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要多教学少走穴


     近几年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不知是真理解了“知识经济”的含义,还是一知半解的追捧,总之“知识就是金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当然,相比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然而正如诸多事物的中国化过程大多存在尴尬一样,知识和经济的结合更在现实中更像是简单的知识与金钱的等价。

    教师相比于大多数国民来说应该属于有知识的群体。从传统来说,这一群体一直享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尽管这一群体在几十年前被人为的贬低为“臭老九”,甚至比妓女的地位还低,但是现在至少在大多数地区,教师正被社会重新认可,逐渐回归常态。在十几年前,甚至也可以说在几年前,由于不存在一个知识的市场,教师们所拥有的知识至多被局限在精神财富的范畴,唯一可以视为物化评价的可能是工资和奖金。但现在,知识的市场正在或者已经形成。由于出现了无数的买者,这个市场从以往的学校教育延伸出来,开始真正扮演“市场”的角色,并且与它的原点——学校教育是如此的不同。外围的蛋糕越来越诱人,在市场的逻辑中利益是最有效的驱动力,“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观念其实并不合适。因为当这个原点在向外围扩张的同时,也在收紧以使能够包围自己的内核。在内核市场中,也即是在传统的教育领域,绝大多数的最终消费者并不是购买者,真正的购买者是这些“消费上帝”的家长,他们愿意掏钱购买教育产品。一个基本的国情是,当孩子长大到十七、八岁的时候,父辈们容易认为时代已不属于自己,希望应该在孩子的身上,包括自己没能实现的愿望。于是很多人在四十多岁以后就不再是为自己而生活。这种情感至少应该获得理解,因为现实的社会并不是有很多“向上走”的途径,教育成了预期比较美好的选择。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事实:无论是白领还是民工,他们都会尽自己所能将孩子送进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当然,成功在99%的情况下只属于前者。从经济学上说,当这个社会有了足够的买方之后,生产者不出现或者生产者不提供商品几乎是非理性的。在理性(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刺激下,所谓的教辅经济、家庭经济、择校经济……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的购买力来自企业,他们需要有人给自己出主意、宣传、策划,以使企业能够发展壮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与公共事物并不多大关系,即使他们在培训中被欺骗以至无所得,一般情况下它也只是法律事件,而不是公共事件。所以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企业,而是教授走穴的行为。从各种媒体的消息来看,专家学者走穴现象在当今中国异常红火。四处演说、讲课、作报告、到企业做诊断,当企业顾问……活动密集,场次频繁。

教师作为理性和经济的动物(这无丝毫的贬义),虽然近几年的待遇与以往已有天壤之别,但是追求生活更加丰裕完全应该理解。所以笔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为教师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走穴无可厚非,正如一位国内经济学教授说的那样,一些人不以文盲挣大钱为杵,为什么就要对教师挣点钱就大惊小怪呢?

但是,在“绝大多数”之外,在一个范围内——教师中的教授圈子应该被区别对待,这可以看作是笔者的理性出现意外,以致偏执的观点“教授应该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教学、研究上,而不是走穴”战胜了理性。唯一可以称为这一观点的逻辑基础是,教授们作为“文化精英”理应将自己的比较优势(其实是绝对优势)贡献给社会,走穴的绝对优势属于歌手、演员。这种绝对优势的差别,也导致了他们所应“生产”的“产品”不同。前者应该专注于培养人才、学术研究,后者则给人们带来娱乐、谈资。

现实的不满往往出于比较。我们可以看看印度的例子。虽然印度在一些人眼里被视为中国的威胁或者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至少他们的教授不是在走穴,换句话说“走穴”至少不被认为是一种常态。走穴现象在印度学术界之所以十分少见。一方面这得益于印度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浓厚,教授的待遇普遍较好。“印度主要国立大学的普通讲师月薪都在1万卢比(1美元约合44卢比)以上,副教授至少1.5万卢比,教授拿到2万到3万卢比则是家常便饭。”与之相比,印度普通城市工薪阶层平均每月是几千卢比。此外,大学教师还有包括医疗在内的各种补贴以及令人羡慕的住房,各种待遇折合成货币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所以在印度,如果你到教授的家中做客,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有漂亮的房子且每户基本都添置了轿车,而且家里少不了用人。很多人认为中国教授待遇低是教授热衷走穴的一个原因,但事实上,教授的待遇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相比已经不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345元人民币,就全年来看,相信也就是在3千元左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4815元,预计全年应该在万元左右。(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另一组资料显示,1984年至今的20年间,高校教师的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7.8倍。2003年,高等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超过2.33万元。这还仅仅是工资收入,目前,大学教师的收入越来越多元化,不仅来自工资和岗位津贴,除学校的课时费外,一些高校院系内部还有课时补贴。据北京语言大学有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教授年收入高的约为10余万元,一般平均为7万至8万元。(《教师节特刊·关怀篇——高校教师工资增长近18  2004-09-10 北京娱乐信报)应该说年收入十万,在教授中间是一个中等的收入,现在已经有不少名教授的收入达到百万。在福利方面教授仍能享受到国家和学校的住房优惠,以及名目繁多的补贴。可说总体上我国的教授待遇已经很不错,跟普通居民相比更是相差数倍甚至数十倍。如果简单的将走穴归咎于此,似乎缺乏根据。

 另一方面印度教授不走穴应该归因于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严格规定。笔者从资料中了解到,印度政府早在1986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政策中就提出了教师考评制度,以使大学教师将更多时间放在教学和备课上。1987年,印度政府人力资源部下属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任命了教师考评工作小组,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指导各国立大学建立起了教师年度个人考评制度,其中除科研、教学革新、授课效果等内容外,教师的出勤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指标。此外,如果教师应邀外出讲课,必须首先得到系主任同意,然后报校方批准,否则就以缺勤论处。在收入来源方面,印度许多国立大学都有明文规定,除著书立传以及发表文章获取合法版税稿酬外,教师不允许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发现拥有双重收入者,校方将会毫不留情地立即将其开除。在出勤率方面,印度几乎所有的国立大学都有明文规定:无论是教授、副教授还是讲师,大学教师一学年教学天数为180天,每周工作5天,40小时。(据《在外兼职会被开除  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印度学者不敢走穴》 钱峰  环球时报) 20040917 第十四版)如果一个教授要真正做好本职工作,并且达到出勤指标,几乎就很少有时间去“走穴”。而国内的情况刚好相反,在收入方面教授都实现了“多元化”,有些教授去企业做一场讲座就是好几千,有的是自己办起了公司,于是上不上课就变的无关紧要。在一些高校,这样的教授还被视为能人。至于出勤,国内很少有这方面的考核标准。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只能在上课的时候见到教授,其它时间就难得一见了。即使不说教授,自己的班主任一年也难得见几次面。至于说每天做班五小时就更是闻所未闻。笔者一位朋友的导师是校长,他说他就见过导师两次面,一次导师见面会,一次毕业典礼。
    
此外,印度大学竞争激烈,教授不敢放松工作也是一个原因。国内的教授大多是按部就班从副教授中晋升,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很高的学术水平。一部分人由于工作年限已经达到或者即将退休,不给教授职称说不过去,这类教授是“熬”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通过非学术途径得到的,这类教授是“跑”出来。并且大部分的教授都是直接从本校晋升的,很少有从校外招聘。印度的教授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根据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关于高校教师聘任基本资格的规定》,只要是拥有高质量论著的知名学者,或者有10年研究生教学经历以及在国家级研究机构有10年科研经历的申请人,都有望被聘为教授。(据《在外兼职会被开除  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印度学者不敢走穴》 钱峰  环球时报) 20040917 第十四版)由于印度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待遇又好,因此教授职位竞争激烈,大学教师们只有想方设法多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才能保证不被淘汰。自然也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而“走穴”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大学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开始逐渐规范教授的行为。但是氛围的培养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还需要有制度上的保障,包括教授的晋升、招聘如何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依据是真正的学术水平而不是“功夫在学术外”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的教授能反省自己的行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当然,这两方面都需要外界的督促,包括舆论的压力)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教授、学者们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不是整天“赶场子”。