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历史变迁，无有一物能亘古不变，在某些历史剖面中，宗教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支持作用。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论证过如下命题“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对经济基础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同样的，中世纪晚期兴起的清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欧经济史的发展。因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陶尼曾说过，中世纪社会上的一切价值如果按层次摆成一金字塔，那么应以宗教为首。
清教（Puritanism）亦称新教（Protestantism）是16世纪起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统称，狭义地说，宗教改革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带有战斗性的群众性运动，早期可以追溯到产生于14世纪后期的英国下层教士中的劳拉德派。清教徒大多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中下层教士以及议会成员，归属于既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各种基督教宗派。他们大多信奉禁欲主义，坚持与神之直接联系，认为一切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满足肉体需要。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至于基督教的教义宗派不是本文的检讨对象。本文企图通过研究清教运动在中世纪西欧各主要国家（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种种经济政治现象，继而检讨诱使清教徒采取此类行动的宗教根源来完成本文的研究任务。
一 历史回溯
中世纪以来欧洲人所崇奉的价值以宗教为首要（最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过民族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地位），而随着海外拓殖、交通通信的不断发展；知识观念的不断加强，造成了欧洲人的一种赌博和冒险的资本主义性格。在西欧，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组织和运动的力量中，当推荷兰为先驱，以英国为集大成者。概括这一段历史，无非就是争权和夺利。
（一）争权
荷兰较英国之不同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王室，财政权和警察权多为下级权威所操纵，有效的政府总在最下端。由于中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各诸侯入不敷出，只好向各市镇让步以扩展财源。例如阿姆斯特丹曾获得1400年的新特许状，得到市政理事会的理事可以选举继任的权利，此举无疑增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另外14世纪一个重要发展则是省议会势力的抬头，他们积极参与各省侯国的诸侯王子的内政外交政策的检讨并成为13世纪以来的种趋势。
在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加尔文派只占 1/10 人口，至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者不能供职于市政府的规定。但是政府只注重保持荷兰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允许天主教、犹太教、再洗礼派公开活动与政治体系平行，不复在政争中增加纠葛。
如果说荷兰带有新教色彩的夺权运动还以较温和手段进行的话，那么在英国，国王与清教徒则通过内战来解决政权的归属问题。
英国议会下院为平民院，成员为乡绅及自治市的市民。由于全国财富逐渐落入他们之手，地位日高。他们就通过许多法规判定过去国王抽吨税与磅税为违法，采用了“褫夺公民权法案”来执行前爱尔兰总督斯樵夫德死刑，判大主教劳德5年监禁（在内战时期被处死），并且通过法案规定非经本身同意不能解散议会。其锋头之强劲可见一斑。清教徒的作为不外保持自己与神之直接联系，始终反对国王与主教插足其间。而詹姆士一世则一再不合时宜地强调君权神授，企图恢复天主教，此举严重影响到很多人的身家性命资财。于是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爆发了把查理一世送上断送台的内战。
1660年至1689年，英国农业已经开始与商业对流，因而问题由抽象变为实际，国事也可以由政党政治来解决，君权神授再也没有提出来的必要了。所以威廉与玛丽象征着英国在本质上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二）夺权
权力和金钱，就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而言，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经济史学家熊彼德曾说及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的原因：一是朝代国家向商人强迫借贷而通常有借无还，二是货币市场缺乏组织，二是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本身已消除前两点，第三点虽没有完全逆转，但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输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6%，甚至4%，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使得银行业、保险业的经营，遂得以超越国界，表现出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重组民族国家，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天主教的束缚，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但英国之改造，却比荷兰更彻底，把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已经正式放弃土地领主应有的骑士服务。1693年，皇室放弃民间矿产内发现之金银归国王的权利。于是矿业大兴，英国矿产开拓公司在短时间内募足资本125000磅。1694年成立了英伦银行彻底解决了过去英王以人身对财政负责，公私不分的问题。今后国家财政数字之短绌属于“赤字财政”，国债成为一种制度。资本家成了国家的债权人，大大增加了操纵国事的力量。英伦银行成立时有股东1267人，其原始资料指出，这批股东的成分毫无例外都是伦敦商人，他们的宗教剖面则是“彻底的新教徒”。
二宗教根源
前面以荷兰和英国做类比，罗列了部分史实，无非要说明清教运动的确在西欧经济史中涂抹过或浓或淡的几笔。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废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以一种新的控制方式代替旧的控制方式，代以对行为整体的管制，由于它渗入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故推行起来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无限热情。检讨此种努力和热情的根源，我以为天职概念和禁欲主义精神是一个关键所在。
（一）天职的概念
英语中的“Calling”，至少暗示着一种宗教观念，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务的概念。它来源于《圣经》，存在于所有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它也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包含着对尘世间日常行为的积极评价（这一点早在中世纪，甚至古希腊晚期就已萌芽），它把完成世俗事物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这种概念是全部新教派的核心教义。
为合理组织我们社会环境的利益而服务；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天生的直觉而行动；为非人格的社会效用服务看上去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也是符合上帝意愿的。所以作为清教徒的克伦威尔和他的新模范军总是以自由的名义参战，在战场上唱赞美诗，而在战胜论功之时，总要归功于神之光荣。（此举于中国之红枪会、义和团之流上阵必罚咒祈祷高呼刀枪不入颇有相似之处）他们之所以敢于弑君和成立民国，其宗教根源实源于此，都以为自己的积极性格概系神赐，在同时代一切都在转变之际，这种信仰可以发挥于其他的地方。
威廉*配第曾把17世纪荷兰经济强盛归源于下述事实，即那个国家的非国教教徒（加尔文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人数众多，“基本上都是爱思考、冷静持重的人，并且都相信劳动与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
（二）禁欲主义
因为圣徒永恒安息于来世，在现世中，人为了确定他的蒙恩状态，必须“趁着白天替派他来的人行善。”按着上帝意志的明确表示，只有行动，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才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这正是禁欲主义的主要态度。
听任本能地追求生活享受和这种享受所提供的一切，这正是禁欲主义所竭力反对的。清教徒所反对的正是封建王朝所努力保护的，因为此种具有反专制的禁欲倾向对于封建政体是非常危险的。
纯正的清教徒彻底否认通过教会和圣事可以获救，甚至反对在墓地举行任何宗教仪式，这正是与天主教截然不同之所在。因为这些因素非但无益于获救，反而助长情感上的幻想和对偶像崇拜的迷信。由于拒绝担任国家公职和对任何贵族生活方式的深恶痛绝，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工作的兴趣。
假如对生活的禁欲态度经得起考验，则财产越多，就越感到有责任为上帝的荣耀保持不使财产减少，并通过不懈努力使其增多。这种生活的伦理基础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同时总可以在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中找到。这种思想在当今欧美巨富身上仍可以得以体现，例如比尔*盖茨。
就事物的本质而言，任何真正的宗教运动都不能长久持续。清教运动也不例外，但它造就了今日欧美社会为数众多的经济载体——中产阶级（这些人大多数属于那些地位由低渐高的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这场伟大的清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禁欲主义的作用，而这些活动的经济作用一般只在纯粹的宗教热情高峰过去之后，才会充分显现出来。接着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
最后以道顿的《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形象描述做为结尾：兼任传教士使命的孤独的经济人，代替了班扬笔下那些匆匆穿过“浮华之市”赶往天国的精神孤独的朝圣者。
清教（Puritanism）亦称新教（Protestantism）是16世纪起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统称，狭义地说，宗教改革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带有战斗性的群众性运动，早期可以追溯到产生于14世纪后期的英国下层教士中的劳拉德派。清教徒大多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中下层教士以及议会成员，归属于既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各种基督教宗派。他们大多信奉禁欲主义，坚持与神之直接联系，认为一切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满足肉体需要。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至于基督教的教义宗派不是本文的检讨对象。本文企图通过研究清教运动在中世纪西欧各主要国家（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种种经济政治现象，继而检讨诱使清教徒采取此类行动的宗教根源来完成本文的研究任务。
一 历史回溯
中世纪以来欧洲人所崇奉的价值以宗教为首要（最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过民族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地位），而随着海外拓殖、交通通信的不断发展；知识观念的不断加强，造成了欧洲人的一种赌博和冒险的资本主义性格。在西欧，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组织和运动的力量中，当推荷兰为先驱，以英国为集大成者。概括这一段历史，无非就是争权和夺利。
（一）争权
荷兰较英国之不同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王室，财政权和警察权多为下级权威所操纵，有效的政府总在最下端。由于中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各诸侯入不敷出，只好向各市镇让步以扩展财源。例如阿姆斯特丹曾获得1400年的新特许状，得到市政理事会的理事可以选举继任的权利，此举无疑增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另外14世纪一个重要发展则是省议会势力的抬头，他们积极参与各省侯国的诸侯王子的内政外交政策的检讨并成为13世纪以来的种趋势。
在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加尔文派只占 1/10 人口，至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者不能供职于市政府的规定。但是政府只注重保持荷兰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允许天主教、犹太教、再洗礼派公开活动与政治体系平行，不复在政争中增加纠葛。
如果说荷兰带有新教色彩的夺权运动还以较温和手段进行的话，那么在英国，国王与清教徒则通过内战来解决政权的归属问题。
英国议会下院为平民院，成员为乡绅及自治市的市民。由于全国财富逐渐落入他们之手，地位日高。他们就通过许多法规判定过去国王抽吨税与磅税为违法，采用了“褫夺公民权法案”来执行前爱尔兰总督斯樵夫德死刑，判大主教劳德5年监禁（在内战时期被处死），并且通过法案规定非经本身同意不能解散议会。其锋头之强劲可见一斑。清教徒的作为不外保持自己与神之直接联系，始终反对国王与主教插足其间。而詹姆士一世则一再不合时宜地强调君权神授，企图恢复天主教，此举严重影响到很多人的身家性命资财。于是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爆发了把查理一世送上断送台的内战。
1660年至1689年，英国农业已经开始与商业对流，因而问题由抽象变为实际，国事也可以由政党政治来解决，君权神授再也没有提出来的必要了。所以威廉与玛丽象征着英国在本质上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二）夺权
权力和金钱，就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而言，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经济史学家熊彼德曾说及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的原因：一是朝代国家向商人强迫借贷而通常有借无还，二是货币市场缺乏组织，二是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本身已消除前两点，第三点虽没有完全逆转，但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输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6%，甚至4%，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使得银行业、保险业的经营，遂得以超越国界，表现出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重组民族国家，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天主教的束缚，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但英国之改造，却比荷兰更彻底，把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已经正式放弃土地领主应有的骑士服务。1693年，皇室放弃民间矿产内发现之金银归国王的权利。于是矿业大兴，英国矿产开拓公司在短时间内募足资本125000磅。1694年成立了英伦银行彻底解决了过去英王以人身对财政负责，公私不分的问题。今后国家财政数字之短绌属于“赤字财政”，国债成为一种制度。资本家成了国家的债权人，大大增加了操纵国事的力量。英伦银行成立时有股东1267人，其原始资料指出，这批股东的成分毫无例外都是伦敦商人，他们的宗教剖面则是“彻底的新教徒”。
二宗教根源
前面以荷兰和英国做类比，罗列了部分史实，无非要说明清教运动的确在西欧经济史中涂抹过或浓或淡的几笔。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废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以一种新的控制方式代替旧的控制方式，代以对行为整体的管制，由于它渗入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故推行起来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无限热情。检讨此种努力和热情的根源，我以为天职概念和禁欲主义精神是一个关键所在。
（一）天职的概念
英语中的“Calling”，至少暗示着一种宗教观念，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务的概念。它来源于《圣经》，存在于所有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它也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包含着对尘世间日常行为的积极评价（这一点早在中世纪，甚至古希腊晚期就已萌芽），它把完成世俗事物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这种概念是全部新教派的核心教义。
为合理组织我们社会环境的利益而服务；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天生的直觉而行动；为非人格的社会效用服务看上去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也是符合上帝意愿的。所以作为清教徒的克伦威尔和他的新模范军总是以自由的名义参战，在战场上唱赞美诗，而在战胜论功之时，总要归功于神之光荣。（此举于中国之红枪会、义和团之流上阵必罚咒祈祷高呼刀枪不入颇有相似之处）他们之所以敢于弑君和成立民国，其宗教根源实源于此，都以为自己的积极性格概系神赐，在同时代一切都在转变之际，这种信仰可以发挥于其他的地方。
威廉*配第曾把17世纪荷兰经济强盛归源于下述事实，即那个国家的非国教教徒（加尔文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人数众多，“基本上都是爱思考、冷静持重的人，并且都相信劳动与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
（二）禁欲主义
因为圣徒永恒安息于来世，在现世中，人为了确定他的蒙恩状态，必须“趁着白天替派他来的人行善。”按着上帝意志的明确表示，只有行动，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才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这正是禁欲主义的主要态度。
听任本能地追求生活享受和这种享受所提供的一切，这正是禁欲主义所竭力反对的。清教徒所反对的正是封建王朝所努力保护的，因为此种具有反专制的禁欲倾向对于封建政体是非常危险的。
纯正的清教徒彻底否认通过教会和圣事可以获救，甚至反对在墓地举行任何宗教仪式，这正是与天主教截然不同之所在。因为这些因素非但无益于获救，反而助长情感上的幻想和对偶像崇拜的迷信。由于拒绝担任国家公职和对任何贵族生活方式的深恶痛绝，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工作的兴趣。
假如对生活的禁欲态度经得起考验，则财产越多，就越感到有责任为上帝的荣耀保持不使财产减少，并通过不懈努力使其增多。这种生活的伦理基础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同时总可以在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中找到。这种思想在当今欧美巨富身上仍可以得以体现，例如比尔*盖茨。
就事物的本质而言，任何真正的宗教运动都不能长久持续。清教运动也不例外，但它造就了今日欧美社会为数众多的经济载体——中产阶级（这些人大多数属于那些地位由低渐高的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这场伟大的清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禁欲主义的作用，而这些活动的经济作用一般只在纯粹的宗教热情高峰过去之后，才会充分显现出来。接着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
最后以道顿的《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形象描述做为结尾：兼任传教士使命的孤独的经济人，代替了班扬笔下那些匆匆穿过“浮华之市”赶往天国的精神孤独的朝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