势”；而对人民大众，则“曲学以阿世”。实际上，在很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已没有真正的学术，如果有的话，那只是这些“学术者”追求名利的工具而已。这就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功利和浮躁，是学术进步的致命伤，这可能也是中国现在产生不了哈贝马斯那样的大师的重要原因吧！
然而事实是，我们现在不急需顾准那样的天才、也不急需要哈贝马斯那样的大师，却是迫切需要大量具有历史使命感、不急功近利、不浮躁、坚守人格操守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不顾人格的缺损而醉心功利，不是只关心自己的言论自由，而不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
这样看来，在中国这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在面临一种百废俱兴的文化重构之前，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重新的界定。这事关社会文化的进步。我们需要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了历史上文人对权力的依附状态，可以主动地立足于权力结构之外，自觉地以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加以批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福科说过，“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想想两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竭力表述的那些预言、承诺、指示和蓝图吧，那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班人来得快。殷海光先生同样推崇海耶克的说法，而我却认为海耶克忽视了知识分子的能动作用和精神的创造力。易中天先生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是一种非常认真的界定，这是对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特征精辟概括，突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使命感。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分子这一词上，要体现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只有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有独立人格而且能够为社会创造精神力量的人才可以称为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