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中国企业的政企不分在20年后并没有完全解决。

1984年，正当联想在一间小平房里开始进行创业的时候，中国企业的第一次改制潮也开始了。

在上海，饭店业是较早进行改制的行业。经过酝酿和准备，1984年12月26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建立上海新亚（集团）联营公司，新亚的前身是市商业二局的市饮食服务公司，同年设立的上海锦江（集团）公司是从市政府接待口转制的、上海东湖（集团）公司是从市委接待口转制的，上海华亭（集团）公司是从市旅游局接待口转制的，次年的上海衡山（集团）公司是从市接待办口子转制的，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为“上海五大饭店集团”的由来。这个转制是初步的，从形式上解决了政企分开。当时对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太清楚，看到香港报纸上出现“联营公司”的字眼，就先搬用起来。

我厂何义钊厂长参加全国第一次厂长、经理考试，两门课都在85分以上，成为少有的双优生。上海市财政贸易系统之外的单位想把何义钊调用，时任市财政贸易办公室党委书记的潘其昌说，还不如我们自己用。因此，何义钊调到市商业二局任副局长，并且开始筹建上海新亚（集团）联营公司。上海新亚（集团）联营公司成立后，何义钊任总经理。

在工厂，开始了生产体制改革。上海渔轮厂学习天津新港船厂经验实行事业部制，新港船厂是向日本的船厂学习后实行事业部制的。上海渔轮厂成立了造船事业部、修船事业部和其他辅助的事业部。20年以后的上海，事业部制依然作为先进的组织形式被许多大企业所采用。何义钊离开上海渔轮厂后，由张成强担任厂长，张成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下乡时把自己仅有的7000元拿出来供生产队买拖拉机，他的厂长风格是比较强硬的。

（我在2004年的想法：现在，国有资产由国资委系统管理依然带有政企不分。除了中央企业以外，中国绝大部分的国有资产都是分地方管理的。而国有资产分地方管理存在一定弊端，一是相对于跨国企业而言，都是地方性的小山头林立；二是每个企业的主业化程度都不高，都是多元化经营；三是造成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自相残杀，而跨国公司却可以分而治之；四是影响了国有企业走向全球的步伐，“因为攘外必先安内”，许多企业在国内尚未取得竞争优势前，不敢大胆出境。我认为把国有资产从分地方管理改变为分产业管理的好处一是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专业化集中的规律，企业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二是每个大企业都有分布全国的企业，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三是基本上杜绝了国有企业的同业竞争、甚至是自相残杀；四是大大增强了国有企业走向全球的能力。如果实施中央和地方的国企进行股权置换，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更理想，是中国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跨国企业的捷径。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企业家不应该由政府任命、为政府负责，他应该由市场机制产生、为社会财富和社会和谐负责。）

这年上海经历了半个世纪里最危险的一天。1984年5月21日夜，受南黄海里氏6.2级地震的影响，上海全市强烈有感。在当时报纸上的报导是极其简单的，然而其实这是上海半个世纪中最强烈的一次地震，我认为也是半个世纪中上海最危险的一天。正当大家熟睡的时候，被强烈的震动惊醒。第一波的震动是上下垂直的抖动，过一会的第二波震动是横向的摇动，仿佛是要先把房屋的架子拍松动后再来摧毁它。房屋里的一切东西仿佛都在发出声音，电灯在空中像秋千一样地摆动。很多人跑到室外，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聚集了许多人。后来有报导说有人跳楼后摔成骨折。后来听说宝钢高炉的避雷针被震下。以前认为上海是冲击平原，土质松软，不会发生大的地震，这次地震否定了这个结论。当时我听几个高级工程师的意见说，如果震动再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形成灾难。还记得当时自己对危机的应对，求生毕竟是人的本能。后来在2003年3月23日4时38分，南黄海发生里氏4.9级地震，震中位置在北纬34度57分，东经124度27分，因为离最近的陆地山东半岛有300公里，因此没有任何影响。南黄海地区是国家确定的重点监测区之一，因为有地震活跃期中后期的疑迹，不能排除未来几年发生6级以上强震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杞人忧天，但是居安思危是需要的，抗灾的意识和演习也是不能忘却的。

12月19日，我国和联合王国共同发表关系到香港未来的中英联合声明。

1984年，上海锦江集团、东湖集团、华亭集团、新亚集团设立。

中央美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上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第一次公开招聘模特儿，吸引了171个报名者。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公开名字。

（时代录音）1984年的一首歌：张明敏在春节联欢晚会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一夜红遍中国。“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胸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